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然大物。据中组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产党员总数达到708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5%），党的基层组织共有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总支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不仅机关、衙门里充斥着共产党员，私营企业、外资企业、NGO、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就连监狱的囚犯里面、黑社会的成员中间，共产党员的比例之高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笔者曾因言获罪坐过牢，我发现那些犯经济罪行、暴力罪行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员。
面对如此广泛分布的中共党员，当人们将中共视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有机整体”的时候，其含义显然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集权政党来讲，要提供一宗可供7000多万成员一体分享的既得利益是困难很大的。举一个例子：在我的近亲属中有一个中共党员，她不到四十岁就下岗了，生活十分艰难，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党组织的特别关照，也完全没有分享过由党所提供的任何既得利益。象她这样处境的中共党员并不在少数。同样，可以肯定的说，要让7000多万成员始终保持思想观念、态度立场和行为取向上的同一性、保持对组织规章和上级领导的持续效忠也是困难很大的。实际上，除了党籍相同以外，中国社会的差距有多大，中共党员之间的差距大概也就有多大。
人们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既定的客观实体，当人们说共产党如何如何的时候、当人们以党为直接对象而颂扬它或指斥它的时候，经常会把它当作一个拟人化的某物或一个拟物化的某人。这往往是出于贪图言语和行文方便的权宜之举。这样的表述通常经不起深究。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说共产党很专横、很残暴、很混蛋的时候，我们当然并不是指那7000多万党员个个都是混蛋，也不好说是专指它的干部队伍、它的领导阶层（比如省部级官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个个都是混蛋，更不是指凡是跟共产党沾亲带故的一切组织、机构、军警、国企通通都是混蛋。那究竟谁是我们所说的混蛋呢？是哪些老鼠屎坏了这一大锅粥呢？还是党本身就是一艘“贼船”，它把本来没有贼性的良民党员也慢慢变成了贼呢？换言之，是因为党本身有问题而使得党员、党官、党机构、党政策、党产也跟着发生了问题，还是反过来，是因为某些党员、党官、党机构、党政策、党产有问题在先，才使得党也连带着产生了问题？这仿佛是绕到了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循环弯子里，其实不然，鸡与蛋均是有形的实体，而党，却只是一个面目不清、影像模糊的人造图景。
我主张在认识、评价中共的时候应该摒弃“利益集团论”、“制度决定论”一类的“整体主义”。整体论者往往会犯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把人为的建构物放在了人之上，把党、制度当成了某种比个人更加实在、更加优先的东西。他们说党的“先进性”能够让它的党员和基层组织也变得先进起来，又说一个好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一个坏制度能使好人变坏，这些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忘记，任何整体、任何制度本来也只是社会的人造物，它是人们相互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给定的、自足的客观实体。如果说中共是一个使人变坏的党，如果说它有一套使人变坏的机构和制度，那么，这个党、这些机构、这套制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正是由那些党内外的或好或坏的、不好不坏的诸多的个人所人为合力造成的，是在他们的长期互动过程之中得以产生和巩固的，将来，它也只能够在人们的互动中被改变本质与形态。
所以，毋宁说中共是一个整体、实体，倒不如从哈耶克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将它置于一个由个人、规则、秩序交相互动的环境中去考察它、评判它。怎样认识中共、解剖中共，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误，那么，当我们说共产党正在如何如何、将要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错置对象、指东道西。本文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解构中共的大任务，仅对中共党员的社会构成状况作一番初浅的解析。
中国社会的人口数量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不同阶层的人口数量随着其身份、地位、财富、权势的上升而依序减少，即：处于金字塔尖的最有钱有权的阶层人数最少，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最无权无钱的阶层人数最多，而“中产阶级”则一方面在人数上大大少于底层民众、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影响力上大大不如权势阶层。7080万共产党员诚然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将社会的总构成与中共的社会构成作一个对照，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构成恰好是一个“反社会结构”：第一，从党员的数量分布看，它是一个不对称的“哑铃型”结构——有接近一半数量的党员密集分布于有权有势的社会领域，其中，有大权有实权、拥巨资握厚产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零星散布于庞大的底层社会中，而社会中间层的党员人数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第二，我们再将权重的因素作为乘数考虑进去，得到的结论是，中共的社会构成在实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它上粗下窄、头重脚轻，权势阶层的党员人数接近党员总数的一半，但是，中共不是一人一票的参与式政党，干部党员对中共的作用、意义、影响力就远远不止一半了，其真实份量至少达到了80%，这些有干部身份的党员正是中共的骨干党员、精英党员，是奥威尔所说的“核心党员”，他们才是中共的重心之所在，而顺着社会的阶梯往下走，越无权越无钱的阶层，人口总数自然是越来越多，但其中的党员密度就越来越低，而更加关键的是，越往下走，党员资格的含权量、含金量也越低，到了底层的工农社会，虽然也有1/3之多的党员人数，但这些党员均无职无权，对党的大政方针和执政利益而言，他们献言的机会与分肥的资格都微不足道，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这1/3党员在党组织中的真实份量，充其量也就1/30而已，如此，就构成了一个大头、细腰、小脚的中共形体。下面，我再作进一步的解析。
首先，恐怕我们需要消除一个来自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公开宣称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或“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然而，中国的事实却是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与“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极其疏远，二者的距离不下十万八千里。实际上，工人、农民中的党员比例还不是一般的低，而是极低，远远达不到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平均数。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却是，这个以《资本论》为圣经、以“兴无灭资”为政治目标的政党，它目前在资本家中的党员比例竟然比工人农民中的党员比例还要高出十倍以上（最新的数据表明，私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已超过30%，而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则不到3%），这个发展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只怕马克思得知是要气得吐血了。
其次，列举一下中共党员社会构成的统计数据也许对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会有所助益：中共的现职“党员干部”约2000万，离退休的“党员干部”约1300万，也就是说，“干部”这一群体中共有党员3300万，已经占到了庞大中共的半壁江山——这大概就是党的“先进性”、吸引力、感召力、生命力的关键之处，这是不是秘密的秘密，毕竟是“党管干部”，当然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中共在军队、武警、警察中的党员人数为160万，按军警人员总数约600万人计算，这些暴力机关里的党员比例也达到了四分之一强（比资本家党员的比例稍低），由此可见，所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管武装”就不象“工人阶级先锋队”那样虚假不实，这是有组织保证的；中共在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中的党员人数约500万，学生党员的人数为128万，这两个数目并不算太多，但政治意义也不算小，这部分党员与官僚阶层中有权势在手的核心党员相比，可称之为“外围党员”，他们有装点门面和候补入官的双重作用，具有“三个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实实在在地承担起了“统一战线”等党权工程“辅助设施”里面的工作，比如党要渗透和操纵学生会、工会、青联、妇联、商会、作协等组织，要“领导”一揽子成龙配套的所谓“民主党派”、“人民政协”、“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之类，这就需要这些“外围党员”为党助力；而中共的工人党员却只有760万，约占工人总数的3%，农民党员2260万，约占农民总数的2.8%，这两个数字均大大低于5.5%的全国平均数。
其三，在共产党内部，同样是党员，其权势之大小、地位之高低、分量之轻重、财富之多寡却有天渊之别，有些特殊党员是大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而多数的普通党员却是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的，高干党员与农民党员，就绝不可以同日而语。中共一直奉行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集权原则，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身份等级和权力差序，甚至还发展出了一套极其丑陋的贵贱等级文化——比如党要开会，进入会场的时候谁走前谁走后就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情，领导人的出场顺序和座次排序似乎并不亚于会议议程和内容的重要性，会议开得怎么样不要紧，若是一旦出场顺序和主席台的座次乱了套，那似乎就岌岌乎要亡党亡国了！既然如此，对于中共的社会构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不仅在于哪个社会阶层有多少党员，而在于那些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发挥确定影响的，那些有资格有条件分享党的统治权威、获取党的执政利益的党员们都分布在哪些阶层、哪些领域。无疑，在中共系统中，党员干部比普通党员要重要得多，高级领导干部又要比基层干部重要得多，而3000万无职无权的底层党员在中共的发言权、参政权大概还不敌一打“太子党”成员。这正是我们说中共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反社会结构”的原因。
如果权力是可以计量的话，我们可以说，占党员人数接近一半的干部党员（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党员）大概累计拥有90%以上的权力，而其中，只占党员人数约万分之一的“一小撮”高级干部又累计拥有80%以上的权力。毛泽东曾经说过“八百人统治中国”，这800人才是党的重心，才是执政利益的主要争夺者和分享者。以此而论，党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基尼系数”肯定是要大于0.9了。而至于那些零星散布于底层社会的非干部党员，他们比普通民众的优越之处既不是能光荣地面见到大人物，也不是更容易在本单位搞点小贪污，只在于他们不妨一直抱着一个希望，期待着有朝一日机遇降临，被递补到党员干部的等级序列之中去。按照干部队伍中党与非党的比例测算，党员成为“干部”的概率比非党员要多10万倍，这听起来很吓人，但升官晋级的机会在党员们的面前远非均等，由于出身官宦世家的、跻身要害部门的、拥有跑官要官关系网的、与大人物有特殊沟通渠道的、家资颇丰足以收买官心的那些人占了先机，留给普通的工农基层党员求取得功名利禄的概率，大概也就和买彩票中奖差不多吧。
综上所述，中共的社会构成若以党员数量论，它是一个“哑铃型”结构，若以党权实质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型”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恰恰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层次相反的“反社会结构”，这个结构足以揭开若干谎言，比如党的阶级性、人民性、“三个代表”的广泛代表性等等，显然均不能成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然大物。据中组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产党员总数达到708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5%），党的基层组织共有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总支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不仅机关、衙门里充斥着共产党员，私营企业、外资企业、NGO、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就连监狱的囚犯里面、黑社会的成员中间，共产党员的比例之高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笔者曾因言获罪坐过牢，我发现那些犯经济罪行、暴力罪行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员。
面对如此广泛分布的中共党员，当人们将中共视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有机整体”的时候，其含义显然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一个集权政党来讲，要提供一宗可供7000多万成员一体分享的既得利益是困难很大的。举一个例子：在我的近亲属中有一个中共党员，她不到四十岁就下岗了，生活十分艰难，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党组织的特别关照，也完全没有分享过由党所提供的任何既得利益。象她这样处境的中共党员并不在少数。同样，可以肯定的说，要让7000多万成员始终保持思想观念、态度立场和行为取向上的同一性、保持对组织规章和上级领导的持续效忠也是困难很大的。实际上，除了党籍相同以外，中国社会的差距有多大，中共党员之间的差距大概也就有多大。
人们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既定的客观实体，当人们说共产党如何如何的时候、当人们以党为直接对象而颂扬它或指斥它的时候，经常会把它当作一个拟人化的某物或一个拟物化的某人。这往往是出于贪图言语和行文方便的权宜之举。这样的表述通常经不起深究。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说共产党很专横、很残暴、很混蛋的时候，我们当然并不是指那7000多万党员个个都是混蛋，也不好说是专指它的干部队伍、它的领导阶层（比如省部级官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个个都是混蛋，更不是指凡是跟共产党沾亲带故的一切组织、机构、军警、国企通通都是混蛋。那究竟谁是我们所说的混蛋呢？是哪些老鼠屎坏了这一大锅粥呢？还是党本身就是一艘“贼船”，它把本来没有贼性的良民党员也慢慢变成了贼呢？换言之，是因为党本身有问题而使得党员、党官、党机构、党政策、党产也跟着发生了问题，还是反过来，是因为某些党员、党官、党机构、党政策、党产有问题在先，才使得党也连带着产生了问题？这仿佛是绕到了鸡生蛋蛋生鸡式的循环弯子里，其实不然，鸡与蛋均是有形的实体，而党，却只是一个面目不清、影像模糊的人造图景。
我主张在认识、评价中共的时候应该摒弃“利益集团论”、“制度决定论”一类的“整体主义”。整体论者往往会犯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把人为的建构物放在了人之上，把党、制度当成了某种比个人更加实在、更加优先的东西。他们说党的“先进性”能够让它的党员和基层组织也变得先进起来，又说一个好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一个坏制度能使好人变坏，这些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忘记，任何整体、任何制度本来也只是社会的人造物，它是人们相互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给定的、自足的客观实体。如果说中共是一个使人变坏的党，如果说它有一套使人变坏的机构和制度，那么，这个党、这些机构、这套制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正是由那些党内外的或好或坏的、不好不坏的诸多的个人所人为合力造成的，是在他们的长期互动过程之中得以产生和巩固的，将来，它也只能够在人们的互动中被改变本质与形态。
所以，毋宁说中共是一个整体、实体，倒不如从哈耶克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将它置于一个由个人、规则、秩序交相互动的环境中去考察它、评判它。怎样认识中共、解剖中共，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误，那么，当我们说共产党正在如何如何、将要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错置对象、指东道西。本文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解构中共的大任务，仅对中共党员的社会构成状况作一番初浅的解析。
中国社会的人口数量结构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不同阶层的人口数量随着其身份、地位、财富、权势的上升而依序减少，即：处于金字塔尖的最有钱有权的阶层人数最少，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最无权无钱的阶层人数最多，而“中产阶级”则一方面在人数上大大少于底层民众、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影响力上大大不如权势阶层。7080万共产党员诚然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将社会的总构成与中共的社会构成作一个对照，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构成恰好是一个“反社会结构”：第一，从党员的数量分布看，它是一个不对称的“哑铃型”结构——有接近一半数量的党员密集分布于有权有势的社会领域，其中，有大权有实权、拥巨资握厚产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零星散布于庞大的底层社会中，而社会中间层的党员人数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第二，我们再将权重的因素作为乘数考虑进去，得到的结论是，中共的社会构成在实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它上粗下窄、头重脚轻，权势阶层的党员人数接近党员总数的一半，但是，中共不是一人一票的参与式政党，干部党员对中共的作用、意义、影响力就远远不止一半了，其真实份量至少达到了80%，这些有干部身份的党员正是中共的骨干党员、精英党员，是奥威尔所说的“核心党员”，他们才是中共的重心之所在，而顺着社会的阶梯往下走，越无权越无钱的阶层，人口总数自然是越来越多，但其中的党员密度就越来越低，而更加关键的是，越往下走，党员资格的含权量、含金量也越低，到了底层的工农社会，虽然也有1/3之多的党员人数，但这些党员均无职无权，对党的大政方针和执政利益而言，他们献言的机会与分肥的资格都微不足道，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这1/3党员在党组织中的真实份量，充其量也就1/30而已，如此，就构成了一个大头、细腰、小脚的中共形体。下面，我再作进一步的解析。
首先，恐怕我们需要消除一个来自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公开宣称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或“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然而，中国的事实却是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与“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极其疏远，二者的距离不下十万八千里。实际上，工人、农民中的党员比例还不是一般的低，而是极低，远远达不到党员在全国人口中的平均数。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却是，这个以《资本论》为圣经、以“兴无灭资”为政治目标的政党，它目前在资本家中的党员比例竟然比工人农民中的党员比例还要高出十倍以上（最新的数据表明，私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已超过30%，而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则不到3%），这个发展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只怕马克思得知是要气得吐血了。
其次，列举一下中共党员社会构成的统计数据也许对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会有所助益：中共的现职“党员干部”约2000万，离退休的“党员干部”约1300万，也就是说，“干部”这一群体中共有党员3300万，已经占到了庞大中共的半壁江山——这大概就是党的“先进性”、吸引力、感召力、生命力的关键之处，这是不是秘密的秘密，毕竟是“党管干部”，当然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中共在军队、武警、警察中的党员人数为160万，按军警人员总数约600万人计算，这些暴力机关里的党员比例也达到了四分之一强（比资本家党员的比例稍低），由此可见，所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管武装”就不象“工人阶级先锋队”那样虚假不实，这是有组织保证的；中共在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中的党员人数约500万，学生党员的人数为128万，这两个数目并不算太多，但政治意义也不算小，这部分党员与官僚阶层中有权势在手的核心党员相比，可称之为“外围党员”，他们有装点门面和候补入官的双重作用，具有“三个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实实在在地承担起了“统一战线”等党权工程“辅助设施”里面的工作，比如党要渗透和操纵学生会、工会、青联、妇联、商会、作协等组织，要“领导”一揽子成龙配套的所谓“民主党派”、“人民政协”、“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之类，这就需要这些“外围党员”为党助力；而中共的工人党员却只有760万，约占工人总数的3%，农民党员2260万，约占农民总数的2.8%，这两个数字均大大低于5.5%的全国平均数。
其三，在共产党内部，同样是党员，其权势之大小、地位之高低、分量之轻重、财富之多寡却有天渊之别，有些特殊党员是大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而多数的普通党员却是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的，高干党员与农民党员，就绝不可以同日而语。中共一直奉行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集权原则，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身份等级和权力差序，甚至还发展出了一套极其丑陋的贵贱等级文化——比如党要开会，进入会场的时候谁走前谁走后就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情，领导人的出场顺序和座次排序似乎并不亚于会议议程和内容的重要性，会议开得怎么样不要紧，若是一旦出场顺序和主席台的座次乱了套，那似乎就岌岌乎要亡党亡国了！既然如此，对于中共的社会构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不仅在于哪个社会阶层有多少党员，而在于那些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发挥确定影响的，那些有资格有条件分享党的统治权威、获取党的执政利益的党员们都分布在哪些阶层、哪些领域。无疑，在中共系统中，党员干部比普通党员要重要得多，高级领导干部又要比基层干部重要得多，而3000万无职无权的底层党员在中共的发言权、参政权大概还不敌一打“太子党”成员。这正是我们说中共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反社会结构”的原因。
如果权力是可以计量的话，我们可以说，占党员人数接近一半的干部党员（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党员）大概累计拥有90%以上的权力，而其中，只占党员人数约万分之一的“一小撮”高级干部又累计拥有80%以上的权力。毛泽东曾经说过“八百人统治中国”，这800人才是党的重心，才是执政利益的主要争夺者和分享者。以此而论，党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基尼系数”肯定是要大于0.9了。而至于那些零星散布于底层社会的非干部党员，他们比普通民众的优越之处既不是能光荣地面见到大人物，也不是更容易在本单位搞点小贪污，只在于他们不妨一直抱着一个希望，期待着有朝一日机遇降临，被递补到党员干部的等级序列之中去。按照干部队伍中党与非党的比例测算，党员成为“干部”的概率比非党员要多10万倍，这听起来很吓人，但升官晋级的机会在党员们的面前远非均等，由于出身官宦世家的、跻身要害部门的、拥有跑官要官关系网的、与大人物有特殊沟通渠道的、家资颇丰足以收买官心的那些人占了先机，留给普通的工农基层党员求取得功名利禄的概率，大概也就和买彩票中奖差不多吧。
综上所述，中共的社会构成若以党员数量论，它是一个“哑铃型”结构，若以党权实质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型”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恰恰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层次相反的“反社会结构”，这个结构足以揭开若干谎言，比如党的阶级性、人民性、“三个代表”的广泛代表性等等，显然均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