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书《大劫难》——四川省荥经县1959-1962年大饥荒纪实
编辑童梓平（左），阿宁
历史疑云
当我们在谈论“荥经惨案”或“五九大饥荒”时，首先应该听取我们的“正史”——《荥经县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对这件事的记载。但是，翻遍整部县志，别说“大饥荒”、“五九事件”、“惨案”、“饿死”这些词，就连那个惯常用的“非正常死亡”都没有。不过，我们从“人口变动”（111页）一节里，可以间接了解一点相关情况：
荥经人口四年之中从123717人突然锐减至69656人的原因，《荥经县志》是这样解释的：
“1959—1962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生产下降，生活受窘，人口急剧下降，出现负增长。其中1959年、1960年分别减少22453人、14692人。四年人口自然增长呈负值。”
这段话里的“减少”、“生活受窘”是什么意思呢？今人懂的不多，后人必定如睹天书。既然罗列了59、60两年各自减少人口数，为什么不列61年的呢？这样行文，无异于鼓励人们去瞎猜！
荥经人都知道那三年饿死了许多人，但又都不知道具体饿死了多少人。那不是一道简单的减法运算题，因为减少的不全等于饿死的，另外，这三年不可能一个也不生。所以，只要那“死亡档案”坚不解密，坚不“以正视听”，你就只能推算。多年来，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 “少了一半”（语出廖伯康、闫桂芳），也有“四万七八千”说（见附录余习广研究），还有“31759”这一落实到个位的说法（秦启华、赵增龄）等等，然而这些都是“推算”，哪怕你算得与那秘藏的数据暗合，也作不得“准数”。既然推算既复杂又不作数，本书就不再作无谓的“哥德巴赫猜想”。反正，五万也好，三万也罢，甚至一万吧，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何况，秦启华老师本人就参与县志编撰，他也在我面前苦苦推算，可见县志编写人员的无奈与委屈，也可见保卫这个数字背后势力之非凡。
半个世纪以来，对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最权威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但《荥经县志》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在“自然灾害”一节里，它完全排除了荥经那三年遭灾的可能性：
“从1951——1980的30年中，县城四周农村在1969、1978、1979发生过春旱；在1968、1976、1977的9月和1964、1979年 的10月出现过绵雨，共五次。”
以上记载证明：即使几次气候小失调也与那三年大饥荒无缘。
荥经过来人都说，那几年根本就是风调雨顺，以致茂盛的鹅香草救活了许多人。还说，当时仓库里堆放着两千多万斤粮食（见余习广采访黄世雄，以及郑年钰、田久芬等的回忆文章），这就更加让外地人、后来人读不懂这部“正史”了——又是风调雨顺，又是大量存粮，那为什么还饿死那么多人呢？
疑问与探索
民间质疑之声一直就不断，只不过官方不理会而已。可是2002年底来了位外地人胡昌升，他是个爱看书的县委书记，他也看不懂那反常的人口曲线，更看不懂什么“困难、受窘”，于是发问，并要求给历史一个清楚的解释。这个来自本地最高领导的破冰之问，终于把大饥荒摆上了桌面。县政协作了积极回应，专门组织了讨论、下发了文件，征集知情者们的回忆录。这个文件发到荥经一些注册的民间社团。我作为“浅草文学社”的注册人兼主编，曾邀集了社内老先生们就此专题进行座谈。
此前，尽管荥经人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忌惮地谈论大饥荒的话题，但在官方话语平台、公家文件、纸面媒体、会议桌上，对“59年”、“饿死人”这类词语，却一直讳莫如深、高度敏感。
记得“文革”初期，在“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声中，荥经曾出现一个群众组织叫“五九呐喊”，出过油印期刊《五九呐喊》。该组织的观点认为：荥经大饥荒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李井泉，而被法办的荥经县委书记姚青、副书记高万寿，以及几百个基层干部只不过是李井泉的替死鬼。一度成立的“荥经县革命委员会”还把姚青拉回来做县革委主任。游行的时候，我看见他端着铺有红绸、坠着流苏的县革委“印把子”托盘，愁眉苦脸招摇过市。然而，一来“文革”本就不是老百姓玩得起的“造反”游戏；二来姚青的酷吏打手嘴脸在荥经形同阎罗，实在不堪东山再起。那场闹剧很快谢幕，“五九呐喊”及其刊物也很快夭折，最终没有像贵州“遵义事件调查团”那样给历史留下丰富的文献。而“饿死人”仍然是一块不能踩的雷区。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思想松绑，禁区缩小，人们重新对“实事求是”燃起奢望。幸存者们的余悸逐步消退，本来就不可能洗白的记忆开始再度显影，真相挣扎着浮出水面。创刊于1988年的《浅草》以诗歌的形式零星记录了一些这方面的伤痕。
成书过程
2005年，《浅草》开始刊登诗歌以外其它体裁的作品，反映大饥荒的文字终于忍无可忍、突锥而出，引起荥经人共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杜治中的《左祸肆虐的年代》、童梓平的《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发表（本文后来发于《炎黄春秋》），并上传网络，引起极大反响。这两篇直率详实、几乎无所顾忌的血泪控诉，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对进一步拆卸思想桎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投稿的人渐多，日积月累，这个专题的文章页码逐渐增厚。
另一方面，由县政协文史委主编的《荥经文史》第八集（2005年出版）刊登了3篇，第九集（2008年出版）登载了20多篇有关大饥荒的文章。这种来自官方的肯定态度，使这些叙述者（他们大多数还是“浅草”文学社社员）更加摆脱了顾虑。应该说，《荥经文史》第九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较大推进，从而使大饥荒的整体轮廓、内在因果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但无论是《浅草》还是《荥经文史》，采取的都是守株待兔的消极办法——坐等那些既是亲历者还得是有文化、能写作的人来投稿，而把整个惨案的控方主体——大多数农民遗弃在外了。不少幸存者如今七八十、八九十岁，又基本上是文盲，困居穷乡僻壤，根本不知道有人在采撷他们的血斑泪痕。即使知道，也不能形诸笔墨前去投稿。眼看这一代身受最惨烈祸害的“活口”即将辞世殆尽，却无人去倾听、记录他们最后的声音，真是旷世遗憾。
一些外地来荥采访的学者将镜头和麦克风直接伸向这片盲区，使上述问题得以改善，并优化了本土研究者的思路和手段。2012年余习广、石丰纲等人，用摄像、录音的方式实录这个庞大主体的声音，向主动抢救历史真相跨出了一大步。他们不拘形式，在田地里、道路边、家门口、村镇上、农家乐等地，看见六十岁以上老农便随机采访，总人数达到221人，覆盖了全县23个人民公社、81个管理区、128个生产队，收集整理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采集了以上各家的部分成果。书中的全部文章或发表于《浅草》、或《荥经文史》、或个人通过实名认证的博客。
匹夫无责却有情
面对荥经当代史第一大案，我们所寄望的正史岂止是语焉不详，简直是形同空白。五十多年过去了，难道那几万活活饿死的人命，在历史上就这么不值一字？这简直是荥经人的耻辱！
孔子指导我们：“礼失而求诸野。”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民间野老，让幸存者的叙述来填补那段惨白的历史，让这些亲历者的证言能对将来重新修史者有所裨益。本书尽可能罗列事实，尽可能避免分析论证，更不期望满足读者所有的提问。
汇集整理出版本书是童梓平先生多年坚定不移的主张，老先生今年86岁，在荥经奋斗了60多年。他说这是他在有生之年必须完成的最后一个任务，也是他贡献给荥经三年大饥荒受难人民的最后一份祭品。哪怕阻力再大，哪怕砸锅卖铁，也义无反顾。
由于童老年事已高，不能具体操作编辑，于是邀我协助，我当然义不容辞。热心襄助的还有：刘建松不仅装帧设计，还慷慨解囊；年过八旬的陈昌明老师亲自从雅安给童老送来他的纪实名画《往事》（封面）；杜治中为封面题字；赖夏初和曾海军为录入校对付出了不少精力，等等。大家觉得，不能在当年那些饿殍的坟头添一抔土，泼一碗水饭，总该为他们半世纪无声无臭说上几句人话吧？
如果荥经再来一次人为大饥荒，而我在饿死之列，那么，我敢肯定，连我的后人都会说：“窝囊废，活该！”
阿 宁
2013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