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艺复兴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种艰难不是来自自然环境，而是来自人心中的魔障。不破除这样的魔障，个人就无法挣脱自我生成的茧衣的束缚。用来质疑中国文艺复兴最常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大师难题”。其大意是，中国需要文艺复兴，道理没错，可是中国有思想巨人文化大师吗？你看看人家意大利的、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师在那里撑着，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伯雷、莎士比亚等不胜枚举。每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你再看看中国，文人被圈养，学者忙着职称、课题、职务，艺术家忙着去挣钱，创作不再是基于痛苦的思索和咆哮，而是拜金的奴隶。中国的文艺复兴能指望这样的人？文艺复兴需要天才，中国有吗？文艺复兴需要大师去来指引方向，中国有吗？其结论是，没有大师，就没有文艺复兴。还是等一批大师出来，再谈复兴吧。

但是，我认为，中国没有大师，更需要文艺复兴。中国现在只是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当然大师短缺。如果大师如云，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早就如火如荼了。文艺复兴正在到来，思想文化的巨人们也正在到来。

再看看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上面提到的大师都是在文艺复兴过程中产生的。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当然没有伴随着文艺复兴出现的大师。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被册封的大师，往往是文艺复兴的掣肘。所以，我坚信，在中国，只有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后，才会有文艺复兴所造就的大师。例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是运动过程中才成为主将的。再说，大师从来不是被体制培养出来的，从来都是自我成就的。

还有一种看法，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制造大师。似乎只要造就了几个大师，文艺复兴就完成其历史使命了。然而，这种看法颠倒了主次。大师只是文艺复兴的助推器之一，不是文复兴的目的。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确立个人的人格独立与尊严，思想的自由与解放。只要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秩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纵然没有制造出大师那又何妨？个体尊严与大师有何干系呢？没有大师就不需要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吗？况且，文艺复兴不是学术界的事，不是几个大师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

以大师为启动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以制造大师为文艺复兴的标志，以大师的思想来替代自己思维，我认为，这种观念反应了盛行于中国已经数千年的那种小草思维，或者说“草民人格”。就像那首著名的歌词所描述的那样，持这种观念的人总是把自己看作小草，充满自卑，缺乏自信，淡漠尊严，随时准备被权力之风任意摆布。更有害的是，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小草，而且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小草。若有人不甘心作小草，这些人首先不乐意。

但是我要说，你就是大师，就是大树！也许别人在专业成就上堪称大树、大师，但是，在人格上，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是大树。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所要告诉世人的，其使命也正是要在观念把每个人从小草变成大树！

附录：

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这样的运动，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材”！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的一次精神涅?，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破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一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难以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经历种种历史关口，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仍未被确立，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也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显然并未达成这一目标。

　　未竟的事业必须要完成，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润。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有待进一步解放。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500年，还能更晚吗？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人文运动

杨鹏
　　　　
　　编者按：上周本版刊发刘军宁先生《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后，在网络舆论和国内思想界引发了热烈回应。为把讨论引向深入，本期特刊发两篇反馈文章，以飨读者。是耶非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辩论思考中凝练问题意识，获得人文情怀。
　　
　　一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作者以先知般的激情，宣告自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而写，他预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人文时代将降临中华大地。这篇文章带着特有的青春理想气息，搅动了沉闷疲软多年的思想世界。有网民这样欢呼：“恶俗世侩的大地上空，卷起了激越的理想之风。”阅读网民热烈的回应，不由得让人感到，人们已经厌恶透了思想文化界弥漫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风气，人们欢迎独立自尊的人格，欢迎自由平等的精神，欢迎理性而刚健的理想主义。

　　我归纳出刘军宁文章提到的“新人文运动”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弘扬个体本位价值。第二个要点，是生动的艺术形式。以个体为本位而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价值诉求，应当以文艺的形式走向大众，以构建民主宪政转型的健康的大众文化。因为“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第三点，是复兴中国古典文化中符合普世价值的要素。要重视中国古典文化，重新研究和清理中国文化遗产，从中寻找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相通的文化要素，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因为“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个人心中产生的观念和情感，往往是对社会历史精神变化的某种感悟和回应。刘军宁提到的这三个核心要点，得到不少学者和网民的回应，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变化呢？我将其概括为“自由民主精神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诉求”。大众最易接受的，是形象化、感性化的方式。大众最易接受的，是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方式。没有普世价值的文艺，普世价值就难以大众化，没有普世价值的民族化风格，普世价值也难以大众化。人性是相通的，普世价值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基础上。普世价值已不满足于以专业知识的形式在知识界流动，它要求超越大学的讲堂，冲出学院的围墙，与大众的心灵互动，激发出中国人心灵深处潜藏的普世价值，将普世价值转化为中国的大众文化，为民主宪政制度转型和顺利发展奠定大众文化和风俗的基础。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倡导是正确的，“新人文运动兴起”的预测是正确的，它表达的是时代的需要，它传达的是心灵的渴求。中国正进入一个正义情感的积累期，以自由和人格尊严为核心的、诉诸人心灵和情感的新文艺，将超越经济学和法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更为广泛深入的影响。
　　
　　二

　　改革以来，以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而悄然兴起。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经济学中。经过几十年经济学界的努力，现代经济学知识逐渐转化成了学界和政界的常识。惟有开放的自由竞争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的持续繁荣，这些观念已得到现实经济发展的证明。尽管不合理的干预及官商垄断仍在不断扭曲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断制造出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但人们知道这样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回到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铁笼子来解决，只能通过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和完善法治来解决。

　　近十多年来，继经济学之后，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在法学中兴起。经过十多年的迅速普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会、权力约束与权力制衡、民主参与这些观念已逐步变成了知识界的常识，并在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间的维权实践中逐步得到了体现。

　　改革30年来，现代经济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经济的道理，现代法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政治的道理，但问题是，人们却仍然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面对价值混乱、权力腐败、垄断利益、市场扭曲、司法不公、权力不受约束、欺诈横行等等问题。我们的经济进步了，我们的社会公共领域似乎并没有因之而进步。

　　知易行难。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道理讲不清的问题，而是道理与信仰及情感没有结合起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认识不到问题的问题，而是认识到问题而缺少解决问题的责任心与勇气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专业性社会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而是民众缺少参与的激情与动力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认识世界的困难，而是社会各界共同行动起来改造世界的困难。我认为，刘军宁倡导“文艺复兴”和预言“新人文运动”，正是基于对此现实困境的感悟，正是基于对被压抑的灵魂的烦闷和不满的感悟。他找到的解决办法正是自由民主价值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因此他呼唤文艺界自觉起来，担当起改造中国的重任，创造出以新价值为核心的文艺作品；他呼唤学术界行动起来，从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寻找有利于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要素，将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建立起中国自己风格的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文化传统。因为，普世价值必须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文化要素必须被激活，中国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三

　　历史的发展总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90多年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那是一个以科学反对迷信，以人权反对专制，以平等反对特权，以自由的个体反对伪集体的文化运动，它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次精神动员，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坚实的一步。刘军宁今天所诉求的一切，都已被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所提到甚至开始实践。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之一，就是颂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新文化运动提出过要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优秀要素，为此它还有一个“整理国故”的运动。新文化运动创造出了许多至今仍为人们喜爱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和动乱打断了它的延续性和建设性，新文化运动只是如同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思想上空，没有能触及到大众的心灵深处，没有建设出构建现代中国心灵的深厚的大众文化传统。而且，时代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表现出一些今天的中国人应当警惕的特点：它更多是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它更多是激烈的，而非理性的；它更多是叛逆性的，而非治理性的；它更多是打破规则的，而非重建规则的；它更多是急躁的，不是坚忍的；它更多是浪漫的，不是理性的；它迅速地政治冲突化，而不是耐心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奠定扎实的文化革新基础。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它在颂扬个性自由的同时，忘了惟有平等参与的公共精神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就个体而言要有自由精神，对群体而言要有公共精神，唯有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人，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没有公共精神，如果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改善公共领域的行动中来，如果不能建立起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公共制度，那么个性自由与意志放纵的结局，就只会是集权与专制。权力不受约束和权力腐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约束和制止，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垄断利益与市场扭曲，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去清除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司法不公与欺诈横行，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去抗拒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公共精神就没有自由，我们缺少的不是自由，而是争取自由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自由人的联合精神，它要求我们在追求个体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担当起个体自由的责任，建立起保障自由的道德、法律和制度。没有公共责任的担当，没有对他人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个体意志自由的追求就会脱离它原本的美丽，演化为野兽争强斗狠的暴力的搏斗。

　　个体自由的追求，需要公共精神的支撑，这可能是新文化运动可以留给我们反思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人文运动”的起点。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文艺复兴岂需良辰吉日？

熊培云
　　
　　有人梦里回到唐朝，有人梦里回到先秦。自从意识到本国沦落为“文化小国”，中国人对“文艺复兴”一词可谓梦萦魂牵———既痛彻骨髓，也爱彻骨髓。

　　审时度势，刘军宁先生最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呼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其情也殷殷，其势也磅礴，读来令人唏嘘感动。然而，文中部分观点，笔者实不敢苟同。
　　
　　文艺复兴与盖屋上梁

　　比如，刘军宁先生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不知何故，刘先生在此用了“绝对成熟”这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却未做任何解释。“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诚然不假，然而，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这样“今天是个好日子”式的论据来吁请今世之文艺复兴，在客观上贬低其他历史时期的愿望，不说是曲解了文艺复兴，至少对于此番呼吁陈情而言有如“狗尾续貂”。

　　不可否认，一切文艺都是人的文艺，除了人之外，本无所谓其他重要条件。文艺复兴事关创造，而创造源自于人类追求自由与美的本性，它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只有在客观上争取到多和少的问题，而无主观上可有可无的问题。试问古往今来，大凡智力正常者，有谁甘心自己的创造被权力、社会或旧有观念所湮没？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艺复兴”的种子，都渴望生根发芽。

　　进一步说，文艺复兴发生于日常生活，发生于每个人对自己创造力的坚持与创造物的坚守，我们认同文艺复兴的价值，但不必像乡下迷信的人盖屋上房梁一样，非要择一个良辰吉日才肯文艺。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是个体力量的崛起，就必须承认，只要对文艺的压抑存在，只要对个体创造的压抑存在，那么任何时间都是文艺复兴的最佳时间。就像我们承认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拥有人权，因为人是人权惟一真实而持久的条件。
　　
　　不是运动，也非项目

　　所谓“文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谋求文艺复兴的结果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常态，它决定了作为过程的文艺复兴既不是一场可能随时结束的运动、一个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的项目，其愿望与前景也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盛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只是对人类过往生活的一种抽象的概括，是一种“去芜存精”的历史的减法。事实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繁荣与历史增量，并不是因为有人响应“文艺复兴”的号角才得以实现。换言之，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动员，才有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同去同去”；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才有了那些辉耀今世的美轮美奂的创造。

　　与此同时，当我们将文艺复兴比作一个需要等到“时机成熟”方可启动的项目，那些反对“文艺复兴”或创作自由的论争者们，就可以用相同的逻辑来反对你。承认现在“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变相认同文艺复兴是一场有最佳时间的“运动”，更意味着在客观上对历史上种种压抑文艺的行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辩护。任何不开放的时代，都可能借口“时机尚未成熟”来压抑文艺与个人，或者轻描淡写地声称——“既然有更好的时机，我们为什么不稍安勿躁，再耐心等一等呢？
　　
　　是文艺复兴，还是社会重生？

　　弗朗索瓦一世被尊为法国的“文艺复兴之父”，他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意大利战争，结果功败垂成，当了俘虏；二是积极向当时已经气象万千的意大利学习，他也因此青史留名。打意大利战争，人为刀剑所消受，向意大利学习，人因思想而上升。显然，刀剑对人类做的是减法，而思想却在做加法。以此为鉴，我们相信，坚持文艺复兴时代的价值，就在于让每个人，无论他生活于一个怎样的时代，都要而且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思想与创造做历史的加法。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

　　事实上，无论在英文，还是法文中，“Renaissance”一词都没有“文艺”内涵，其本义只是“重生”或“新生”。由此出发，文艺复兴不过是个人及其创造从神权统治下被救赎出来的过程与结果——只不过此一时期的光怪陆离，多通过文艺表现并流传于后世，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彼一时代的赏心悦目全在文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源于生活，承认艺术自由源于个体自由，就不难发现，文艺复兴的出现，不过是个体生活再造后的必然结果与外在表征。

　　显而易见，“文艺复兴”不只是文艺上的复兴，人本主义的降临也不是对希腊文明的简单复制。这场揭开中世纪葬礼序幕的“重生”本质上说是“个人与社会的重生”，是一个以人本主义为美的新时代的呱呱坠地，是一个以个体创造为价值指引的新社会的脱颖而出。它四射的光芒穿透中世纪的黑暗，既续接了古希腊文明的人的传统，又对即将到来的启蒙时代敞开了大门。

　　应该说，希腊文明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希腊的神没有丧失人性，他们永远和人类纠缠在一起。众所周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无不满怀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与哀乐喜怒。那些手眼通天的神，亦不过是人世间被夸大的英雄。回望中国，意味深长的是，就在不久前，当有雕塑家在网上公开制作“哭泣的孔子”的泥塑时，立即有网民怒不可遏。在我看来，网民表达自己对孔子的独一无二的爱戴时，似乎也剥夺了孔子身为凡夫俗子的哭泣的权利，压抑了当代人基于历史的创造。

　　个体创造是人类一切创造的基石。如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所说，考察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理性的几乎全部杰作，都应当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而且常受迫害的人”。援此而论，有理由相信，现代文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竭尽可能确保人类进入“凡创造者必得时代报偿”的正义之境。

　　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只是个体重生的意外惊喜，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一场文艺复兴，不如说是一次社会再造运动。中国需要重新发现社会，需要重新发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及其聚沙成塔、创造历史的一切可能。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中国的文艺复兴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种艰难不是来自自然环境，而是来自人心中的魔障。不破除这样的魔障，个人就无法挣脱自我生成的茧衣的束缚。用来质疑中国文艺复兴最常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大师难题”。其大意是，中国需要文艺复兴，道理没错，可是中国有思想巨人文化大师吗？你看看人家意大利的、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师在那里撑着，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伯雷、莎士比亚等不胜枚举。每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你再看看中国，文人被圈养，学者忙着职称、课题、职务，艺术家忙着去挣钱，创作不再是基于痛苦的思索和咆哮，而是拜金的奴隶。中国的文艺复兴能指望这样的人？文艺复兴需要天才，中国有吗？文艺复兴需要大师去来指引方向，中国有吗？其结论是，没有大师，就没有文艺复兴。还是等一批大师出来，再谈复兴吧。

但是，我认为，中国没有大师，更需要文艺复兴。中国现在只是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当然大师短缺。如果大师如云，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早就如火如荼了。文艺复兴正在到来，思想文化的巨人们也正在到来。

再看看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上面提到的大师都是在文艺复兴过程中产生的。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当然没有伴随着文艺复兴出现的大师。文艺复兴之前的那些被册封的大师，往往是文艺复兴的掣肘。所以，我坚信，在中国，只有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后，才会有文艺复兴所造就的大师。例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是运动过程中才成为主将的。再说，大师从来不是被体制培养出来的，从来都是自我成就的。

还有一种看法，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制造大师。似乎只要造就了几个大师，文艺复兴就完成其历史使命了。然而，这种看法颠倒了主次。大师只是文艺复兴的助推器之一，不是文复兴的目的。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关键在于确立个人的人格独立与尊严，思想的自由与解放。只要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政治秩序牢牢地确立起来了，纵然没有制造出大师那又何妨？个体尊严与大师有何干系呢？没有大师就不需要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吗？况且，文艺复兴不是学术界的事，不是几个大师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

以大师为启动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以制造大师为文艺复兴的标志，以大师的思想来替代自己思维，我认为，这种观念反应了盛行于中国已经数千年的那种小草思维，或者说“草民人格”。就像那首著名的歌词所描述的那样，持这种观念的人总是把自己看作小草，充满自卑，缺乏自信，淡漠尊严，随时准备被权力之风任意摆布。更有害的是，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小草，而且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小草。若有人不甘心作小草，这些人首先不乐意。

但是我要说，你就是大师，就是大树！也许别人在专业成就上堪称大树、大师，但是，在人格上，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是大树。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所要告诉世人的，其使命也正是要在观念把每个人从小草变成大树！

附录：

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刘军宁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这样的运动，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材”！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的一次精神涅?，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破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一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难以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经历种种历史关口，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仍未被确立，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也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显然并未达成这一目标。

　　未竟的事业必须要完成，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润。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有待进一步解放。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500年，还能更晚吗？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人文运动

杨鹏
　　　　
　　编者按：上周本版刊发刘军宁先生《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后，在网络舆论和国内思想界引发了热烈回应。为把讨论引向深入，本期特刊发两篇反馈文章，以飨读者。是耶非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辩论思考中凝练问题意识，获得人文情怀。
　　
　　一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作者以先知般的激情，宣告自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而写，他预言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人文时代将降临中华大地。这篇文章带着特有的青春理想气息，搅动了沉闷疲软多年的思想世界。有网民这样欢呼：“恶俗世侩的大地上空，卷起了激越的理想之风。”阅读网民热烈的回应，不由得让人感到，人们已经厌恶透了思想文化界弥漫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风气，人们欢迎独立自尊的人格，欢迎自由平等的精神，欢迎理性而刚健的理想主义。

　　我归纳出刘军宁文章提到的“新人文运动”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弘扬个体本位价值。第二个要点，是生动的艺术形式。以个体为本位而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价值诉求，应当以文艺的形式走向大众，以构建民主宪政转型的健康的大众文化。因为“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第三点，是复兴中国古典文化中符合普世价值的要素。要重视中国古典文化，重新研究和清理中国文化遗产，从中寻找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这些普世价值相通的文化要素，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因为“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个人心中产生的观念和情感，往往是对社会历史精神变化的某种感悟和回应。刘军宁提到的这三个核心要点，得到不少学者和网民的回应，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变化呢？我将其概括为“自由民主精神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诉求”。大众最易接受的，是形象化、感性化的方式。大众最易接受的，是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方式。没有普世价值的文艺，普世价值就难以大众化，没有普世价值的民族化风格，普世价值也难以大众化。人性是相通的，普世价值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基础上。普世价值已不满足于以专业知识的形式在知识界流动，它要求超越大学的讲堂，冲出学院的围墙，与大众的心灵互动，激发出中国人心灵深处潜藏的普世价值，将普世价值转化为中国的大众文化，为民主宪政制度转型和顺利发展奠定大众文化和风俗的基础。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倡导是正确的，“新人文运动兴起”的预测是正确的，它表达的是时代的需要，它传达的是心灵的渴求。中国正进入一个正义情感的积累期，以自由和人格尊严为核心的、诉诸人心灵和情感的新文艺，将超越经济学和法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更为广泛深入的影响。
　　
　　二

　　改革以来，以自由、平等、法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而悄然兴起。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精神首先表现在经济学中。经过几十年经济学界的努力，现代经济学知识逐渐转化成了学界和政界的常识。惟有开放的自由竞争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经济的持续繁荣，这些观念已得到现实经济发展的证明。尽管不合理的干预及官商垄断仍在不断扭曲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断制造出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但人们知道这样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回到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铁笼子来解决，只能通过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和完善法治来解决。

　　近十多年来，继经济学之后，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在法学中兴起。经过十多年的迅速普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会、权力约束与权力制衡、民主参与这些观念已逐步变成了知识界的常识，并在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间的维权实践中逐步得到了体现。

　　改革30年来，现代经济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经济的道理，现代法学已大体讲清楚了理想政治的道理，但问题是，人们却仍然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面对价值混乱、权力腐败、垄断利益、市场扭曲、司法不公、权力不受约束、欺诈横行等等问题。我们的经济进步了，我们的社会公共领域似乎并没有因之而进步。

　　知易行难。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道理讲不清的问题，而是道理与信仰及情感没有结合起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认识不到问题的问题，而是认识到问题而缺少解决问题的责任心与勇气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专业性社会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而是民众缺少参与的激情与动力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再是认识世界的困难，而是社会各界共同行动起来改造世界的困难。我认为，刘军宁倡导“文艺复兴”和预言“新人文运动”，正是基于对此现实困境的感悟，正是基于对被压抑的灵魂的烦闷和不满的感悟。他找到的解决办法正是自由民主价值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因此他呼唤文艺界自觉起来，担当起改造中国的重任，创造出以新价值为核心的文艺作品；他呼唤学术界行动起来，从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寻找有利于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要素，将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建立起中国自己风格的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文化传统。因为，普世价值必须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国精神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文化要素必须被激活，中国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三

　　历史的发展总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90多年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那是一个以科学反对迷信，以人权反对专制，以平等反对特权，以自由的个体反对伪集体的文化运动，它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次精神动员，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坚实的一步。刘军宁今天所诉求的一切，都已被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所提到甚至开始实践。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之一，就是颂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新文化运动提出过要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优秀要素，为此它还有一个“整理国故”的运动。新文化运动创造出了许多至今仍为人们喜爱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和动乱打断了它的延续性和建设性，新文化运动只是如同流星一般划过中国的思想上空，没有能触及到大众的心灵深处，没有建设出构建现代中国心灵的深厚的大众文化传统。而且，时代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表现出一些今天的中国人应当警惕的特点：它更多是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它更多是激烈的，而非理性的；它更多是叛逆性的，而非治理性的；它更多是打破规则的，而非重建规则的；它更多是急躁的，不是坚忍的；它更多是浪漫的，不是理性的；它迅速地政治冲突化，而不是耐心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奠定扎实的文化革新基础。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它在颂扬个性自由的同时，忘了惟有平等参与的公共精神才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就个体而言要有自由精神，对群体而言要有公共精神，唯有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人，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没有公共精神，如果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改善公共领域的行动中来，如果不能建立起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公共制度，那么个性自由与意志放纵的结局，就只会是集权与专制。权力不受约束和权力腐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去约束和制止，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垄断利益与市场扭曲，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去清除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司法不公与欺诈横行，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去抗拒它，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公共精神就没有自由，我们缺少的不是自由，而是争取自由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自由人的联合精神，它要求我们在追求个体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担当起个体自由的责任，建立起保障自由的道德、法律和制度。没有公共责任的担当，没有对他人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个体意志自由的追求就会脱离它原本的美丽，演化为野兽争强斗狠的暴力的搏斗。

　　个体自由的追求，需要公共精神的支撑，这可能是新文化运动可以留给我们反思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人文运动”的起点。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

文艺复兴岂需良辰吉日？

熊培云
　　
　　有人梦里回到唐朝，有人梦里回到先秦。自从意识到本国沦落为“文化小国”，中国人对“文艺复兴”一词可谓梦萦魂牵———既痛彻骨髓，也爱彻骨髓。

　　审时度势，刘军宁先生最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呼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其情也殷殷，其势也磅礴，读来令人唏嘘感动。然而，文中部分观点，笔者实不敢苟同。
　　
　　文艺复兴与盖屋上梁

　　比如，刘军宁先生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不知何故，刘先生在此用了“绝对成熟”这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却未做任何解释。“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诚然不假，然而，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这样“今天是个好日子”式的论据来吁请今世之文艺复兴，在客观上贬低其他历史时期的愿望，不说是曲解了文艺复兴，至少对于此番呼吁陈情而言有如“狗尾续貂”。

　　不可否认，一切文艺都是人的文艺，除了人之外，本无所谓其他重要条件。文艺复兴事关创造，而创造源自于人类追求自由与美的本性，它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只有在客观上争取到多和少的问题，而无主观上可有可无的问题。试问古往今来，大凡智力正常者，有谁甘心自己的创造被权力、社会或旧有观念所湮没？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艺复兴”的种子，都渴望生根发芽。

　　进一步说，文艺复兴发生于日常生活，发生于每个人对自己创造力的坚持与创造物的坚守，我们认同文艺复兴的价值，但不必像乡下迷信的人盖屋上房梁一样，非要择一个良辰吉日才肯文艺。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是个体力量的崛起，就必须承认，只要对文艺的压抑存在，只要对个体创造的压抑存在，那么任何时间都是文艺复兴的最佳时间。就像我们承认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拥有人权，因为人是人权惟一真实而持久的条件。
　　
　　不是运动，也非项目

　　所谓“文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谋求文艺复兴的结果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常态，它决定了作为过程的文艺复兴既不是一场可能随时结束的运动、一个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的项目，其愿望与前景也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盛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只是对人类过往生活的一种抽象的概括，是一种“去芜存精”的历史的减法。事实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繁荣与历史增量，并不是因为有人响应“文艺复兴”的号角才得以实现。换言之，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动员，才有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同去同去”；并非有了文艺复兴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才有了那些辉耀今世的美轮美奂的创造。

　　与此同时，当我们将文艺复兴比作一个需要等到“时机成熟”方可启动的项目，那些反对“文艺复兴”或创作自由的论争者们，就可以用相同的逻辑来反对你。承认现在“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变相认同文艺复兴是一场有最佳时间的“运动”，更意味着在客观上对历史上种种压抑文艺的行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辩护。任何不开放的时代，都可能借口“时机尚未成熟”来压抑文艺与个人，或者轻描淡写地声称——“既然有更好的时机，我们为什么不稍安勿躁，再耐心等一等呢？
　　
　　是文艺复兴，还是社会重生？

　　弗朗索瓦一世被尊为法国的“文艺复兴之父”，他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意大利战争，结果功败垂成，当了俘虏；二是积极向当时已经气象万千的意大利学习，他也因此青史留名。打意大利战争，人为刀剑所消受，向意大利学习，人因思想而上升。显然，刀剑对人类做的是减法，而思想却在做加法。以此为鉴，我们相信，坚持文艺复兴时代的价值，就在于让每个人，无论他生活于一个怎样的时代，都要而且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思想与创造做历史的加法。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

　　事实上，无论在英文，还是法文中，“Renaissance”一词都没有“文艺”内涵，其本义只是“重生”或“新生”。由此出发，文艺复兴不过是个人及其创造从神权统治下被救赎出来的过程与结果——只不过此一时期的光怪陆离，多通过文艺表现并流传于后世，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彼一时代的赏心悦目全在文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源于生活，承认艺术自由源于个体自由，就不难发现，文艺复兴的出现，不过是个体生活再造后的必然结果与外在表征。

　　显而易见，“文艺复兴”不只是文艺上的复兴，人本主义的降临也不是对希腊文明的简单复制。这场揭开中世纪葬礼序幕的“重生”本质上说是“个人与社会的重生”，是一个以人本主义为美的新时代的呱呱坠地，是一个以个体创造为价值指引的新社会的脱颖而出。它四射的光芒穿透中世纪的黑暗，既续接了古希腊文明的人的传统，又对即将到来的启蒙时代敞开了大门。

　　应该说，希腊文明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希腊的神没有丧失人性，他们永远和人类纠缠在一起。众所周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无不满怀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与哀乐喜怒。那些手眼通天的神，亦不过是人世间被夸大的英雄。回望中国，意味深长的是，就在不久前，当有雕塑家在网上公开制作“哭泣的孔子”的泥塑时，立即有网民怒不可遏。在我看来，网民表达自己对孔子的独一无二的爱戴时，似乎也剥夺了孔子身为凡夫俗子的哭泣的权利，压抑了当代人基于历史的创造。

　　个体创造是人类一切创造的基石。如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所说，考察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理性的几乎全部杰作，都应当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而且常受迫害的人”。援此而论，有理由相信，现代文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竭尽可能确保人类进入“凡创造者必得时代报偿”的正义之境。

　　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复兴只是个体重生的意外惊喜，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一场文艺复兴，不如说是一次社会再造运动。中国需要重新发现社会，需要重新发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及其聚沙成塔、创造历史的一切可能。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