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前夕，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亲属再次呼吁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有分析认为，如何处理六四问题是衡量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参照系，但中国的政治开放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第13次上书*

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亲属日前致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北京市领导人，敦促政府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这是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以来第13次上书，“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提出三项诉求*

天安门母亲从第一封信开始就提出三项诉求，即，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真相；依法做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丁子霖：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答复*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

丁子霖说：“说实在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从我们难属来讲，我们对他们非常失望。12年了，不算短了，在惨案发生6年之后，我们年年给他们写，但是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答复，两代会的代表也没有任何人来答复、或者哪怕间接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事情。”

*要求六四解禁*

丁子霖介绍说，他们今年在信中提出了新的要求。

丁子霖 ：“今年我们除了重申三项诉求以外，我们重点就放在要求六四解禁，要求公布六四真相，具体来讲就是解密六四档案，开放六四禁书。”

丁子霖说，上书陈情，提出诉求，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会坚持下去。她说，从第一次写信后受到威胁、监视、传讯、电话线被切断到现在因为上书而受到的威胁减少，说明他们的抗争取得了效果。

*约瑟夫：没有任何迹象能让我相信*

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教授对天安门母亲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体制内渠道坚持自己的诉求表示钦佩，但是他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在政治改革方面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所以对天安门母亲们能够很快得到政府方面的答复不表乐观。

约瑟夫教授说：“在胡锦涛主席关于创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中，没有任何迹象能让我相信他们谈论的是朝一个政治上更加开放的社会做出重大努力。”

*恐怕不是这一代领导人能够做到的*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说法最初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不久后改为“政治事件”，后来又改为“政治风波”。在中国政治中，用什么字眼来界定某个事件，往往有非常深层的考虑。

威尔斯利大学的约瑟夫教授认为，不应当过度解读这种用词上的改变，因为要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公开承认政府使用了过度武力，或者是公布死亡者名单，恐怕不是这一代领导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

约瑟夫教授说：“中国政府处理六四的方式是衡量中国政治变革和民主化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以台湾为例，二二八事件是在几十年后台湾走向民主化后才得到正视的。而中国的民主还没有发展到执政党愿意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天安门事件的阶段。”

*重新评价邓小平*

约瑟夫教授认为，平反六四，不但需要直接参与六四和受益于六四的领导人彻底离开政治舞台，而且需要重新客观评价邓小平的功过，这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

在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前夕，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亲属再次呼吁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有分析认为，如何处理六四问题是衡量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参照系，但中国的政治开放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第13次上书*

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亲属日前致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北京市领导人，敦促政府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这是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以来第13次上书，“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提出三项诉求*

天安门母亲从第一封信开始就提出三项诉求，即，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真相；依法做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丁子霖：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答复*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

丁子霖说：“说实在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从我们难属来讲，我们对他们非常失望。12年了，不算短了，在惨案发生6年之后，我们年年给他们写，但是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答复，两代会的代表也没有任何人来答复、或者哪怕间接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事情。”

*要求六四解禁*

丁子霖介绍说，他们今年在信中提出了新的要求。

丁子霖 ：“今年我们除了重申三项诉求以外，我们重点就放在要求六四解禁，要求公布六四真相，具体来讲就是解密六四档案，开放六四禁书。”

丁子霖说，上书陈情，提出诉求，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会坚持下去。她说，从第一次写信后受到威胁、监视、传讯、电话线被切断到现在因为上书而受到的威胁减少，说明他们的抗争取得了效果。

*约瑟夫：没有任何迹象能让我相信*

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教授对天安门母亲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体制内渠道坚持自己的诉求表示钦佩，但是他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在政治改革方面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所以对天安门母亲们能够很快得到政府方面的答复不表乐观。

约瑟夫教授说：“在胡锦涛主席关于创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中，没有任何迹象能让我相信他们谈论的是朝一个政治上更加开放的社会做出重大努力。”

*恐怕不是这一代领导人能够做到的*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说法最初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不久后改为“政治事件”，后来又改为“政治风波”。在中国政治中，用什么字眼来界定某个事件，往往有非常深层的考虑。

威尔斯利大学的约瑟夫教授认为，不应当过度解读这种用词上的改变，因为要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公开承认政府使用了过度武力，或者是公布死亡者名单，恐怕不是这一代领导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

约瑟夫教授说：“中国政府处理六四的方式是衡量中国政治变革和民主化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以台湾为例，二二八事件是在几十年后台湾走向民主化后才得到正视的。而中国的民主还没有发展到执政党愿意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天安门事件的阶段。”

*重新评价邓小平*

约瑟夫教授认为，平反六四，不但需要直接参与六四和受益于六四的领导人彻底离开政治舞台，而且需要重新客观评价邓小平的功过，这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