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题外的话： 面对一个政治转型前的专制体制，我们每个人取什么方式来思想和表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单一答案。在我看来，香港的金钟（开放杂志），是香港作为自由城市的标志性存在；同样，当年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一把野火，坚持要在主流大报上合法地发表，也具有其深刻的考量。金钟和龙应台，我认为，你不能说谁比谁在道德上站得更高一点。抢占道德制高点，是革命年代的游戏规则下的引论，革命成功后按照道德制高点的高度论功行赏。诉求民主制度的人们，理应是另一种游戏规则：合法的表达是每个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每个人为自己的表达负责任。 在我看来，专制体制下龙应台式的表达，并不比金钟式的表达更容易一点。 也许，有些可敬的朋友对我在国内的发表很是不屑。这不要紧，真的不要紧，我本来就不是写给这些朋友看的，即使这些朋友想读，我要知道了也会劝他（她）别浪费时间去读。我对我的读者，自然是“选择”了的，我的读者在国内，我是为我的读者写的。 可是，现在国内意识形态管理者也很聪明，他们发明了“文责编负”的招术，不惩罚作者，却惩罚编者，用不留下书面记录的电话通知，来强令约束报刊，逼得编者自律。于是，作为作者，并不是你说“文责自负”你就能负了，你想负责就让你发表了。我深有体会。几乎是每一天，我都感受到“话题很多，无话可说”的艰难表达处境。这种艰难，属于大陆中国全部读者和作者。这是一条非常狭窄非常压抑的道路，言论层面的窒息，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人群的精神层面和人格层面。 在这样的处境下，也许有朋友选择了不写，或者只在网上写，或者只在海外写。我尊重这种选择，就像我从来就高度尊重金钟先生的选择。不过，我们必须理解，这种选择其实是对读者的选择，你只不过是转向了另外一些读者而已。 而对我来说，无论怎么艰难，仍然有对我的读者作出表达的空间。即使是戴着镣铐，我照样是可以舞蹈的！ 于是，我写过一些自己看了也很不满意的文章，下次我却还会写。于是，我看到经过编辑修饰以后我更加惭愧的文章，我却从不向编辑抱怨。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继续表达。 于是，我的电脑里出现了投给报社却最后被拒绝的废稿。有些废稿是投出去立即被拒绝了，有些是拖了几个月，在编辑部经过争论以后，仍然不敢发而作废了。我们舞姿丑陋，我们戴着镣铐。我们戴着镣铐，但是，我将告诉我的读者，告诉我的编者，告诉那见不到的专制执行者：我们依然会舞蹈的！ 下面就是我曾经投给报社的一篇“时评”，编者的回音是：我们不能发。这不是这个坛子上大家感兴趣的道德文章，请把它当作国内报纸的读者读的豆腐干新闻评论来读： **************************************************************** 新闻立法还要等到哪一年？ 林达 2007年刚刚开始，在报上读到一条新闻。一位叫兰成长的35岁中年男士，受聘《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试用”期间，在采访浑源一家无证开采的煤矿途中，光天化日被身份不明人士打死。据报道说，矿主目前在逃。据兰的家人说，兰随身带着中国贸易报社的新闻工作证，以及一份记者站的采访介绍信，可是也有人对兰的记者身份提出质疑，大概“试用”期间不能算是报社的正式记者。巧的是，兰成长去浑源的同一天上午，大同市有关部门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有关部门”的一位官员说，这是巧合，两件事情没有联系。可是在我看来，两件事情都指出了一个我们回避几十年的事实：一个大国，没有新闻立法是不行的。 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于世界前列，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出版和娱乐业之“旺”，世人有目共睹。媒体广告，名人轶事，手机短信，互联网信息，铺天盖地，已经成为经济崛起的支柱产业。与此相关的犯罪，诉讼，丑闻，由于新闻而酿成的新闻，也时有所闻。如此涉及公权力和个人权利，有关社会公平和安定，牵涉千家万户利益的新闻媒体，其中有关的单位个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出了事情和争议，由什么部门来，按照什么法规法条，经什么程序处理，总得有个大家都服的规定。这就是新闻立法。可是，我国却是今日世界大国里，绝无仅有的没有新闻法的国家。 就说兰成长被杀一案，报载“山西省委书记已对此作出批示，要求当地公安部门严查此事，组织力量尽快破案”。这样一个案件，为什么得有省委书记来批示呢？如果没有省委书记批示，又会怎么样？省委领导是不是一定要批示？如果一件杀人案的处理要靠省委书记批示来驱动，那是典型的人治。可是，没有立法，哪来的法治？ 再看大同市的“通告”。通告是由“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工作领导组”、大同市公安局和大同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下达的。这三个性质不同，隶属关系不同的机构，是根据什么法律来下达这样的一个通告？通告又是什么性质的文件，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权威？合法性来自哪里？ 去年，温总理向文学艺术家们呼吁，讲真话。三十年前，在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最有体会，一定要鼓励讲真话，不讲真话误国害己，害死人。可是，如今我们还是知道，讲真话最难。当记者的，讲真话最危险。新闻媒体业，真话官司最难打。原因固然非常复杂，难以一句话说清，可是，没有统一的严格的明确的新闻法，无疑是第一明显的原因。没有新闻法，就没有讲真话的制度保障。没有制度保障，连你自己都不能保证敢讲真话。 当然，有了一纸法律条文，并不等于有了法治的制度。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新闻立法，铁定没有法治的制度和秩序。这就是如今新闻媒体业，要么不出事，出了事情，不论大小，总是众说纷纭，等着上面“有关部门”批示才能解决的原因。而这个“有关部门”应该是哪个部门，也没有一个定规。如果上了法庭，谁也不知道会怎么判，因为这一切，都没有法律规定。 新闻媒体的立法，不应该再等了。有了新闻法，才能理清新闻媒体各行各业和国家民众的权力与权利关系，你有什么权力，我有什么权利，才说得清楚。政府，单位和个人，才能规定什么是合法可做的，什么是非法禁止的。有了明确的规定，上面的有关部门，下面的黎民百姓，言行才能有规则。破坏法律规定的言行规则，不论是“有关部门”，还是记者或平民，都同样是非法违法的。怎样的非法行为，将启动怎样的法定程序，由什么部门来按照什么法规处理，必须都有规定，人人一视同仁。这样，何必大小案件都要省委书记批示才行？反过来说，不论是上面有关部门，还是企业或个人，对自己的权力和权利都有确定的认知，知道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那么，在合法的范围内的合法行为，就有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侵犯了你应得的法定权利，国家就会站出来，警察一定会来保护你，法庭一定会启动程序，为你寻找公道。 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才会有说真话的保证。一个大国，那么多的记者作家，能不能说真话，其实主要仰赖着制度。这个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就是新闻立法。如今是2007年，新年第十天，一个记者被打死了。可我国的新闻立法，还要等到那一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