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为邬书林一辩》这篇短文中，对温家宝题为《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稿进行了一些点评。但是，谁都能看出，我是言犹未尽，没把话说痛快。 
    大家知道，在200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是胡锦涛先作报告，之后才轮到温家宝登台讲话。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的报告如死水微澜无人理睬，温的讲话却令人感动反响强烈。章诒和女士说：“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的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可以想象，当两会代表聆听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教诲和指示时，除了不时提醒自己不能打瞌睡外，内心当有怎样的轻鄙和反感。
    说实在话，温家宝的讲话与胡锦涛的报告确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胡锦涛的报告整个儿是用官话套话堆砌出来的，除了袁鹰先生违心地夸了他一句外，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人对胡的报告说了什么好话。而温家宝的讲话除了官话套话比较少外，还确有真情流露和个性化的表述。历史学家雷颐先生读了温的讲话后是真动感情了，他说：“温家宝总理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心情激动，口无遮拦。雷先生无意之间把“很久很久”以来胡锦涛所作的所有报告都给贬下去了。我的朋友吴思先生是个十分理性、平实的人，他说：“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人民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
    关于温家宝的讲话别人没有提到，而我想加以肯定的一条是：温在报告中打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擦边球。温家宝经过“用心思考”后，首先赞扬了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接着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随后就提到了比较敏感的吴祖光，赞扬了新凤霞；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谈到了比较敏感的赵丹遗言，并给出了钱学森的发问：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依我看，温家宝打的这些擦边球反映了他心态中的开明之处。
    然而，温家宝的讲话真的如雷颐先生所说“这样好”么？真的有什么“真知”，真的很“精彩”，“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么？对此，我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有一个致命伤，这就是不愿或不敢直面事实，不能坦坦诚诚地说出切中肯綮的真话来。
    温家宝讲话的第一条是“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这就是说，他把问题说成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明白“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因此需要他来加以启蒙和点拨。其实，真正的问题明摆着：由于人权和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敢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尤其是不敢求真，不敢讲真话。会场中的在座诸君心里谁不清楚，半个多世纪以来，凡是敢讲真话的人，是出来一个，就被政府收拾一个，以致文艺工作者要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袁鹰语）。温家宝不能直面现实而置换命题忽悠人，由此已见一斑。
    温家宝讲话的第二条是“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在这一条中，温家宝也是刻意躲着紧要处，说了一大堆隔靴搔痒的废话。其实，真正紧要的话只有一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口头上提倡“百家争鸣”，实际上专搞“一家独尊”，因此大家的思想怎么解放得了？！正因为思想得不到解放，也就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各位看官，说这句话需要真知灼见么？不，只需要尊重事实，服从常识就够了，但温家宝却做不到。
    温家宝讲话的第三条是“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上两条一样，温家宝再次回避事实，只字不提文学艺术家们普遍缺失社会责任感的真正原因，反而要他们树立“高尚的品德”，以周文王等古代圣贤为榜样，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在受迫害中发愤而为。我认为，温家宝这么说不仅是强人所难，要求过分，而且已然显虚伪之心，少恻隐之情。
    温家宝讲话的第四条是“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方面温家宝的确感到了危机，出现了忧虑。但是，他依然刻意回避了精品和人才出不来的根本症结——中国没有建立起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么是缘木求鱼，要么只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求来所谓的“精品”和“人才”。这是因为，在皇权专制和极权专制制度下，精品和人才的多少与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呈负相关。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控制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当然唐朝是一个例外，如吴思所说，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官方容忍或忽略了体制外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因此才文采斑斓，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而在当代中国，后极权专制控制能力尚能实行大体上的思想禁锢，并且也不想容忍或忽略民间的创造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能出的精品和人才，也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精品”和在正统之内寻找生活意义的“人才”如张艺谋等而已，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精品和人才涌现出来呢？
    上文提到，温家宝在讲话中特意谈到了赵丹的遗言，并引用了其中的一句，“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平心而论，温家宝在大会上提及赵丹遗言是需要勇气的。赵丹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然而，这个温家宝照例是黄花鱼溜边，躲开紧要处，刻意不提赵丹遗言中最是精华、最为出采的话，那就是：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必要。应当说，温家宝摘引的那句话是有价值、有意义，但那句话别说赵丹压根儿不怵，随时都能把它讲出来，就连有肝无胆的郭沫若也什么时候都敢说；唯有上面这些直击要害、痛快淋漓的话，赵丹只能一直憋在肚子里，直到临死才敢说，因为已经无须害怕迫害了。还是黄宗英说得好：阿丹用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一丝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而陈云看到赵丹遗言后，却恨恨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可想而知，赵丹如果说早了，必遭迫害无疑。然而，在陈云等人早已作古的今天，温家宝依然不敢转述赵丹的肺腑之言，这就是一件掉链子的事了。
    温家宝在紧要处掉链子，除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淡忘”赵丹遗言的精粹之处这一件外，我在这里还想再提一条，这就是他不敢赞扬更有风骨的吴祖光先生。早在1957年，吴祖光就提出了赵丹遗言中谈及的问题。当时，他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一介文人吴祖光在50年前就有如此识见和风骨，这就难怪他要被定为右派、受尽摧折了。然而，在反右前敌总指挥邓小平撒手人寰10年后的今天，对国之先贤推崇备至的温家宝却对吴祖光这位“可与日月争光”的人物欲言戛止，但说吴夫人凤霞好，“画如其人”，这可就又掉了一回链子。
    综观温家宝的通篇讲话，应该说不是没有真诚、没有真情，但在紧要处却尽是敷衍、打马虎眼——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独具慧眼。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读了温家宝的讲话稿后，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备受鼓舞”之余，针对温家宝洋洋数千言，却对“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置一词的做派，不客气地追着温家宝的屁股说了两个“当务之急”：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务之急；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只可惜，你急他不急；你“竭智献议”，他置若罔闻，只当没听见。
    最后，评说温家宝的讲话，若是漏掉了关于戴爱莲的那一节，就决不能说已经把话说痛快了。温家宝在大会上细腻地描述了他与戴爱莲的过从交往，还专门引述了戴爱莲病危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温家宝拉着她的手，她大声对温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温家宝还介绍说：“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我相信这几句话是温特意要说的。我琢磨，温家宝之所以特意那么说，不像是为了怕他的政治局同事指责他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而更像是为了与“退党大潮”较较劲。然而，放上那几句话的结果却是弄巧成拙，这恐怕是温家宝始料未及的。
    说中国“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地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已根本没有普世性，只有“人口太多”这一条是它的依凭了么？再说，朝鲜的金正日听了能舒服么？温家宝如果对金正日说：“朝鲜人少，不需要劳动党（共产党）的领导。”那金正日还不气得鼻子都歪了？而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更不干了。依照戴爱莲、温家宝的逻辑，蕞尔小国古巴的人口才一千二百万，那还需要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你说卡斯特罗听了，能不从病床上蹦起来跟家宝同志玩命？还有，戴爱莲的话，欧盟听了也会觉得不是滋味。欧盟各国与中国相比，人口不多，因此都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然而，欧盟这块饼正在越做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欧盟这个准国家难道也需要共产党来领导不成？！
    行文至此，我算是把话说痛快了。
    
    
    2007年2月2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2月27日播出）

    
    
     我在《为邬书林一辩》这篇短文中，对温家宝题为《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稿进行了一些点评。但是，谁都能看出，我是言犹未尽，没把话说痛快。 
    大家知道，在200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是胡锦涛先作报告，之后才轮到温家宝登台讲话。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的报告如死水微澜无人理睬，温的讲话却令人感动反响强烈。章诒和女士说：“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的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可以想象，当两会代表聆听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教诲和指示时，除了不时提醒自己不能打瞌睡外，内心当有怎样的轻鄙和反感。
    说实在话，温家宝的讲话与胡锦涛的报告确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胡锦涛的报告整个儿是用官话套话堆砌出来的，除了袁鹰先生违心地夸了他一句外，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人对胡的报告说了什么好话。而温家宝的讲话除了官话套话比较少外，还确有真情流露和个性化的表述。历史学家雷颐先生读了温的讲话后是真动感情了，他说：“温家宝总理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心情激动，口无遮拦。雷先生无意之间把“很久很久”以来胡锦涛所作的所有报告都给贬下去了。我的朋友吴思先生是个十分理性、平实的人，他说：“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人民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
    关于温家宝的讲话别人没有提到，而我想加以肯定的一条是：温在报告中打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擦边球。温家宝经过“用心思考”后，首先赞扬了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接着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随后就提到了比较敏感的吴祖光，赞扬了新凤霞；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谈到了比较敏感的赵丹遗言，并给出了钱学森的发问：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依我看，温家宝打的这些擦边球反映了他心态中的开明之处。
    然而，温家宝的讲话真的如雷颐先生所说“这样好”么？真的有什么“真知”，真的很“精彩”，“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么？对此，我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有一个致命伤，这就是不愿或不敢直面事实，不能坦坦诚诚地说出切中肯綮的真话来。
    温家宝讲话的第一条是“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这就是说，他把问题说成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明白“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因此需要他来加以启蒙和点拨。其实，真正的问题明摆着：由于人权和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敢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尤其是不敢求真，不敢讲真话。会场中的在座诸君心里谁不清楚，半个多世纪以来，凡是敢讲真话的人，是出来一个，就被政府收拾一个，以致文艺工作者要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袁鹰语）。温家宝不能直面现实而置换命题忽悠人，由此已见一斑。
    温家宝讲话的第二条是“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在这一条中，温家宝也是刻意躲着紧要处，说了一大堆隔靴搔痒的废话。其实，真正紧要的话只有一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口头上提倡“百家争鸣”，实际上专搞“一家独尊”，因此大家的思想怎么解放得了？！正因为思想得不到解放，也就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各位看官，说这句话需要真知灼见么？不，只需要尊重事实，服从常识就够了，但温家宝却做不到。
    温家宝讲话的第三条是“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上两条一样，温家宝再次回避事实，只字不提文学艺术家们普遍缺失社会责任感的真正原因，反而要他们树立“高尚的品德”，以周文王等古代圣贤为榜样，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在受迫害中发愤而为。我认为，温家宝这么说不仅是强人所难，要求过分，而且已然显虚伪之心，少恻隐之情。
    温家宝讲话的第四条是“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方面温家宝的确感到了危机，出现了忧虑。但是，他依然刻意回避了精品和人才出不来的根本症结——中国没有建立起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么是缘木求鱼，要么只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求来所谓的“精品”和“人才”。这是因为，在皇权专制和极权专制制度下，精品和人才的多少与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呈负相关。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控制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当然唐朝是一个例外，如吴思所说，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官方容忍或忽略了体制外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因此才文采斑斓，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而在当代中国，后极权专制控制能力尚能实行大体上的思想禁锢，并且也不想容忍或忽略民间的创造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能出的精品和人才，也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精品”和在正统之内寻找生活意义的“人才”如张艺谋等而已，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精品和人才涌现出来呢？
    上文提到，温家宝在讲话中特意谈到了赵丹的遗言，并引用了其中的一句，“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平心而论，温家宝在大会上提及赵丹遗言是需要勇气的。赵丹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然而，这个温家宝照例是黄花鱼溜边，躲开紧要处，刻意不提赵丹遗言中最是精华、最为出采的话，那就是：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必要。应当说，温家宝摘引的那句话是有价值、有意义，但那句话别说赵丹压根儿不怵，随时都能把它讲出来，就连有肝无胆的郭沫若也什么时候都敢说；唯有上面这些直击要害、痛快淋漓的话，赵丹只能一直憋在肚子里，直到临死才敢说，因为已经无须害怕迫害了。还是黄宗英说得好：阿丹用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一丝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而陈云看到赵丹遗言后，却恨恨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可想而知，赵丹如果说早了，必遭迫害无疑。然而，在陈云等人早已作古的今天，温家宝依然不敢转述赵丹的肺腑之言，这就是一件掉链子的事了。
    温家宝在紧要处掉链子，除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淡忘”赵丹遗言的精粹之处这一件外，我在这里还想再提一条，这就是他不敢赞扬更有风骨的吴祖光先生。早在1957年，吴祖光就提出了赵丹遗言中谈及的问题。当时，他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一介文人吴祖光在50年前就有如此识见和风骨，这就难怪他要被定为右派、受尽摧折了。然而，在反右前敌总指挥邓小平撒手人寰10年后的今天，对国之先贤推崇备至的温家宝却对吴祖光这位“可与日月争光”的人物欲言戛止，但说吴夫人凤霞好，“画如其人”，这可就又掉了一回链子。
    综观温家宝的通篇讲话，应该说不是没有真诚、没有真情，但在紧要处却尽是敷衍、打马虎眼——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独具慧眼。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读了温家宝的讲话稿后，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备受鼓舞”之余，针对温家宝洋洋数千言，却对“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置一词的做派，不客气地追着温家宝的屁股说了两个“当务之急”：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务之急；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只可惜，你急他不急；你“竭智献议”，他置若罔闻，只当没听见。
    最后，评说温家宝的讲话，若是漏掉了关于戴爱莲的那一节，就决不能说已经把话说痛快了。温家宝在大会上细腻地描述了他与戴爱莲的过从交往，还专门引述了戴爱莲病危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温家宝拉着她的手，她大声对温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温家宝还介绍说：“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我相信这几句话是温特意要说的。我琢磨，温家宝之所以特意那么说，不像是为了怕他的政治局同事指责他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而更像是为了与“退党大潮”较较劲。然而，放上那几句话的结果却是弄巧成拙，这恐怕是温家宝始料未及的。
    说中国“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地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已根本没有普世性，只有“人口太多”这一条是它的依凭了么？再说，朝鲜的金正日听了能舒服么？温家宝如果对金正日说：“朝鲜人少，不需要劳动党（共产党）的领导。”那金正日还不气得鼻子都歪了？而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更不干了。依照戴爱莲、温家宝的逻辑，蕞尔小国古巴的人口才一千二百万，那还需要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你说卡斯特罗听了，能不从病床上蹦起来跟家宝同志玩命？还有，戴爱莲的话，欧盟听了也会觉得不是滋味。欧盟各国与中国相比，人口不多，因此都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然而，欧盟这块饼正在越做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欧盟这个准国家难道也需要共产党来领导不成？！
    行文至此，我算是把话说痛快了。
    
    
    2007年2月2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2月27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