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
新冠肺炎爆发的起始点大致可以确定为2019年12月上、中旬，从那时算起疫情已经祸害人类将近一年。新冠肺炎爆发于武汉，故民间对其有“武汉肺炎”之称；由于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至少二十天左右的防疫黄金期间内恶意掩盖疫情，蛮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疫情蔓延全球，民间及国际社会又将新冠称为“中共肺炎”。“中共肺炎”之称谓抓住了中共因恶意掩盖疫情真相、压制真实声音而对疫情蔓延所负之责任。毫无疑问，疫情在中国及全球仍处于肆虐不确定的期间。目前，中共官方公布中国累计确诊92，000余例，累计死亡4700余例；全球累计确诊约1345万例，累计死亡约125.5万例。疫情之严重可谓惨不忍睹！从中共官方一贯弄虚作假、掩盖所谓负面真相的历史劣迹，特别是此次疫情初期各级衙门竭力掩盖的恶行来看，中共承认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毫无疑问大大缩水，不足为信。
从2020年1月下旬中共无法继续掩盖疫情真相、疫情终于彻底暴露开始，中共政府应当对疫情受害者及其家庭赔偿的问题即浮出台面，民间主张中共政府应当赔偿的声音不绝于耳，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强国也明确主张中共应当承担国际赔偿责任。然而，中共不仅拒不承认自己存在故意掩盖疫情真相，强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的主观过错，反而以病毒来源于自然界为由大肆耍赖，企图彻底推卸对于疫情泛滥和扩散的责任。
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对一个组织、政党、国家而言，责任总是与过错相联系的。无过错则无责任，对于纯客观的、缺少人的主观过错参与的事件，如地震等自然灾害，任何人、组织、政党、国家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可以在道义上分担补偿责任。相反，有过错则必有责任，无论是人、组织、政党、国家自己主动实施的过错行为，还是原本纯客观的事件发生之后，个体的人、组织、政党、国家因过失或故意放任而在该事件之上施加了过错；前者如一战、二战的战争赔偿责任，后者则如中共今番在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上的恶意掩盖、打压李文亮等吹哨者，导致疫情泛滥全球而应承担的过错责任。
确定无疑的是，中共政府在其被迫公开疫情之前至少存在约二十天至一个月的掩盖和打压期间。参与掩盖和打压的人员、部门不仅限于中共湖北省委及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委及武汉卫健委、武汉市公安局、中共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行女党委书记—这是一个毫无必要的笑柄式的赘疣职位—蔡莉，更包括中共公安部及其鹰犬、因屡屡发布强迫认罪画面而声名狼藉的央视，以及已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疫情论文的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等部门和人员。2020年1月2日—3日，早已臭名昭著的央视全天候滚动播出关于所谓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被武汉公安非法传唤、恐吓的报道，足以证明中共公安部直接参与了对疫情的掩盖和对李文亮等吹哨者的打压。这是因为，央视之所以像它过去屡屡撒谎一样，再次在疫情问题上公然撒谎，毫无疑问是武汉和湖北两级公安上报至中共公安部后、受公安部指令后而为。同理，武汉中南路派出所滥用警权、非法传唤并恐吓无任何违法行为的李文亮医生，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直接指令的，而外行女书记蔡莉对艾芬医生的恐吓和咆哮显然也是武汉市卫健委甚至中共武汉市委指令的结果。从1月初至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大量疑似和确诊病例隐匿不报，并一直谎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武汉封城前，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反复多次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疑似病例，武汉市卫健委竟屡次三番荒谬地斥责中南医院“政治觉悟不高”！这就是中共特有的所谓政治正确！中共一贯就是以这种另类政治正确强压科学和事实的！中共一向口口声声的所谓实事求是，中共最高党校门口所树立的“实事求是”招牌，从来就是愚弄人民、欺世盗名的！
上述个人和部门的过错和行为显然绝非其个人和部门的孤立行为，而是中共整部历史上一以贯之营造虚假繁荣、太平盛世、报喜不报忧的逻辑必然，是中共整个权力体系针对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过错、渎职和侵害行为，其逻辑和行为的必然性与“大跃进”、“文革”、“六四”以及最近的2003年北京“非典”初期的恶意掩盖毫无二致。正是由于自武汉地方经湖北省到中共最高层的系统性掩盖、打压之权力体系过错，终致疫情在被迫公开之前已首先在武汉蔓延开来，随后在春节来临、武汉封城之前的数日内蔓延至湖北全省和全国，继而在临封城之际的数小时后又泄露决定武汉封城之机密，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离开武汉，分赴全国和全球，疫情终于蔓延全国，扩散全球。
弄虚作假是中共权力体系的内在习性。在本次疫情中，中共不仅存在对中国人民撒谎、打压的过错，而且也同样存在对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撒谎、欺骗的过错。正像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早已被中国重金收买和渗透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也同样早已被中共金钱收买和腐蚀。中国被迫公开疫情之初，世卫组织一再随中共的指令起舞，按中共的口径通报疫情，一厢情愿地淡化疫情威胁，一再毫无根据地吹嘘疫情可防可控。及至美国总统川普下达暂停中美直航的行政命令后，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华春莹等人竟毫不顾及外交礼仪，公然对美国无端指责。时至今日，疫情波及全球，世界各国几无幸免，显然与中共恶意掩盖疫情、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中国自己及全球均错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
李文亮、艾芬医生被恐吓、打压以及央视恶意撒谎、发布虚假新闻等等信息足以确证中共权力体系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存在根本性的主观过错。不仅如此，之后被迫逃亡美国的医学博士阎丽梦所披露的信息也进一步坐实了中共卫生行政和医疗体系内部存在更为广泛的恶意掩盖疫情的过错。
尽管中共存在如此明显和重大的过错，理应对本国和各国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中共政权的恶劣秉性，有法律专家认为，中共对其在疫情早期系统性的掩盖和打压而对国民特别是武汉市民（包括路过武汉而染疫者）所造成的损害和伤害，依中共自己的法律，居然无须赔偿，受害者及其家人居然无法获得赔偿。这是因为，在法理和中共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上，中共的掩盖和打压行为都不是所谓面向具体受害人的民事侵害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面向不确定公众的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中共自认无需对受害个体担责，疫情受害者及其家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诉讼渠道获得赔偿。此外，鉴于中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绝不认错的专制习性，中共也不可能通过政治渠道一揽子地确认、承担其掩盖、打压行为所导致的疫情扩散及不确定数量的公众染疫受害之责任，恰如对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空头平反、中共从不承担物质性的赔偿责任一样。中共绝不会敞开对人民赔偿的口子，否则历次无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后人会随即跟进，纷纷向中共索赔，中共仅因赔偿就将颜面扫地、大厦倾覆。尽管中共理当赔偿并且应当首先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尽管完全可以类比适用中共自己的民事法律、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法律，把中共的这种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分解、化约为对每一个染疫受害人及其家庭的具体侵害行为，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诉讼的个案机制解决疫情赔偿问题，或者，中共完全可以制定特别法律，专门解决因其恶意决策和政治过错所导致的疫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中共统统不会敞开赔偿的窗口。中共的整部历史早已表明，人民对它提出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索赔要求，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对中国人民，中共向来是一毛不拔的！
至于国际赔偿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倒是有先例可循。十九世纪中后期，因颟顸抓捕英国外交人员巴夏礼等人或因杀戮西方传教士等等恶行，清政府都承担了对外赔偿之责。然而，中共显然绝无就其疫情过错对外承担任何责任的打算，国际社会虽然也发出过零落的向中共索赔之声，但尚未见到任一外国政府正式向中共发出索赔的声明或者发起索赔的法律或外交行动。
其实，无论是对本国人民，还是对受中共肺炎危害的其他国家，中共原本均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只要中共像各文明法治国家一样，不掩盖疫情真相，不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它就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没有人为地放大疫情，自然也就无需承担责任。问题在于，中共政权是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不掩盖真相，不隐藏它所认定的负面信息和负能量，不打压披露真相者，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犹如苏共以及所有原共产集权一体制样，中共一直就是国际社会的另类、弃儿和孤家寡人，此次疫情进一步使中共在国际社会陷入更深的孤立。中共而今自认具有既能压制本国人民又能对抗国际主流社会的实力，推诿责任是必然的。无论事实上能否获得赔偿，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应明确认识到，中共的过错首要的是其作为执政党的过错，而非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过错；中共首先应当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其次才是以国家财政进行赔偿，即中国人民、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都应当明确把中共与中国、中共与中国人民严格区分开来，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转移到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身上，尤其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迁怒于当地的华人。
（编者按：作者为“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律师，仅代表该律师个人观点，不代表“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观点。“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是由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和众公益律师共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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