首先与“特殊派”短兵相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他在2007年第2期的《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作者在文中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呼吁民主宪政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此文引起极大轰动，众多学者、媒体都参与到讨论之中。
完全同意谢文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观点的人很少，其中有杜光和王家典。
杜光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等问题答客问”中认为，“谢文把民主社会主义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促使大家更切实地面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
王家典在“恩格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说，“恩格斯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人。恩格斯率领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整整一代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在他逝世之后，仍然继承着他的遗训，沿着他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这就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的历史性成就。”
批评、反对谢文观点的声音占多数，基本都是围绕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分展看论述。激进一些的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因此无法为我所用；平和一些的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与中国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毕竟不同。批评、反对的声音主要有：
张树华：苏联解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德]项观奇 李红岩：谢韬先生是如何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
肖楠：我们要理解和读懂恩格斯
作者霜叶更是先后八评谢文，就谢文在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解读方面存在的“硬伤”一一作出回应，最后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不在于从世界范围去搬哪种模式的问题，而在于“广泛借鉴、走自己的路”，继续开拓创新。霜叶的八评如下：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正确认识和对待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完全认同民主社会主义 更不能照搬”等文章，对讨论作出回应并确定基调，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对民主社会主义展开批评（前面列举的批评、反对文章许多都在主流媒体发表）。
在批评、反驳的同时，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策划了“中国民主模式”系列专题，专题第一期讨论的是“中国民主模式是否已形成”，在《人民论坛》2007年4月第八期上推出。参与讨论的学者大都认为，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完全可以发展出一套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更直言“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许耀桐教授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力量、经济基础、民主发展的方式、步骤以及民主发展的重点、次序等五个方面高度概括了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特色。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朱教授认为，中国诞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杨教授则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创新不断涌现，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北京大学燕继荣副教授撰文指出，20多年中国改革实际上是在“治民”和“治官”两个方向展开，这种通过保持民间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来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独特路径可能为民主化提供了另一种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洲研究室副主任孙晋忠认为，有多少个民主国家，就有多少种民主实践。中国的民主实践以社会的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证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既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还达到较高经济发展的国家现代化道路。
该专题系列文章如下：
房宁在去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呼吁“让民主从误解中摆脱出来”。他认为，在中国语境中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强势地位已经干扰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妨碍了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致使许多人患上了“民主色盲症”。为此，他认为，应当着眼于中国的民主实践，以中国的经验为基础，构建中国的民主话语体系。房宁在文中反驳了他所谓的在民主问题上流行的几大误解：“把选举等同于民主”、“民主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可以防止最坏的”、“民主是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多党制能够遏制腐败”、“在当前情况下扩大党内民主是一种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潘维发表在《环球时报》的文章“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从更普遍的意义上，主张中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勇于开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竞争，解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解构所谓“普世”价值，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他认为，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
高放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民主模式”中，认为东西方的民主模式有所不同：当代西方的民主模式通常是国家机关三权分立，多党平等竞争，轮流执政；中国从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就独创了自己的新模式，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领导，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方，中国自己独特的民主模式几十年来历经周折，已经基本确立，但是还不够完善。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完善，应该从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三个方面着手。
高放在另一篇文章“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演变”中提出，不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是“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中国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改变。
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达沃斯年会上反击了国外媒体指责“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的言论。他认为，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中国也以民主为目标，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各国情况千差万别，民主的实现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外来力量不能强加。”（吴建民：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张维为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最近的一篇文章说，“西方还是没有摆脱“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张维为：当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
模式之争，意义何在？
在这一轮模式之争之前，2006年初的时候，《求是》杂志就曾经发文说明西方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思考关于民主模式的争论，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是“讨论民主，不应在‘中国民主模式’、‘中国式民主’、‘民主发展模式的特色’是什么不是什么多下工夫，主要是看民主是否真正表达了人民的意愿、真正保证了人民权利的行使、真正维护了人民利益的实现多动点脑子，这才是最根本的。”对此，许耀桐教授给出的回复是：“如果否定‘中国民主模式’、‘中国式民主’、‘民主发展模式的特色’存在的理由，就必然要去照搬照抄人家的模式，那就完全错了。”（许耀桐回应网友：民主模式是否多样性？）
首先，不在“中国民主模式”是什么不是什么上下工夫，不意味着否定“中国民主模式”，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去照搬西方的模式。就像朱学勤说的，“现代民主在英美地区发端，但不能说现代民主就是英美地区的特产，只配当地使用，不适合中华民族。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适程度。但民主在哪个地区以什么形式出现，则肯定因国别而异，因民族而异，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朱学勤：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警惕的是以中国特色为藉口，对民主欲迎又拒，抵制民主进中国。朱学勤的论据是，“‘中国特殊论’不是现在发明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发明的，那时用来抵制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一个是知识界普遍要求的民主宪政。而共产党人与知识界在理论上反抗蒋介石的独裁，手中利器就是这个民主普世性，而不是民主特殊性。”（朱学勤，同上）
回归宪政民主
徐友渔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他从深层次的基础原理入手，探讨了民主社会主义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的关系。他认为，对于宪政民主基本原理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离开宪政平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秦晖通过考察1848－1923年间国际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演变，还原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的历史过程及其与宪政民主的关系。
徐友渔认为，宪政民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制约政府的权力，它必须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个人财产权，对宪法和法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符合人类文明的阐述。
他认为，中国的前途根本在于实现宪政民主，某些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真正的、纯粹的、正统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与这个目标相比不能不居次要位置，或者说，其价值和重要性只能视其如何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徐友渔另一篇文章中国式民主的模式和道路可供参考）
对待民主模式之争，是否可以抛开孰为正统、孰更纯粹这一“器”层面的争论，上升一个层次，回归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