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家里坐牢

 


在我的土地改革系列文字中,一直缺少“工作组”这一环,所以,当沙河老师无意间提起洪钟的名字,并称此人当过自己家乡某个地方的土改工作队付队长时,我不禁一阵暗喜。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就偶尔在布后街2号(原为大军阀熊克武的老宅,后挂牌为四川省文联)连环套一般的院落里,看见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瘦老头,碰谁都点头微笑。“我们办公室的洪伯伯,”当时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做临时工的妹妹小飞悄悄对我说,“才高八斗的老革命哦。”


那会儿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敢和沙河老师当众争论,就更不把坐冷板凳的老古董们放在眼里,所以时过境迁,对洪钟的印象早就含混了。回家一问小飞,才晓得他是文联系统大名鼎鼎的左派,“《星星诗刊》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窝子,所以白航、曾婆婆、沙河老师他们从来不跟他交往,碰面都不打招呼。”小飞说,“嘉嘉和他隔着桌子办公,也很少说话。”


“他还记得你么?”我问,心头却打着算盘。


“他的记忆力惊人,当然记得我。”小飞说,“并且也记得廖亦武这个名字。”


“是么?”我有点莫名惊诧。


“文化界都晓得你那个《大屠杀》案子,洪钟天天看报看文件,漏不脱的。”


“我的案子没上报纸嘛。”。


“还有84年清除精神污染,你发表在《星星诗刊》的一组诗算个重点,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内部通报,当时的下发文件就是洪钟让我打字并复印的,还再三叮嘱不可外泄。你忘了嗦?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种东西里突然发现自己哥哥的名字,都吓哭了。我可是冒着丢工作的危险替你偷了一份。”


“过了20几年,谁还清楚。”我怀着一丝侥幸。


“洪钟就是吃这碗饭的,”小飞说。“不信你去文联打听。”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四川省文联有不少熟人,因此很快就将洪钟的底牌摸了个大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青年时代,并且在旧社会即涉足左翼文坛,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理事,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狂热诗文。全国刚刚解放,他即以老地下党的资格和文人的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先后在流沙河故里金堂县辖内之土桥沟乡、成都郊县华阳之大面铺乡担任工作队付队长。并数次充当镇压“恶霸地主”之临时法庭的审判长。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树为典型,多次凸现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下集宣传大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洪钟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也受到过冲击,但左倾的初衷不改,乃至在四川文化界树敌不少。他也暗里明里受到若干排挤,最后被安插在清水衙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坐冷板凳,离休了,还因为过于坚持组织原则而搞不好邻里关系。


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他高度近视,敌我界限可清楚了。”


一位朋友干脆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老廖。你一没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二没在正式的新闻文化单位,三嘛,反革命采访老革命,弄不妥叫识破了,会惹大麻烦。”


“可不可以拐个弯儿,找找熟人?”


“那就试一把?”朋友坏笑着说,“你干妈曾婆婆的千金嘉嘉过去是他的下属,幸许可以引见一回。不过屁放在前头,洪钟可从来不接受私人采访。”


“即使不接受,”我咬牙发狠,“这过程我都得写出来。”


2006年8月26日午后,烈日如一匹疯狗,在高处冲着人类狂吠,我从公共汽车一下地面,就觉得耳门汪汪汪直响。在已扩建多次的《四川日报》社街对面,昔日的小街小巷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众多百年庭院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重重叠叠的废气集装箱,搞得人整日神思恍惚,辨不清来龙去脉。我就这样在旧貌换新颜的布后街2号周围梦游了两三个来回,才挥汗如雨地找准省作协宿舍。问嘉嘉在否?门卫答:在誓死保卫她的妈。


我一时不解这种幽默,就继续在街面寻另一栋作协宿舍楼。转眼五六年没来了,不料那楼的前后左右都叫更为气派的暴发户楼群包抄,如一匹癞狗,只将窄窄的肛门朝外留着。我钻入肛门洞,沿晦暗不明的肠道拐上2楼,敲门,应声探头的正是嘉嘉。


我被让进这个已相识20多年的大家庭,如今里面又包含了嘉嘉和玲玲两姐妹的两个三口小家庭,所以有点人满为患。“哦哟,大热天,全家人在这儿团圆嗦!”我开了句玩笑。


嘉嘉递过一把摺扇,苦笑说:“没得办法,只有在这儿团圆。”


我正要问为啥,我干妈曾婆婆那久违的尖嗓子突然响了起来:“小廖!幺娃子!到老娘这儿来!”


我立马凑拢过去,外表嬉皮笑脸,内里却有些酸楚。自1982年进《星星诗刊》,我就与老人家最为投缘,一老一少整日形影不离,混吃混喝。甚至在电影院也大呼小叫,屡屡激起公愤。我与流沙河辩论诗歌,也只有她像个老儿童,始终点着虾米腰站我一边:“我觉得小廖还是有一定道理哦。”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文学岁月,相当部分与《星星诗刊》和曾婆婆的家有关。老两口都是品质纯正的右派,历次运动中均属挨整对象,却从来不识时务。当年我在她家出入时,沙河老师几乎日日散步过来找游伯伯,两人要么喝茶聊天,要么相对无言,或者各自捧一本书在看。我曾悄悄问曾婆婆:“咋个看书都要在一堆?”婆婆露了个鬼脸,回答:“这叫氛围,懂不懂?”


后来发生六四,世道和人心一夜间就变了。我经历了家破人亡,再也没有了诗意;而《星星诗刊》的右派老人们也逐渐退场,白航、陈犀、流沙河、游伯伯,还有这个曾婆婆,都定格在因过期而褪色的电影胶片里。再后来,陈犀死了,游伯伯死了,有一天我偶尔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主编白航的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养鸟,养猫,还养狗,就是不想与一种叫人的东西在一起。”


游伯伯去世没几天,我捧着大把梅花去看病中的曾婆婆,她还望着墙上的遗像笑,她说:“昨晚上你游伯伯托个梦给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要我去看。”


好像没过多久,她就练上了法轮功,虾米腰弓得更厉害,可精神头却重新足起来。那时法轮功还没成邪教,成都市街头巷尾,到处有老头老婆婆在打堆。有一次我登门,她也拿出一本《转法轮》叫“必须读”;还叫明天凌晨5点多钟,到新南门大桥和她碰头——我没去是因为睡眠习惯。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及坐牢期间,我几乎没在上午11点前起过床。


“我练功快10年了,没吃一颗药,没得病,连咳嗽气喘都没得。”曾婆婆笑着说,算是开场白。“幺儿你呢?身体如何?你妈妈身体如何?”


“小廖的身体你都看到了嘛。”嘉嘉抢过话头,直截了当冲我说:“我妈走火入魔了,小廖,千万不能给她电话!你妈的电话也不要给!任何人的联系方式都不要给!如果你给了,她就会一天到晚地打,还会有人找上门去宣传。法轮功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将给对方带来无边无际的麻烦。她自己已经够麻烦了,差1岁就80的人,风都吹得倒,警察还隔三差五地登门。她倒是硬得起,你要抓就抓,老娘在监狱里也要练。可我们做子女的咋个办?”


“各有各的活法嘛,”我说,“何必要扯在一起?”


“对头,按道理是父母有父母的活法,子女有子女的活法,况且我们也成家立业了。可政府不这样看嘛。警察找她无效,就要来找我们嘛。有点点风吹草动,就把我弄进派出所,态度还恶劣,一口一个你妈如何如何了,如果如何如何了,政府就要把你们如何如何。”[NextPage]


“中国也算进入法制轨道了,平白无故,他们能把人如何如何?”我说。


“是不能随便如何如何,可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没法正常生活。”嘉嘉叹了口气。“你看,这个家里片刻不能缺人,我和玲玲一不在,法轮功就阴一个阳一个溜进来。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回来打开门,突然惊呆了。沙发上、床上、地上全坐满了人,而我妈在中间打着盘腿,正入定呢。我气惨了,让所有人马上出去,我妈还那样盯住我,还在微微的笑。法轮功的文化层次普遍低,街坊上的、郊县农村的老头儿老婆婆,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相比较,我妈是高级编辑,文化和阅历都不浅,所以自然成了重要骨干。警察压不服,我们也说不服她。为了少跟官方打交道,也为了警察不住进家里来,我们只能轮流值班,看住她。”


嘉嘉是80年代诗人出身,情感丰富。我注意到,那双困在皱纹里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而在她说话时,充耳不闻的曾婆婆靠在沙发上,安详的目光满含怜悯。


“不管咋样,”我委婉地说,“她总算有信仰,活得也算充实。人老了嘛,都会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


“是啊,如果爸爸还活着,她也不至于去信法轮功。”在一旁做家务的玲玲突然插话。“管她的,警察找就找嘛,我没有嘉嘉那么着急。”


“我劝了她好多次,”嘉嘉递给我一瓣西瓜,又继续说,“一个人阴悄悄在家练就行了,作协院子里都晓得,也没得哪个去告密。可她不理,非要串联,好像过去的政治亏还没吃够。太自私了!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儿女、孙儿孙女的处境嘛。”


“除了练功,她干了啥子出格的事?”我问。


“她一听楼道有脚步声,就开门给人塞传单。都是熟面孔,人家转过脑壳又来找我,嘉嘉,把你妈管好,不要到处惹事了。搞得我连忙道歉,唉。”


现在我明白这家人的尴尬处境了,原来曾婆婆在自己家里坐牢,而无辜的下一代也被拖入漩涡里,一时半会儿,谁都解不了套。我将嘴巴凑拢婆婆的耳门,喊着和她闲聊,我使劲浑身解数,想让时光倒流。那20多年前的诗歌时期,虽然短暂,却有一种不知险恶为何物的傻乎乎的浪漫。


周围没一点笑声,而婆婆却笑得很响,还是那不管不顾的老儿童劲儿。她问我是不是又把媳妇耍脱了,还骂我没良心。我连忙解释有良心,是媳妇把我一脚蹬了。婆婆又问:没乱来嘛?我说:哪个王八蛋乱来了!婆婆说:你的诗好文章好,顶个屁用,做人重要的是品行端正。我说:是是,老毛讲过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婆婆笑得揩眼泪说:狗日大魔头毛泽东,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还有江泽民,也没做过好事。嘉嘉说:那你就做件好事,让大家省省心。婆婆耳背,却边笑边对我夸嘉嘉和玲玲孝顺,并且还趾高气扬地将两条光腿杆举起来,放在茶几上弹一弹的。


接着,婆婆又问了我妈、我妹、我哥的情况,叮嘱要互相爱护;还问到我的中学同学,诗人杨然的情况。每当此时,嘉嘉就冲我狂使眼色,其他人的表情也非常紧张。我会意,只好敷衍作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本来该给老人家留个电话的,但没有机会,只好放弃了。我犹如一个小心翼翼的探监者,尽挑些无关痛痒的话头,东拉西扯。这家人对我很有耐心,无论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遗传的善良心性不会变。


我到底记得该干啥,我提起了洪钟。嘉嘉摇头说:我不能给你作这个引见。我问为啥子。嘉嘉说:老头左倾,以前我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连话都很少说。我说:想想办法嘛,比如通过他的儿女?嘉嘉说:儿女们也跟他谈不拢。我沉吟说:你是怕担责任吧。嘉嘉承认:都是熟人,我不可能帮你隐瞒身份。我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采访个洪钟比进皇宫还不易?嘉嘉说:对于官方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说,采访100个洪钟也不是问题。你在底层呆久了,不了解类似的老革命,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来路正不正。


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下,有办法了!却忍住没说。为了不拂逆她的善意,我点头说:过气的老顽固,又没啥子娱乐性,来路正的媒体也不会去找他。嘉嘉说:对对,这年头也没人看革命套话。我说:曾婆婆倒是从来没得套话,可惜你不答应我采访她。嘉嘉说:好了好了,大热天的,莫提这一壶。我们几年不见面,你突然撞进来,又不是专门来看我妈的。唉,时代的步伐加快,连我们小廖都讲究效率了。还有事吧?现在就与我妈告个别?


我羞得满脸通红,却乘势站了起来。曾婆婆一直弹着光脚趾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歌,见我起身,以为要上厕所,就连忙缩腿,指引方位。玲玲凑拢来大声说:小廖要走了!曾婆婆愕然了一两秒钟,理解地点了点头,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好嘛,老娘送你。嘉嘉急忙阻拦:小廖独来独往惯了,不需要人送。我也说:莫送了,老人家自己保重吧。曾婆婆这才松开我,笑着说:她们怕我下楼梯摔跤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数。


门终于在身后关闭了,转瞬之间,世界归于死寂。我缓缓下楼梯,在拐角处,又驻脚回头了分把钟。这样,就这样,门里边的一切从此与我无关了。


楼道尽头是热浪席卷的大街,车辆交错穿流,疯狗般的烈日依然冲着人类狂吠。我挥了一把浊汗,耳畔蓦然响起据说是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唱过的俄罗斯民歌——


太阳上山又下山
俄罗斯永远受熬煎
狱卒不分昼与夜
晃动在铁栅的后与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人逃不过狼犬
我虽然天生热爱光明
却挣不破这无边的黑暗……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在自己家里坐牢

 


在我的土地改革系列文字中,一直缺少“工作组”这一环,所以,当沙河老师无意间提起洪钟的名字,并称此人当过自己家乡某个地方的土改工作队付队长时,我不禁一阵暗喜。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就偶尔在布后街2号(原为大军阀熊克武的老宅,后挂牌为四川省文联)连环套一般的院落里,看见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瘦老头,碰谁都点头微笑。“我们办公室的洪伯伯,”当时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做临时工的妹妹小飞悄悄对我说,“才高八斗的老革命哦。”


那会儿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敢和沙河老师当众争论,就更不把坐冷板凳的老古董们放在眼里,所以时过境迁,对洪钟的印象早就含混了。回家一问小飞,才晓得他是文联系统大名鼎鼎的左派,“《星星诗刊》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窝子,所以白航、曾婆婆、沙河老师他们从来不跟他交往,碰面都不打招呼。”小飞说,“嘉嘉和他隔着桌子办公,也很少说话。”


“他还记得你么?”我问,心头却打着算盘。


“他的记忆力惊人,当然记得我。”小飞说,“并且也记得廖亦武这个名字。”


“是么?”我有点莫名惊诧。


“文化界都晓得你那个《大屠杀》案子,洪钟天天看报看文件,漏不脱的。”


“我的案子没上报纸嘛。”。


“还有84年清除精神污染,你发表在《星星诗刊》的一组诗算个重点,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内部通报,当时的下发文件就是洪钟让我打字并复印的,还再三叮嘱不可外泄。你忘了嗦?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种东西里突然发现自己哥哥的名字,都吓哭了。我可是冒着丢工作的危险替你偷了一份。”


“过了20几年,谁还清楚。”我怀着一丝侥幸。


“洪钟就是吃这碗饭的,”小飞说。“不信你去文联打听。”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四川省文联有不少熟人,因此很快就将洪钟的底牌摸了个大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青年时代,并且在旧社会即涉足左翼文坛,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理事,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狂热诗文。全国刚刚解放,他即以老地下党的资格和文人的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先后在流沙河故里金堂县辖内之土桥沟乡、成都郊县华阳之大面铺乡担任工作队付队长。并数次充当镇压“恶霸地主”之临时法庭的审判长。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树为典型,多次凸现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下集宣传大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洪钟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也受到过冲击,但左倾的初衷不改,乃至在四川文化界树敌不少。他也暗里明里受到若干排挤,最后被安插在清水衙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坐冷板凳,离休了,还因为过于坚持组织原则而搞不好邻里关系。


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他高度近视,敌我界限可清楚了。”


一位朋友干脆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老廖。你一没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二没在正式的新闻文化单位,三嘛,反革命采访老革命,弄不妥叫识破了,会惹大麻烦。”


“可不可以拐个弯儿,找找熟人?”


“那就试一把?”朋友坏笑着说,“你干妈曾婆婆的千金嘉嘉过去是他的下属,幸许可以引见一回。不过屁放在前头,洪钟可从来不接受私人采访。”


“即使不接受,”我咬牙发狠,“这过程我都得写出来。”


2006年8月26日午后,烈日如一匹疯狗,在高处冲着人类狂吠,我从公共汽车一下地面,就觉得耳门汪汪汪直响。在已扩建多次的《四川日报》社街对面,昔日的小街小巷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众多百年庭院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重重叠叠的废气集装箱,搞得人整日神思恍惚,辨不清来龙去脉。我就这样在旧貌换新颜的布后街2号周围梦游了两三个来回,才挥汗如雨地找准省作协宿舍。问嘉嘉在否?门卫答:在誓死保卫她的妈。


我一时不解这种幽默,就继续在街面寻另一栋作协宿舍楼。转眼五六年没来了,不料那楼的前后左右都叫更为气派的暴发户楼群包抄,如一匹癞狗,只将窄窄的肛门朝外留着。我钻入肛门洞,沿晦暗不明的肠道拐上2楼,敲门,应声探头的正是嘉嘉。


我被让进这个已相识20多年的大家庭,如今里面又包含了嘉嘉和玲玲两姐妹的两个三口小家庭,所以有点人满为患。“哦哟,大热天,全家人在这儿团圆嗦!”我开了句玩笑。


嘉嘉递过一把摺扇,苦笑说:“没得办法,只有在这儿团圆。”


我正要问为啥,我干妈曾婆婆那久违的尖嗓子突然响了起来:“小廖!幺娃子!到老娘这儿来!”


我立马凑拢过去,外表嬉皮笑脸,内里却有些酸楚。自1982年进《星星诗刊》,我就与老人家最为投缘,一老一少整日形影不离,混吃混喝。甚至在电影院也大呼小叫,屡屡激起公愤。我与流沙河辩论诗歌,也只有她像个老儿童,始终点着虾米腰站我一边:“我觉得小廖还是有一定道理哦。”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文学岁月,相当部分与《星星诗刊》和曾婆婆的家有关。老两口都是品质纯正的右派,历次运动中均属挨整对象,却从来不识时务。当年我在她家出入时,沙河老师几乎日日散步过来找游伯伯,两人要么喝茶聊天,要么相对无言,或者各自捧一本书在看。我曾悄悄问曾婆婆:“咋个看书都要在一堆?”婆婆露了个鬼脸,回答:“这叫氛围,懂不懂?”


后来发生六四,世道和人心一夜间就变了。我经历了家破人亡,再也没有了诗意;而《星星诗刊》的右派老人们也逐渐退场,白航、陈犀、流沙河、游伯伯,还有这个曾婆婆,都定格在因过期而褪色的电影胶片里。再后来,陈犀死了,游伯伯死了,有一天我偶尔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主编白航的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养鸟,养猫,还养狗,就是不想与一种叫人的东西在一起。”


游伯伯去世没几天,我捧着大把梅花去看病中的曾婆婆,她还望着墙上的遗像笑,她说:“昨晚上你游伯伯托个梦给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要我去看。”


好像没过多久,她就练上了法轮功,虾米腰弓得更厉害,可精神头却重新足起来。那时法轮功还没成邪教,成都市街头巷尾,到处有老头老婆婆在打堆。有一次我登门,她也拿出一本《转法轮》叫“必须读”;还叫明天凌晨5点多钟,到新南门大桥和她碰头——我没去是因为睡眠习惯。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及坐牢期间,我几乎没在上午11点前起过床。


“我练功快10年了,没吃一颗药,没得病,连咳嗽气喘都没得。”曾婆婆笑着说,算是开场白。“幺儿你呢?身体如何?你妈妈身体如何?”


“小廖的身体你都看到了嘛。”嘉嘉抢过话头,直截了当冲我说:“我妈走火入魔了,小廖,千万不能给她电话!你妈的电话也不要给!任何人的联系方式都不要给!如果你给了,她就会一天到晚地打,还会有人找上门去宣传。法轮功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将给对方带来无边无际的麻烦。她自己已经够麻烦了,差1岁就80的人,风都吹得倒,警察还隔三差五地登门。她倒是硬得起,你要抓就抓,老娘在监狱里也要练。可我们做子女的咋个办?”


“各有各的活法嘛,”我说,“何必要扯在一起?”


“对头,按道理是父母有父母的活法,子女有子女的活法,况且我们也成家立业了。可政府不这样看嘛。警察找她无效,就要来找我们嘛。有点点风吹草动,就把我弄进派出所,态度还恶劣,一口一个你妈如何如何了,如果如何如何了,政府就要把你们如何如何。”[NextPage]


“中国也算进入法制轨道了,平白无故,他们能把人如何如何?”我说。


“是不能随便如何如何,可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没法正常生活。”嘉嘉叹了口气。“你看,这个家里片刻不能缺人,我和玲玲一不在,法轮功就阴一个阳一个溜进来。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回来打开门,突然惊呆了。沙发上、床上、地上全坐满了人,而我妈在中间打着盘腿,正入定呢。我气惨了,让所有人马上出去,我妈还那样盯住我,还在微微的笑。法轮功的文化层次普遍低,街坊上的、郊县农村的老头儿老婆婆,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相比较,我妈是高级编辑,文化和阅历都不浅,所以自然成了重要骨干。警察压不服,我们也说不服她。为了少跟官方打交道,也为了警察不住进家里来,我们只能轮流值班,看住她。”


嘉嘉是80年代诗人出身,情感丰富。我注意到,那双困在皱纹里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而在她说话时,充耳不闻的曾婆婆靠在沙发上,安详的目光满含怜悯。


“不管咋样,”我委婉地说,“她总算有信仰,活得也算充实。人老了嘛,都会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


“是啊,如果爸爸还活着,她也不至于去信法轮功。”在一旁做家务的玲玲突然插话。“管她的,警察找就找嘛,我没有嘉嘉那么着急。”


“我劝了她好多次,”嘉嘉递给我一瓣西瓜,又继续说,“一个人阴悄悄在家练就行了,作协院子里都晓得,也没得哪个去告密。可她不理,非要串联,好像过去的政治亏还没吃够。太自私了!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儿女、孙儿孙女的处境嘛。”


“除了练功,她干了啥子出格的事?”我问。


“她一听楼道有脚步声,就开门给人塞传单。都是熟面孔,人家转过脑壳又来找我,嘉嘉,把你妈管好,不要到处惹事了。搞得我连忙道歉,唉。”


现在我明白这家人的尴尬处境了,原来曾婆婆在自己家里坐牢,而无辜的下一代也被拖入漩涡里,一时半会儿,谁都解不了套。我将嘴巴凑拢婆婆的耳门,喊着和她闲聊,我使劲浑身解数,想让时光倒流。那20多年前的诗歌时期,虽然短暂,却有一种不知险恶为何物的傻乎乎的浪漫。


周围没一点笑声,而婆婆却笑得很响,还是那不管不顾的老儿童劲儿。她问我是不是又把媳妇耍脱了,还骂我没良心。我连忙解释有良心,是媳妇把我一脚蹬了。婆婆又问:没乱来嘛?我说:哪个王八蛋乱来了!婆婆说:你的诗好文章好,顶个屁用,做人重要的是品行端正。我说:是是,老毛讲过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婆婆笑得揩眼泪说:狗日大魔头毛泽东,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还有江泽民,也没做过好事。嘉嘉说:那你就做件好事,让大家省省心。婆婆耳背,却边笑边对我夸嘉嘉和玲玲孝顺,并且还趾高气扬地将两条光腿杆举起来,放在茶几上弹一弹的。


接着,婆婆又问了我妈、我妹、我哥的情况,叮嘱要互相爱护;还问到我的中学同学,诗人杨然的情况。每当此时,嘉嘉就冲我狂使眼色,其他人的表情也非常紧张。我会意,只好敷衍作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本来该给老人家留个电话的,但没有机会,只好放弃了。我犹如一个小心翼翼的探监者,尽挑些无关痛痒的话头,东拉西扯。这家人对我很有耐心,无论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遗传的善良心性不会变。


我到底记得该干啥,我提起了洪钟。嘉嘉摇头说:我不能给你作这个引见。我问为啥子。嘉嘉说:老头左倾,以前我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连话都很少说。我说:想想办法嘛,比如通过他的儿女?嘉嘉说:儿女们也跟他谈不拢。我沉吟说:你是怕担责任吧。嘉嘉承认:都是熟人,我不可能帮你隐瞒身份。我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采访个洪钟比进皇宫还不易?嘉嘉说:对于官方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说,采访100个洪钟也不是问题。你在底层呆久了,不了解类似的老革命,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来路正不正。


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下,有办法了!却忍住没说。为了不拂逆她的善意,我点头说:过气的老顽固,又没啥子娱乐性,来路正的媒体也不会去找他。嘉嘉说:对对,这年头也没人看革命套话。我说:曾婆婆倒是从来没得套话,可惜你不答应我采访她。嘉嘉说:好了好了,大热天的,莫提这一壶。我们几年不见面,你突然撞进来,又不是专门来看我妈的。唉,时代的步伐加快,连我们小廖都讲究效率了。还有事吧?现在就与我妈告个别?


我羞得满脸通红,却乘势站了起来。曾婆婆一直弹着光脚趾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歌,见我起身,以为要上厕所,就连忙缩腿,指引方位。玲玲凑拢来大声说:小廖要走了!曾婆婆愕然了一两秒钟,理解地点了点头,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好嘛,老娘送你。嘉嘉急忙阻拦:小廖独来独往惯了,不需要人送。我也说:莫送了,老人家自己保重吧。曾婆婆这才松开我,笑着说:她们怕我下楼梯摔跤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数。


门终于在身后关闭了,转瞬之间,世界归于死寂。我缓缓下楼梯,在拐角处,又驻脚回头了分把钟。这样,就这样,门里边的一切从此与我无关了。


楼道尽头是热浪席卷的大街,车辆交错穿流,疯狗般的烈日依然冲着人类狂吠。我挥了一把浊汗,耳畔蓦然响起据说是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唱过的俄罗斯民歌——


太阳上山又下山
俄罗斯永远受熬煎
狱卒不分昼与夜
晃动在铁栅的后与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人逃不过狼犬
我虽然天生热爱光明
却挣不破这无边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