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共“新闻出版警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图书交易会上，悍然宣布查禁包括章诒和女士所著之《伶人往事》在内的八本图书。此次邬书林公然在大会上凶神恶煞地宣布该禁令，并声称查禁章诒和的著作乃是“因人废言”，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章诒和所著的，就必须查禁。 这是典型的法盲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不过，中共的大小官僚当中，又有几个不是法盲呢？从制造“彭州诗案”的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到制造“冰点事件”的前共青团书记周强、赵勇，虽然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戴上了来路不明的“博士帽”，却实实在在是彻头彻尾的法盲。以邬书林为例，他完全漠视中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自以为是一名口含天宪、指鹿为马的大人物，说禁书就禁书，说谁在黑名单上谁就在黑名单上，甚至将黑名单直接放到了台面上招摇过市。与以往当局秘密查禁图书、关闭媒体、在内部传达黑名单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次邬书林为何要如此高调地宣布禁书计划呢？他为何执意要在中国三千年禁书史上留下自己“璀璨”的名字呢？ 大概是因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邬书林还想再上层楼，故而细细揣摩上意，以此种夸张而凶狠的方式来执行上级所下达的严密控制言论的命令，表达自己的忠心耿耿。此时此刻，奴才往往比主子还要心狠手辣。当然，邬书林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一张中共用来给自己擦屁股的手纸而已。盘踞在邬书林头上的，还有这样一大群人物：“新闻出版警署”署长龙新民、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管宣传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最高决策者、中共党魁胡锦涛等人。他们都是新闻自由的敌人，他们都是扼杀中国人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凶手，他们都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螳螂，他们都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罪犯。公审他们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他们的下场并不会比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们更好。 此次邬书林高调禁书，也表明胡锦涛在牢牢掌控了权力之后，不再像萨斯事件中那样需要民意支持，也不想继续扮演“披着羊皮的狼”的角色，而彻底暴露出其毛派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来。当然，以胡锦涛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性格，即便干坏事也无法干得像希特勒和毛泽东那样彻底、那样疯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中无法孤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正在蓬勃成长，胡锦涛即便梦想充当“大独裁者”，也缺乏昔日的社会土壤。此次禁书行为便是一典型个案：尽管邬书林磨刀霍霍、言辞凌厉，此禁令却难以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雷厉风行。禁书命令发布数日之后，许多书店中仍然在热卖禁令名单上的大部分书籍。而且有了邬书林这一免费的广告代言人，各种盗版更是如潮水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共已经无法全面达成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邬书林狂妄和背谬的言论迅速被曝光于网络之上。一时间，这名高级官员成为中共统治阶层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说“千夫所指”亦不过分。 古往今来，若干禁书者留下的都是千古骂名，若干被禁者留下的却都是千古美名。陈正宏、谈蓓芳在《中国禁书史》一书中，论及满清一朝不惜以血腥的文字狱作为依靠来强化禁书工作的历史，举例指出：“像清高宗那样对禁书工作如此费心费力的皇帝，在历史上似乎也只有他一位。”虽然清王朝的禁书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导致许多文人和百姓家破人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明清两个王朝的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思想禁锢政策，是导致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禁书又是这种政策的重要一翼。”中共政权则将中国的禁书传统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浩劫重重，文学艺术家断头流血，中共摧毁各种文明成果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我没有见过邬书林，不知道他长得一副什么模样。根据“新闻出版警署”官方网站上发布的简历，邬氏年仅五十二岁，是文革后七八级的大学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由此可见，他也经历过暗无天日的毛时代，也有过一段“通过知识和教育改变命运”的人生历程。但是，当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掌握一定的权柄之后，却忘记了自己当年寒窗苦读的那段岁月，而以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来充当官家的文化刽子手。 这一身份和心理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根据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论侵犯行为的起源》一书中的分析，邬书林是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施虐狂官僚”。这类官僚一般都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作为施虐狂官僚的品性之一是，“他们像对待东西一样对待人，人已成为物品，他不像对待人一样与他们友好相处”。邬书林认为自己掌握了“新闻出版警署”的巨大权力，便可以扼住所有新闻出版机构的喉咙，也扼住所有写作者的喉咙，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是他可以控制和愚弄的对象，他命令他们往西走，他们便绝对不能往东走。他是傀儡戏背后那个牵线的人，知识分子和大众都是前台的木偶。 其次，这类官僚通常对秩序有着过分的关注。在他们看来，“秩序就是一切，秩序是生活中惟一确定的东西，惟一能在这上面建立绝对控制的东西”。弗洛姆在此指出，对于秩序有着过分需求的人往往是那些害怕生活的人。因为生活是无秩序的，它带来惊奇。虐待狂不能与别人友好相处，他把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仅仅看作是东西。这种人仇恨一切生物，因为他们对他形成威胁。但是他热爱秩序。对于邬书林来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没有当局禁书的“潜规则”，他本人也就像没有人可咬的狗一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三，他们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虐待狂想控制弱者，但是他往往无力使自己得以不去屈从某些比他更强的人而活着。”例如，希姆莱非常崇拜希特勒。如果虐待狂不附属于别人，那么他就可能会选择历史、过去、自然力，一切比他强的东西，但有一条总是真实不变的定律是：他必须服从，他必须使自己从属一个更高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可能是什么。但对那些比他弱的人，他必须统治。这就是官僚虐待狂和一般冷虐待狂赖以生活的系统。换言之，他们都是扭曲的、变态的双重人格，他们忽而是奴隶，忽而是奴隶主。 曾近距离观察希姆莱的卡尔•丁伯克哈德写道：“他以他的典型的顺从，他的思路狭隘的认真，他的无人性的有条不紊，以及他的行动的机械特性，造成了一个怪异的印象。”我相信，邬书林身边的人也会有类似的印象。这名高官已经异化成为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然，他在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的温情，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被一个人非常热爱孩子和动物，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好事的这一事实所欺骗”。例如，刚刚死去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其人阴险毒辣、奢侈好色，但在薄熙来眼里却是一个好父亲呢。 像邬书林之流的心理变态者，本该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专制体制下，他却被提拔为高级官员。西人有“病夫治国”一说，中国则是一群精神病人治国。邬书林此次的“过度表演”，中共未必会赏识之。昔日，赵勇企图快刀斩乱麻地处理“冰点事件”，结果却导致海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使得胡锦涛在龙应台的直接追问下陷入尴尬境地。于是，赵勇被外调河北，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终结。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邬书林”这个名字已经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中共对于这样一个自暴其丑的奴才，也同样会感到无比恼怒。照我推测，邬书林此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为“和谐社会”制造了极端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片忠心赤胆大概会换来“党妈妈”的一记耳光。邬书林败坏了党苦心经营的“开明秀”，其政治生命估计也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谁说舆论没有力量呢？当然，目前民间舆论的压力，还不足以让邬书林这个厚脸皮黑心肠的人物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直到让此类积极主动为当局干脏活的家伙晚上害怕得晚上睡不着觉为止。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除了积极声援包括章诒和、胡发云等人在内的禁书的作者和撰文谴责邬书林的倒行逆施之外，还可以尝试着搜集和发布更多关于邬书林的个人资料，比如：邬书林的家人有没有什么贪渎行为，邬书林的子女有没有利用不义之财到欧美国家留学或定居？如果有类似情形，海内外华人可以团结起来，持之以恒地向西方国家的外交和移民机构传达信息，促使其驱逐此类贪官污吏、独裁帮凶的亲属。这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必然会让邬书林之流的人物感到心惊胆战。 一个政权到了末世，往往便最缺乏自信心，一点风吹草动便视为杯弓蛇影、风声鹤唳。邬书林这一席外强中干的言语，已经说明中共当局怕得要命。但是，他们严控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努力只是螳臂当车而已。我相信，公审邬书林的那一天离现在并不遥远。而在审判席上，大概也不会单单是邬书林一个人，他的同僚和亲属们，也会被当作他的同案犯。中共当局经常将异议人士的亲人当作人质，我们当然不会采取与之同样卑劣的做法。但是，如果这些贪官污吏们的亲属，果真参与了他们瓜分民脂民膏的恶行，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邬书林之流大概不会是审判席上的孤家寡人。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