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难属春节聚会2006年2月4日

 

2007年2月24日，“天安门母亲”就六四血案第十三次向即将召开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发出呼吁，要求“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呼吁书发出后，海外媒体纷纷报道、转载，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评论，支持“天安门母亲”，强烈谴责当局掩盖历史真相，拒绝认罪和道歉、赔偿的恶劣行径。

自1995年以来，“两会”前夕，天安门母亲每年都向中国人大、政协上书，至今已经十三个年头。这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一个重要行动，她标志着六四难属不会忘却六四，全国向往民主自由法治的人民不会因岁月的流失而淡忘六四大屠杀的悲惨事件。

这个由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所组成的难属群体，从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尽管，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但难属之间的相互温暖和国内外良知者的同情，近于奇迹般地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她们就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证词，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毫无疑问，六四后的十八年来，在敦促中共纠正罪错、调查历史真相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

以下是天安门母亲呼吁书及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天安门母亲运动简史资料汇编。

●天安门母亲上书两会简史

天安门母亲坚持抗争的方式之一，就是以理性、温和、持续的方式给中共当局上书。从1995年到2007年，连续十三年从未间断；签名者从26人到128人，敢于公开站出来难属逐年增加。尽管官方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但难属群体决不放弃，而是要持之以恒，直到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那一天到来。

1995年，难属群体发出“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签名人已经发展到26人。首次提出难属群体的三项基本诉求：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1996年，发表“六四受难亲属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签名人增加到31人。公开信重申95年的三项诉求，并首次公布了已经寻找到的六四遇难者近200人。其中：年龄最大者56岁，最小者9岁；大学本科学生37名，博士及硕士生9名，中学生9名，小学生2名；独生子女17名；留下遗孀、遗孤者44名，遗孤为双生子女者6名。公开信还强调，“据我们的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1997年，难属群体就六四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签名人增加到42人。公开信除了再次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对六四问题的处理，“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而应该“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

1998年，难属群体致函第八届全国人大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签名人增加到56人。难属的诉求也有所变化，除了坚持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就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的诉求。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难属对话团正式成立并致函中共领导人。这是难属群体为了更理性地解决六四问题，首次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对话团，要求就三项基本要求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同时，当年5月17日，难属群体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请求立案侦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李鹏的法律责任的控告书，把对六四元凶的清算纳入法治轨道。

2000年，难属群体发表“六四对话团就六四问题的解决致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并再次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上诉书。签名人增加到108人。公开信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与官方展开对话的要求，控告书重申了对李鹏的刑事控告。

2001年，难属群体除了再次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提出对李鹏的刑事控告之外，首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签名人增加到112人。

“天安门母亲的话”在难属群体的维权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六四问题，而是扩展到其他群体遭受的人权迫害，特别申明：反对中共对民间异议活动的政治高压和残酷镇压；反对对法轮功等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镇压；反对在言论、出版、信仰乃至新闻、网络等领域继续推行限制、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政策，特别反对继续以言论、思想治罪的荒谬做法；反对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借口，抗拒、抵制国际社会基于人类道义及世界普适原则对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批评。

这篇文献也可以视为这一群体的爱的宣言：“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2002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六四对话团致国家领导人”和“致九届五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15人。

前者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进行对话，后者重申三年前难属群体对李鹏的控告；“我们还要在这里重申：我们不会放弃此项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鹏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审判。”

2003年，难属群体就六四失踪者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暨全国政协全体委员。签名人仍然是115人。公开信除了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加入了敦促官方寻找“六四失踪者”的诉求：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截止2003年2月，我们已寻找到惨案的死难者182位，伤残者71位。我们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目前，我们已记录下了12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

2004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暨最高检察长贾春旺先生”和“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26人。前者重申了对李鹏的控告，后者敦请代表们就公正解决六四事件及六四受害者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推动大会及与会代表就此议案进行讨论、审议，并对九年来全国人大对难属上书的置之不理发出质问：“为什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对于我们的合理诉求竟如此置若罔闻？为什么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面对六四受难者年复一年发出的呼声竟如此噤若寒蝉？为什么我们于1999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的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诉状，该院至今拒不答复；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竟然放弃了对人民检察院的问责与监督？为什么于1998年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名义冻结的一笔（11620德国马克）留德学生给予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至今仍不予发还，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竟然如此熟视无睹？”

2005年，难属群体就六四事件以及赵紫阳先生蒙受不白之冤问题致函人大政协。签名者增加到127人。公开信提出三方面的要求：1，当年由邓小平、李鹏等决策者、制造者一手强加于“六四”的错误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六四事件作为一桩重大的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2，当年邓小平、李鹏等人强加于赵紫阳先生的莫须有“罪名”必须彻底推翻，由此造成的这桩重大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开的纠正和重新评价。3，自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在政治上急速倒退，人权状况日趋恶化，对言论和网路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属群体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2006年，天安门母亲就八年前中共有关当局冻结“六四”人道捐款的问题致函第十届第四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与会者。签名者126人。指责中共有关当局冻结六四捐款的做法，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极不人道。要求予以立即解冻。

2007年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向两会代表发出呼吁：“解除六四禁区 公开六四真相”。签名者128人。呼吁书中写道：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明年就要在中国北京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悍然把野战军开进北京市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学生和市民，在长达十八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还执意要掩盖屠杀真相的政府，将何以面对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踩着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呼吁书还写道：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但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斑斑血迹岂能掩盖！受难亲属的哭泣、呼喊岂容噤声！死难民众的沉冤岂可一笔勾销！“六四”，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远的痛楚，给我们历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要痛楚没有平复，伤痕没有弥合，正义得不到伸张，国人心里就永远存在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官民之间、朝野双方的和解也就无从谈起，所谓“和谐社会”，更是一句空话。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上书全国人大、政协

天安门母亲的呼吁：解除六四禁区 公开六四真相

值此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我们呼吁全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

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明年就要在中国北京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悍然把野战军开进北京市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学生和市民，在长达十八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还执意要掩盖屠杀真相的政府，将何以面对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踩着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惨案岂能淡化  真相岂容掩盖

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但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斑斑血迹岂能掩盖！受难亲属的哭泣、呼喊岂容噤声！死难民众的沉冤岂可一笔勾销！“六四”，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远的痛楚，给我们历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要痛楚没有平复，伤痕没有弥合，正义得不到伸张，国人心里就永远存在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官民之间、朝野双方的和解也就无从谈起，所谓“和谐社会”，更是一句空话。

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为了摆脱国际困境，为了树立所谓“大国形象”，在“六四”的提法上一再改口。最初说是“平暴”（平息反革命暴乱），不久改为“事件”（或政治事件），后来又改为“风波”（或政治风波）。执政当局可以任意改变说法，却无法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事实是在上个世纪的1989年6月3日夜晚至6月4日凌晨，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针对和平示威者和无辜民众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民众死于非命，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20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岂能用“风波”二字来淡化？！如果改变提法意在承认当年“平暴”的错误，那么何不按司法程序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

我们认为，在“六四”定性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无论是坚持最初的说法，还是改变这种说法，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让真相来说话。判断是非罪错靠真相，解决问题也要靠真相。真相是全部“六四”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为此，我们呼吁：

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

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

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

为此，我们同时呼吁：

所有海内外的中国人和世界上一切良知之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各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重新评价“六四”。

开放六四禁书  解密六四档案

为了还原“六四”真相，我们敦请执政当局立即解密当年有关实施武装镇压的所有文件、档案；公布惨案中所有罹难者的名单和人数；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止出版检查，撤销网络封锁，让当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

在此，我们特提出以下三个案例，敦请执政当局给予明确答复，并妥善处理：

一、立即撤销对宗凤鸣先生《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查禁。

在宗凤鸣先生记述的这本《谈话》中，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以对民族、历史负责的态度，如实地陈述了当年中共高层有关对89天安门运动实施武力镇压的决策过程，披露了当时军委主席邓小平及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在是否实施镇压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谈话》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究竟是谁应该对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本书里，作者还公布了《赵紫阳先生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申辩词）》、《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等有关“六四”事件的重要历史文件。这些文件表明赵紫阳先生在如何妥善处理89学潮、如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我们认为，赵紫阳先生的“谈话”及有关文件，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是留给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以使后人从那场大屠杀中吸取血的教训。

二、立即撤销对丁子霖女士《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查禁。

《寻访》一书是由天安门惨案受害者的血泪凝成的；是迄今为止对于那场民族灾难的最详尽的记录。在这本书里，收集并记录下了186位“六四”死难者个案，公布了对50位死难者亲属的寻访实录，记述了“六四”难属即“天安门母亲”群体十七年来所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和她（他）们的不屈抗争。在这本书中， 作者还反复地阐明了“六四”受难群体在如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上的诉求和主张。

《寻访》一书，既为十八年前那场血腥的屠杀留下了一份铁证，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份苦难的记忆。它作为一份几乎与灾难同步的实录，同样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以使得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一个个死于屠杀的鲜活生命，永远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杜绝像“六四”那样的杀戮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

然而，上述《谈话》和《寻访》两书分别于今年1月、前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却遭到了中国海关的查禁、扣没，以至于大陆民众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两本书。我们谴责有关当局这种罔顾宪法、法律和公民权利的恶劣做法，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违法行为。

三、据《亚洲周刊》等海外多家媒体报道，2005年秋，“六四”涉案者之一李鹏写成了一本题为《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的书稿，要求中共中央批准出版，但后者以“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的理由拒绝了李鹏的要求。据报道，该书以日记方式回溯了“六四”前后决策的来龙去脉，披露了中南海高层对处置学运存在的分歧。李鹏撰写此书，意在为自己辩护，撇清自己在“六四”惨案中应负的重要责任。

我们认为，李鹏作为“六四”大屠杀的涉案者，应依法接受司法侦查，讲清楚自己的犯罪事实，为那场血腥的屠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作为涉案的被告人，有权提供证言、证物，为自己作辩护。出版“六四日记”，是尊重涉案被告的权利，也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六四”真相。据此，我们呼吁执政当局改变决定，让《关键时刻》一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

以上三个案例能否妥善处理，事关“六四”这个世纪性冤案的公正解决，也事关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我们呼吁本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予以严重关注。

第十三次重申三项诉求

十多年来，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自1995年以来，我们提出了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现在，离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和要求也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但是，全国人大和执政当局对我们的建议、要求始终置若罔闻。请问：十二年的时间难道还不够长吗？！作为民意机构和行政当局，面对那么多大屠杀遗留下来的孤儿寡母，那么多含冤忍辱的受害民众，难道可以如此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吗？！

在此次大会召开前夕，我们再一次重申上述主张和诉求。我们相信，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可能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延下去。为了打破持续了十八年的僵持局面，我们愿意提出分步解决的方案，即从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做起，逐步推进，在双方保持理性的前提下求得“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此，我们敦请人大代表按法定程序，把“维护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作为专项提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最后，我们呼吁本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切实关注“六四”受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与命运。

签署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段宏炳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孙秀芝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刘春林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张耀祖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仙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周治刚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罗  让（共128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李贞英 邝滌清 吴守琴（共14人）

2007年2月24日

●媒体报道评论

▲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天安门母亲”再次要求公开六四真相》为题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前夕，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家人发表公开信，要求人大和政协敦促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

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通过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表了这封公开信，信中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评价1989年6月4日发生的事件。

“天安门母亲”是天安门六四镇压事件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组成的组织，由退休教授丁子霖领导。丁子霖的儿子也是六四事件死难者。自1995年起“天安门母亲”不断要求平反“六四事件”。

丁子霖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说，对于这封公开信的效果，她并不抱任何希望与幻想。

她说，这封信已经是他们的第十三封公开信，但到现在政府、人大、政协都没有什么回应。她认为，中国最高领导说“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相当虚伪。

对于六四难属目前的处境，丁子霖说：“实事求是来说，我们被监控的程度比以前要松一些。我觉得这个空间是我们抗争来的，不是当局的恩赐。我也看不出他们善意的回应”。

这封128名六四事件幸存者和死者家人发表的公开信说：“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可能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延下去”。

信中还说：“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天安门母亲”指出，中国政府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 踩著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他们呼吁中国当局让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让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让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

“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也要求中国当局撤销三部书的禁令，包括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李鹏的《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

他们还敦请执政当局“立即解密当年有关实施武装镇压的所有文件、档案；公布惨案中所有罹难者的名单和人数；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止出版检查，撤销网络封锁，让当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

▲美国之音（VOA）以《天安门母亲公开信呼吁揭六四真相》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说，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亲属日前致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北京市领导人，敦促政府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这是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以来第13次上书，“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天安门母亲从第一封信开始就提出三项诉求，即，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真相；依法做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全国人大和执政当局迄今对他们的建议和要求置若罔闻表示失望。

丁子霖说：“说实在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从我们难属来讲，我们对他们非常失望。12年了，不算短了，在惨案发生6年之后，我们年年给他们写，但是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答复，两代会的代表也没有任何人来答复、或者哪怕间接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事情。”

丁子霖介绍说，他们今年在信中提出了新的要求。

丁子霖 ：“今年我们除了重申三项诉求以外，我们重点就放在要求六四解禁，要求公布六四真相，具体来讲就是解密六四档案，开放六四禁书。”

丁子霖说，上书陈情，提出诉求，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会坚持下去。她说，从第一次写信后受到威胁、监视、传讯、电话线被切断到现在因为上书而受到的威胁减少，说明他们的抗争取得了效果。

▲中央社援引日本《产经新闻》“邓小平秘录：杨尚昆承认天安门事件犯下大错”报道。报道说，邓小平至死未对武力镇压一事留下反省或悔恨之词，但是，当年参与开枪命令的现职国家主席杨尚昆则在生前表示反省之意，承认共产党犯下最严重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

文中指出，二零零四年二月，暴露中国在前一年隐瞒国内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军方医院医生蒋彦永致函给温家宝总理等人，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信中提到的新事实引起瞩目。

报导指出，天安门事件发生当时，参与开枪命令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一九九八年死去以前，曾向蒋彦永说道，党（在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犯上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杨尚昆表示反省之意似在一九九六年左右。

当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事件后逃出中国）曾向产经指出，邓小平的长男邓朴方曾为避免流血事件而行动。北京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之后很快地，邓朴方担任主席的“中国残障者联合会”有四名职员前往天安门广场访问学生运动指挥总部，指出邓朴方为避免流血，希望和学生对话，要求派遣学生领袖出面。

“联合会”一名职员被留下来作为人质，吾尔开希本人则在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前往“中国残障者联合会”。应对的“联合会”干部向吾尔开希表示，政府势必动武，若想避免流血，将安排和主席的会面。吾尔开希是由于邓朴方表示想见学生领袖才出面，这名干部的发言与此有违，结果他未和邓朴方见面而离去。

吾尔开希表示，邓朴方派遣职员向学生运动总部转达的意见应是真的，但很快地改变主意。他猜测邓朴方是判断流血已不可避免。邓朴方虽未曾作何表示，但或许已知道他父亲的坚定决意。

文中指出，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四日凌晨，中国戒严部队对学生和市民开枪，造成三百人以上死亡的事件震惊全球，中国领导阶层完全孤立，改革开放停顿，中国陷于混乱和分裂的危机，这也是在武力镇压扮演中心角色的邓小平的危机。

中国后来的发展使得事件后的政权都肯定邓小平当年的决断，至今中国国内除公式的见解外，不准谈天安门事件，要求对该事件重新评价的人士都被置于严厉的监视下，当年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解职的前党总书记遭软禁至死。一名中国老记者被引述指出，事件遭全面封锁是由于政权内部有看法认为大量杀害人民是作得过火。

文中指出，天安门事件后，中国虽经济发展，但为贫富悬殊和腐败的蔓延等严重的矛盾而头痛，该事件是政治改革受挫的主因之一，胡锦涛政权背负着邓小平留下来的正反两面的遗产。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说“天安门母亲要求公开六四真相受旅英难属支持”。报道写道：旅居英国的六四难属夏泽，星期三在伦敦表示，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站出来支持天安门母亲。

夏泽的表弟 六四事件中在天安门的边上遭军人开枪打死，她说她的姑母张先玲以及她的家庭都受到相当大的伤害。夏泽说于私这么多年来她的家庭要求讨回公道，一直就没有回应。她相信中国当局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那么这些企图掩盖真相，愚弄百姓的事情就要首先去除。

夏泽表示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说，六四真相至今不能公开是全中华民族的耻辱，她说这句话是最触动人心最真实的表述，也说出所有六四难属共同的心声。

▲自由亚洲电台（RFA）：《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也呼吁正视六四问题》。报道说，北京两会召开前夕，大陆天安门母亲呼吁北京当局要还原六四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发表之后，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也发出公开呼吁，希望北京当局正视六四问题。

大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在即，大陆天安门母亲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信中提到，“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在该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也在香港发出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必需正视六四问题，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刘家仪向本台表示：“我们是全力支持大陆天安门母亲这次的呼吁，刚好两会召开在即，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能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要平反六四，还原六四事件真相，同时也要解禁六四事件书本。”

刘家仪表示，身为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的一份子，她们对大陆天安门母亲有许多敬佩和感谢：“我们给大陆天安门母亲的这些只是一点点的精神支持，让她们感觉关怀是不会过去的，我们是永远和她们站在一起的。我们还是要向大陆天安门母亲们说声谢谢，谢谢她们的孩子，为了国家而牺牲，为了人权民主自由而牺牲。丁老师她们面对那么多困难，她们才真正是活在压力下，她们那份坚持，才是叫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当我们要平反六四，还原历史真相，她们的这份坚持，才是我们背后的最大动力。”

对于香港同胞的这份心意，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星期三向本台表示：“谢谢她们年年都没有忘记这个日子，一年当中，当许多家庭在温馨团圆时，她们就会想到我们这些受难的同胞，就像刚过去的除夕晚上，她们还在继续编织围巾，继续送温暖的活动。

记者：年三十，除夕那天我也有到维园去，看到她们都在编织围巾，还不断呼吁路人加入行列。

丁子霖：有些连自己的亲属尚不能做到，但我们的香港同胞做到了。送暖巾这件事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人呢，活下来得靠一份精神的坚持，尤其像我们这种历经磨难的人，要在当今专制制度下，活着，还要抗争，没有一个精神的支撑，是很难，很难的。

▲澳洲广播电台报道《天安门母亲呼吁调查六四》。报道说，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呼吁中国人大对当年的这一事件展开新的调查。

在中国人大将于下周一举行年度会议前夕，“天安门母亲”团体的128名成员向人大寄送了他们签名的一封公开信。

在公开信上率先签名的是以直言不讳批评中国政府著称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丁子霖。

1989年6月3号夜间，当政府试图结束长达六周的抗议行动时，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北京街头被士兵枪杀。

“天安门母亲”致送人大的公开信呼吁对这一事件展开新的调查，对公众作出解释并对受害者作出恰当的赔偿。这封公开信还要求起诉那些负有责任者。

▲《民主论坛》发表香港支联会“要求彻查‘六、四’事件真相，追究镇压责任”的报道。文章说，一年一度人大和政协会议举行在即，支联会要求两会通过中央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立即彻查及公布“6.4”事件真相，公开审讯并追究所有官员的刑事责任，赔偿死伤者家属和公开道歉。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容许“6.4”受难者家属公开悼念亲人，以期在悼念中纾缓伤痛。

“6.4”事件发生近18年，当年军队杀害和平示威民众的景象仍历历在目，历史的伤口仍未愈合。然而政府一直诬蔑这是一场动乱，回避人民要求平反“6.4”诉求，拒绝承认镇压责任。中共与民为敌的做法，只是将矛盾激化，更突显政治专制带来的社会危机。

历史真相不容掩盖。十多年来，“6.4”受难者家属顶着压力，组成“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6.4”事件真相，追究屠杀事件的法律责任。支联会全力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诉求，解除“6.4”禁区，公开“6.4”真相，透过司法程序，立案侦查事件真相，追究屠杀事件的法律责任。

支联会重申，在愿意公开身分的百多位“6.4”受难者和受难者家属中，很多已年纪老迈，部分病卧在床，其中14位更已经离世，未能完成为亲人讨回公道的愿望。我们基於人道关怀，要求中国政府理解“6.4”受难者家属多年来承受痛失亲人的悲痛，若连公开悼念的权利也被剥夺，是严重侵犯人权，是不人道及违反中国对已逝亲人追思的传统，破坏和谐社会。

支联会呼吁中共藉著这一次人大、政协会议召开，放下“6.4”包袱，响应“6.4”受难者家属的要求，将真相大白於天下，肯定89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向受害者及其亲属作出赔偿，追究镇压者的法律责任，共建和谐社会！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玫瑰呼唤”签名活动：支持天安门母亲运动声明　解除六四禁区　公开六四真相诚邀签署《玫瑰呼唤》，签名网址：http：www.tmc-hk.org/forum.php签名信箱： contact@tmc-hk.org

“天安门母亲”群体日前发出《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的声明。我们看到一些已辞世的“6.4”受难者家属名字仍在联署之列，可见即使死者已矣，难属也要为“6.4”屠杀中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现时，不少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然而，18年来，政府没有因难属年迈而放宽对他们的监控，每逢清明、“6.4”

等“敏感”日子，难属的人身自由、通讯自由备受限制，甚至到墓园拜祭死去亲人的权利亦被剥夺。2005年，国安局更藉口难属收到一批由香港寄来，印有“天安门母亲”字样的文化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拘禁三名难属。虽然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举足轻重，但政府面对年迈的难属仍是惶恐不安，反映政府时刻恐怕自己的谎言会被揭破，及不敢面对谎言被揭破的後果。

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严密的新闻与资讯封锁，大部分民众对中共的谎言深信不疑。要拆穿谎言，最有力的办法是还原真相。这些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努力地搜集受难者的证辞，至今已纪录了186名受难者的个案，并于2005年9月在香港出版《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可是却遭中国海关查禁、扣没。作为身处香港的中国人，我们有责任说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心声，与“天安门母亲”群体同行，支持她们的诉求，一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为的不只是完成难属的心愿，也是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

在此，我们再次要求政府解除“6.4”禁区，公开“6.4”真相，并让“6.4”死难者家属可以自由和公开地悼念“6.4”屠杀中死去的亲人，自由地接受各界人道捐助，以及终止对“6.4”屠杀伤残者及死难者家属的骚扰和迫害。

过去一年，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为期三年的“玫瑰呼唤”，藉以争取天安门母亲和“6.4”死难者家属能自由悼念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今年，“玫瑰呼唤”已踏入第二年，我们将继续透过不同活动争取两岸三地及国际人士的支持和参与。诚邀支持“6.4”死难者家属有自由悼念亲人权利的团体及人士，签署《玫瑰呼唤》。

（http：www.tmc-hk.org/forum.php；contact@tmc-hk.org）

▲亚洲新闻/通讯社发表《“天安门母亲”再次要求彻底调查一九八九年屠杀真相》的报道，报道说，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遇害者的家属们，再次强烈要求政府“公开讨论、重新评价一九八九年的反腐败、捍卫民主运动”。日前，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天安门母亲”再次通过“中国人权”组织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向世界、向全国公开抗议事件以及血腥镇压的真相”。 “立即解密当年有关实施武装镇压的所有文件、档案；公布惨案中所有罹难者的名单和人数；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止出版检查，撤销网络封锁，让当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这一要求越来越必要了。因为，“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退休教授丁子霖领导的“天安门母亲”，是由一百二十八个天安门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庭组成的组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着坦克驶向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一个月以来坚持抗议社会腐败、要求实现民主的示威学生。丁子霖教授的儿子当年只有十七岁，却死在了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和子弹下。

政府从未对外公开报道国六四事件的具体伤亡数据。但是，独立的国际组织指出，六月四日和以后的几天里，天安门广场和附近的主要街道上共有几千人惨遭屠杀。

每年六四纪念之际，“天安门母亲”都强烈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六四事件。但是，迄今为止，北京对“母亲”们的回答始终是否定的。不仅如此，还将提出为六四平反昭雪的“母亲”们软禁在家中。

中国共产党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运的官方公开定义是“反革命暴乱”。为此，“天安门母亲”在去年发表的公开信中，指责政府“始终未就残暴的镇压正式作出道歉”，并仍然盲目崇拜“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将我们的国家推向了深重灾难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天安门母亲上书中共两会历史资料汇编

●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1994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今年３月上旬以来,我们的住宅接连６次受到“便衣”人员的监视和骚扰；我们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和剥夺；我们的私人电话受到监控并一度被切断；我们多次遭到“便衣”人员的辱骂和威胁。

我们是人，不是圈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在我们儿子的生日和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把我们住宅周围的“便衣”和监视车辆撤走，恢复我们的人身自由。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说话做事要光明磊落。如果我们触犯了法律，可以诉诸公开的司法程序，没有必要采取监视、骚扰、威胁等卑劣手段。

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完全是公开的。

我们反对和谴责８９“六四”政府对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为在那场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我们的儿子以及所有被无辜剥夺了生存权利的男女作名誉辩护。这是履行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政府首脑和官员们天天都在“代表”人民说话，为什么人民自己不能说话！　　

我们以一己之绵薄，寻访“六四”受害者及其亲属，旨在互助互慰，呼吁人道救助。对于这个受害群体的痛苦和困难，政府不管，难道也不让我们同命运者自己管！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包括来自境外的援助，我们多次声明，这种援助纯属人道性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难道为“六四”受难亲属接受并转达此项援助就成了“汉奸”、“卖国”！

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目睹一批又一批人士因思想、言论而遭到当局的逮捕、拘押和传询。我们忧虑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呼吁政府采取主动，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难道不能允许一个公民就国家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甚至连呼吁改善人权的言论也要被剥夺！

究竟是谁蔑视宪法和法律？

自本月２０日开始，我们受到第六次监视，到今天已经１０天了。

６月２日是我们儿子的生日，６月３日是我们儿子的忌日。只要还有一点点人性，只要还知道什么是人道，谁都会明白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亲子之爱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今年是我们儿子罹难五周年。他的骨灰和灵堂就安放在家里。难道不能有一块净土让他的亡灵得到安息！难道不能让他的父母有片刻的平静在自己的家里为他作五周年的祭奠！

我们已忍无可忍。

我们重申: 立即停止对我们住宅的监视和骚扰 ，立即恢复我们的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从６月２日儿子出生的时刻开始至６月４日，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绝食抗议,以慰亡儿于九泉。

中国人民大学　　丁子霖　蒋培坤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９日

附带的话：
“六四”五年过去了，但对于那些和我们有着同样命运的父母、妻子及失去亲人的儿女来说，时间并没有弥合他们的伤口。在这五年时间里，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们不仅不能公开谈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且不能公开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

在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为死者做什么，谨以我们无力的抗议告慰所有在五年前遇难的同胞们。

在过去的五年里，旅居国外的留学生、海外华人、外国朋友曾给予我们“六四”受害者群体以真诚的抚慰与帮助，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5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们是一群８９“六四”事件的受难亲属，大部分是在那次事件中失去了亲人的母亲和妻子。六年来，我们强忍悲痛、苦熬岁月，一直期盼并耐心等待政府对我们亲人的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然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至今置若罔闻。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命关天”。然而，六年前，在首都北京街头政府动用机枪、坦克杀害了那么多人，居然仓促定性，强行用“平暴”二字对这一震惊世界的流血惨案划了句号。这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的。

六年的时间不算短了，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

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我们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我们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决定。

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难属的命运。

专此盼复。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李雪文  周淑庄  徐  珏  刘梅花  黄金平 马雪琴  刘秀臣  张树森  张艳秋 
田淑玲  贾福泉  周  燕 周淑珍  袁淑敏  朱玉仙  沈桂芳  杜东旭  冯友祥  孟淑珍  郭丽英 
陆马生  尤维洁  韩菽香  尹  敏  孟淑英（26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六四受难亲属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1996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六四”事件过去快七年了。七年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人大常委会，未能顺应民意，阻止军队对首都学生和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事件发生后，又未能正视事件带来的惨重后果，及时处理善后事宜。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感失望。

七年来，我们已寻找到“六四”事件的遇难者近２００人。其中：年龄最大者５６岁，最小者９岁；大学本科学生３７名，博士及硕士生９名，中学生９名，小学生２名；属于独生子女者１７名；留下遗孀、遗孤者４４名，遗孤为双生子女者６名。据我们的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另外，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仅仅是全部遇难者中的极少数，这可以从惨案发生时首都各医院对死亡人数的初步统计得到证实。

我们作为８９“六四”惨案的受难亲属，曾于去年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我们的亲人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但一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们不明白，作为宪法规定的全国民意代表机构，为什么对人民的要求竟如此置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得不重申我们的下列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依法给予“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我们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决定。

我们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
 
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命运。

署名者：

丁子霖、张先玲、杨银山、苏冰娴、要福荣、袁淑敏、姚瑞生、狄孟琦、孟金秀、周淑珍、邝涤清、沈  辉、尹  敏、周淑庄、李雪文、徐  珏、刘秀臣、祝枝娣、马雪芹、刘梅花、张树森、韩淑香、杜东旭、寇玉生、郭丽英、张艳秋、周  燕、黄金平、尤维洁、孟淑珍、冯友祥等（31人）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就六四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7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六四”事件已经八年了。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受难亲属，在过去的两年里，曾两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我们的亲人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在去年的信件里，我们还公布了当时我们已经找到的死难者的人数及有关情况，以供人大有关机构研究参考。但是，如今一年又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们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请人大常委会注意，我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去年十二月访美期间，就８９年“六四”事件发表了严重歪曲和掩盖事实的讲话。他声称“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其他地方也只是发生了一点“推推撞撞”。我们要问，迟的这个讲话究竟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政府？他的讲话的根据何在？我们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国内公开迟浩田的讲话，并就他的这次讲话作出澄清。

我们还有必要提请人大常委会注意，在已经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六四”死难亲属不仅在精神上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而且在经济上遭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是海内外同胞和外国友人的人道援助才使他（她）们度过了这八年艰难的岁月。然而，政府对于难属们的困难，不仅不提供帮助，反而对民间自发的救助活动设置种种障碍。我们认为，即使出于人道考虑，政府也应该对那些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年幼孤儿有所抚恤；更何况政府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就声称，有些死者是所谓“误伤的群众”，那么为什么对“误伤群众”也不作抚恤呢？

八年前的那场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须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

为此，我们重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

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命运。

署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徐  珏  李雪文  李桂英 张艳秋  金贞玉  姚瑞生  于  清  陆马生
寇玉生  李显远  要福荣  张树森  尹  敏  杜东旭  齐国香 孟金秀  狄孟琦  冯友祥  邝涤清
周淑珍  刘秀臣  田素玲  郭丽英  马雪琴  袁淑敏  邵秋风  黄金平 孟淑珍  韩淑香  潘木治
周  燕  尤维洁  祝枝弟  肖书兰  索秀女  沈  晖  王  琳  刘梅花  苏冰娴   （42人）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

●就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致函第八届全国人大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1998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尊敬的人大代表们：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六四”事件快九年了。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受难亲属，在过去的年月里，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我们的亲人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我们不止一次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在去年的信件里，我们还特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但是，我们的这些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答复。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去年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期间就“六四”事件发表的谈话，继续掩盖和歪曲事实，坚持对此次事件的错误定性，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有鉴于此，在新一届人大召开前夕，我们依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向第八届人大常委会暨第九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如下要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应切实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充分和如实地表达人民的意愿。为此，我们促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新一届人民代表的代表资格，以防止不称职者窃取代表资格。我们认为，1989年6月4日政府对学生、民众的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对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者，均不宜再当选为新一届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和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认为，现任总理李鹏对“六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我们特敦请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消其代表资格。

值此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们再次重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再一次要求人大常委会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我们再一次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

我们再一次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命运。

签名者（56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郭丽英  李桂英  李雪文  徐  珏  张树森
苏冰娴  杜东旭  邝涤清  寇玉生  杨大榕  刘天媛  黄金平  曹华贤
要福荣  狄孟奇  周  燕  索修女  孟淑珍  尤维洁  陆马生  潘木治
王文华  李淑娟  黄定英  任金宝  姚瑞生  齐国香  孙承康  于  清
李显远  祝枝弟  肖书兰  刘梅花  袁长禄  张振霞  刘秀臣  孟金秀
马雪芹  冯有祥  张艳秋  管卫东  周淑珍  潭汉凤  袁淑敏  董志民
田淑玲  王  琳  金贞玉  陈建军  韩淑香  尹  敏  沈  晖  周治刚

1998年2月2日

●六四受难者对话团致函国家和政府领导人 要求就“六四”惨案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1999年)

江泽民主席
朱镕基总理
田纪云副委员长
李瑞环政协主席：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周年。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也已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十个年头。在以往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吁请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当局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就“六•四”事件及受难亲属问题与受难群体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人大和政府方面的任何答复。

十年前的“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20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这场大屠杀现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一个时代的噩梦般的恐惧，仍然沉重地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十年来，海内外正义之士和各界民众，包括我们受难群体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89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词，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呼吁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清算历史，改弦更张，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民主宪政。

为求得政府方面的诚意回应，我们作为受难群体，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始终以国家稳定的大局为重，以亿万民众的福祉为念，坚持主张通过民主、法制的轨道，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坚持在政府对“六•四”事件作出妥善处理之前，通过自己的努力，互助互慰，医治创伤；并以非政治性的民间方式，争取海内外人道援助，在可能范围内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伤残病弱者有所抚恤。

但是，十年过去了，政府当局在解决“六•四”事件的问题上，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诚意，反而一再宣称：已经作出的结论不能改变。政府的这种立场绝不代表民意，我们断然不能接受。我们期待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改变态度，果断地放弃当年邓小平、李鹏等人对89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定性，面对历史的罪恶，勇敢地承担起后果与责任。

今年是本世纪最后一年。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了无尽的磨难，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身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能背负着这种苦难和创伤进入新的世纪。在这继往开来的时刻，我们强烈呼吁政府当局，不要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拖延到下一个世纪。

为此，我们愿意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的名义，吁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先生、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就下列有关“六•四”事件的各项事宜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

（一）由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责成有关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值此“六•四”惨案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以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诸位国家领导人的诚意回应，并就我们的对话要求作出具体安排。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受难群体的命运，促成“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六四”受难者对话团成员（20人）：

丁子霖   张先玲   李雪文   周淑庄   徐  珏  邝涤清  杨大榕
苏冰娴   张树森   尹  敏   尤维洁   黄金平  方  政  冯友祥
孙承康   杜东旭   郭丽英   张艳秋   吴定富  齐志勇

联系人：丁子霖（地址：100872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四十三号；电话：62512951）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六四对话团就六四问题的解决致函国家领导人(2000年)

江泽民主席
朱镕基总理
田纪云副委员长
李瑞环政协主席：

“六•四”惨案快过去十一个年头了，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死难亲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曾于去年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名义致函诸位，要求就“六四”惨案及“六四”受难者问题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我们一直期待着诸位的善意回应，然而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对此我们感到失望和遗憾。

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作为整个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并没有成为过去。政府当局可以运用手里掌握的权力掩盖历史真相，可以用恐惧和谎言迫使人们遗忘这段历史，但不可能把它从人们的心底里抹去。任何人如果不想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前止步，惟有勇敢地面对这血的历史。

我们注意到江泽民主席多次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相信主席先生对当年孙先生的话有深刻的理解，也相信主席先生对今天的世界潮流有真切的感受和把握，我们更相信主席先生具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但是，我们无法理解主席先生为什么在“六四”问题上竟然站在世界潮流的对立方面达十一年之久。

在过去的年月里，海内外正义之士和各界民众，包括我们受难群体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重新评价89天安门运动；呼吁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清算历史，改弦更张，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民主宪政。

为求得政府方面的诚意回应，我们作为受难群体，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始终以国家稳定的大局为重，以亿万民众的福祉为念，坚持主张通过民主、法制的轨道，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坚持在政府对“六•四”事件作出妥善处理之前，通过自己的努力，互助互慰，医治创伤；并以非政治性的民间方式，争取海内外人道援助，在可能范围内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伤残病弱者有所抚恤。

但是，十年过去了，政府方面在解决“六•四”事件的问题上，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诚意，反而对我们受难群体施以种种歧视甚至无情的打压，近年来竟发展到无理扣押、冻结、收缴“六四”人道捐款的地步。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难道也能说成是顺应了世界潮流吗？

今天，我们已步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期待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一种坦荡的胸怀来面对当今的世界潮流，以一种新的思维来重新审视现实和历史。而作为刻不容缓的首要一步，应该立即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并使与此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为此，我们愿意再次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的名义，吁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先生、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就下列各项事宜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

（一）由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责成有关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值此“六•四”惨案十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以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诸位的诚意回应。我们愿意就上述各项事宜与政府方面进行切实的、有成效的协商。我们希望政府方面就此项对话作出具体安排。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受难群体的命运，促成此项对话的早日实现。

“六四”受难者对话团成员（20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苏冰娴   徐  珏
尤维洁   黄金平   邝涤清   杨大榕   张树森   尹  敏
冯友祥   杜东旭   郭丽英   张艳秋   吴定富   孙承康
方  政   齐志勇

联系人：丁子霖
地  址：100872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四十三号；
电  话：62512951

2000年5月22日

六四难属春节聚会2006年2月4日

 

2007年2月24日，“天安门母亲”就六四血案第十三次向即将召开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发出呼吁，要求“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呼吁书发出后，海外媒体纷纷报道、转载，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评论，支持“天安门母亲”，强烈谴责当局掩盖历史真相，拒绝认罪和道歉、赔偿的恶劣行径。

自1995年以来，“两会”前夕，天安门母亲每年都向中国人大、政协上书，至今已经十三个年头。这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一个重要行动，她标志着六四难属不会忘却六四，全国向往民主自由法治的人民不会因岁月的流失而淡忘六四大屠杀的悲惨事件。

这个由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所组成的难属群体，从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渐渐走出绝望的阴影，尽管，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但难属之间的相互温暖和国内外良知者的同情，近于奇迹般地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她们就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和证词，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毫无疑问，六四后的十八年来，在敦促中共纠正罪错、调查历史真相和还公道于民的民间维权运动中，六四难属群体做得最为出色。

以下是天安门母亲呼吁书及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天安门母亲运动简史资料汇编。

●天安门母亲上书两会简史

天安门母亲坚持抗争的方式之一，就是以理性、温和、持续的方式给中共当局上书。从1995年到2007年，连续十三年从未间断；签名者从26人到128人，敢于公开站出来难属逐年增加。尽管官方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但难属群体决不放弃，而是要持之以恒，直到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那一天到来。

1995年，难属群体发出“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签名人已经发展到26人。首次提出难属群体的三项基本诉求：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1996年，发表“六四受难亲属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签名人增加到31人。公开信重申95年的三项诉求，并首次公布了已经寻找到的六四遇难者近200人。其中：年龄最大者56岁，最小者9岁；大学本科学生37名，博士及硕士生9名，中学生9名，小学生2名；独生子女17名；留下遗孀、遗孤者44名，遗孤为双生子女者6名。公开信还强调，“据我们的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1997年，难属群体就六四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签名人增加到42人。公开信除了再次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对六四问题的处理，“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而应该“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

1998年，难属群体致函第八届全国人大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签名人增加到56人。难属的诉求也有所变化，除了坚持三项基本诉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就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的诉求。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难属对话团正式成立并致函中共领导人。这是难属群体为了更理性地解决六四问题，首次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对话团，要求就三项基本要求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同时，当年5月17日，难属群体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请求立案侦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李鹏的法律责任的控告书，把对六四元凶的清算纳入法治轨道。

2000年，难属群体发表“六四对话团就六四问题的解决致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并再次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上诉书。签名人增加到108人。公开信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与官方展开对话的要求，控告书重申了对李鹏的刑事控告。

2001年，难属群体除了再次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提出对李鹏的刑事控告之外，首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签名人增加到112人。

“天安门母亲的话”在难属群体的维权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六四问题，而是扩展到其他群体遭受的人权迫害，特别申明：反对中共对民间异议活动的政治高压和残酷镇压；反对对法轮功等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镇压；反对在言论、出版、信仰乃至新闻、网络等领域继续推行限制、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政策，特别反对继续以言论、思想治罪的荒谬做法；反对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借口，抗拒、抵制国际社会基于人类道义及世界普适原则对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批评。

这篇文献也可以视为这一群体的爱的宣言：“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2002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六四对话团致国家领导人”和“致九届五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15人。

前者重申就三项基本诉求进行对话，后者重申三年前难属群体对李鹏的控告；“我们还要在这里重申：我们不会放弃此项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鹏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审判。”

2003年，难属群体就六四失踪者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暨全国政协全体委员。签名人仍然是115人。公开信除了重申三项基本诉求之外，加入了敦促官方寻找“六四失踪者”的诉求：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截止2003年2月，我们已寻找到惨案的死难者182位，伤残者71位。我们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目前，我们已记录下了12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

2004年，难属群体发表两封公开信：“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暨最高检察长贾春旺先生”和“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签名人增加到126人。前者重申了对李鹏的控告，后者敦请代表们就公正解决六四事件及六四受害者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推动大会及与会代表就此议案进行讨论、审议，并对九年来全国人大对难属上书的置之不理发出质问：“为什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对于我们的合理诉求竟如此置若罔闻？为什么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面对六四受难者年复一年发出的呼声竟如此噤若寒蝉？为什么我们于1999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的控告六四元凶李鹏的诉状，该院至今拒不答复；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竟然放弃了对人民检察院的问责与监督？为什么于1998年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名义冻结的一笔（11620德国马克）留德学生给予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至今仍不予发还，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竟然如此熟视无睹？”

2005年，难属群体就六四事件以及赵紫阳先生蒙受不白之冤问题致函人大政协。签名者增加到127人。公开信提出三方面的要求：1，当年由邓小平、李鹏等决策者、制造者一手强加于“六四”的错误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六四事件作为一桩重大的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正的重新评价。2，当年邓小平、李鹏等人强加于赵紫阳先生的莫须有“罪名”必须彻底推翻，由此造成的这桩重大历史冤案必须得到公开的纠正和重新评价。3，自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在政治上急速倒退，人权状况日趋恶化，对言论和网路的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属群体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

2006年，天安门母亲就八年前中共有关当局冻结“六四”人道捐款的问题致函第十届第四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与会者。签名者126人。指责中共有关当局冻结六四捐款的做法，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极不人道。要求予以立即解冻。

2007年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向两会代表发出呼吁：“解除六四禁区 公开六四真相”。签名者128人。呼吁书中写道：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明年就要在中国北京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悍然把野战军开进北京市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学生和市民，在长达十八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还执意要掩盖屠杀真相的政府，将何以面对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踩着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呼吁书还写道：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但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斑斑血迹岂能掩盖！受难亲属的哭泣、呼喊岂容噤声！死难民众的沉冤岂可一笔勾销！“六四”，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远的痛楚，给我们历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要痛楚没有平复，伤痕没有弥合，正义得不到伸张，国人心里就永远存在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官民之间、朝野双方的和解也就无从谈起，所谓“和谐社会”，更是一句空话。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上书全国人大、政协

天安门母亲的呼吁：解除六四禁区 公开六四真相

值此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我们呼吁全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

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明年就要在中国北京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了，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悍然把野战军开进北京市区，杀害了那么多无辜学生和市民，在长达十八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还执意要掩盖屠杀真相的政府，将何以面对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踩着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惨案岂能淡化  真相岂容掩盖

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但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斑斑血迹岂能掩盖！受难亲属的哭泣、呼喊岂容噤声！死难民众的沉冤岂可一笔勾销！“六四”，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远的痛楚，给我们历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要痛楚没有平复，伤痕没有弥合，正义得不到伸张，国人心里就永远存在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官民之间、朝野双方的和解也就无从谈起，所谓“和谐社会”，更是一句空话。

在已经过去的十七年时间里，执政当局为了摆脱国际困境，为了树立所谓“大国形象”，在“六四”的提法上一再改口。最初说是“平暴”（平息反革命暴乱），不久改为“事件”（或政治事件），后来又改为“风波”（或政治风波）。执政当局可以任意改变说法，却无法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事实是在上个世纪的1989年6月3日夜晚至6月4日凌晨，首都北京发生了一场针对和平示威者和无辜民众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民众死于非命，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20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岂能用“风波”二字来淡化？！如果改变提法意在承认当年“平暴”的错误，那么何不按司法程序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

我们认为，在“六四”定性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无论是坚持最初的说法，还是改变这种说法，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让真相来说话。判断是非罪错靠真相，解决问题也要靠真相。真相是全部“六四”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为此，我们呼吁：

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

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

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

为此，我们同时呼吁：

所有海内外的中国人和世界上一切良知之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各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重新评价“六四”。

开放六四禁书  解密六四档案

为了还原“六四”真相，我们敦请执政当局立即解密当年有关实施武装镇压的所有文件、档案；公布惨案中所有罹难者的名单和人数；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止出版检查，撤销网络封锁，让当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

在此，我们特提出以下三个案例，敦请执政当局给予明确答复，并妥善处理：

一、立即撤销对宗凤鸣先生《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的查禁。

在宗凤鸣先生记述的这本《谈话》中，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以对民族、历史负责的态度，如实地陈述了当年中共高层有关对89天安门运动实施武力镇压的决策过程，披露了当时军委主席邓小平及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在是否实施镇压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谈话》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究竟是谁应该对那场血腥的大屠杀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本书里，作者还公布了《赵紫阳先生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申辩词）》、《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等有关“六四”事件的重要历史文件。这些文件表明赵紫阳先生在如何妥善处理89学潮、如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我们认为，赵紫阳先生的“谈话”及有关文件，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是留给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以使后人从那场大屠杀中吸取血的教训。

二、立即撤销对丁子霖女士《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查禁。

《寻访》一书是由天安门惨案受害者的血泪凝成的；是迄今为止对于那场民族灾难的最详尽的记录。在这本书里，收集并记录下了186位“六四”死难者个案，公布了对50位死难者亲属的寻访实录，记述了“六四”难属即“天安门母亲”群体十七年来所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和她（他）们的不屈抗争。在这本书中， 作者还反复地阐明了“六四”受难群体在如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上的诉求和主张。

《寻访》一书，既为十八年前那场血腥的屠杀留下了一份铁证，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份苦难的记忆。它作为一份几乎与灾难同步的实录，同样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以使得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一个个死于屠杀的鲜活生命，永远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杜绝像“六四”那样的杀戮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

然而，上述《谈话》和《寻访》两书分别于今年1月、前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却遭到了中国海关的查禁、扣没，以至于大陆民众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两本书。我们谴责有关当局这种罔顾宪法、法律和公民权利的恶劣做法，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违法行为。

三、据《亚洲周刊》等海外多家媒体报道，2005年秋，“六四”涉案者之一李鹏写成了一本题为《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的书稿，要求中共中央批准出版，但后者以“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的理由拒绝了李鹏的要求。据报道，该书以日记方式回溯了“六四”前后决策的来龙去脉，披露了中南海高层对处置学运存在的分歧。李鹏撰写此书，意在为自己辩护，撇清自己在“六四”惨案中应负的重要责任。

我们认为，李鹏作为“六四”大屠杀的涉案者，应依法接受司法侦查，讲清楚自己的犯罪事实，为那场血腥的屠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作为涉案的被告人，有权提供证言、证物，为自己作辩护。出版“六四日记”，是尊重涉案被告的权利，也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六四”真相。据此，我们呼吁执政当局改变决定，让《关键时刻》一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

以上三个案例能否妥善处理，事关“六四”这个世纪性冤案的公正解决，也事关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我们呼吁本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予以严重关注。

第十三次重申三项诉求

十多年来，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自1995年以来，我们提出了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现在，离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和要求也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但是，全国人大和执政当局对我们的建议、要求始终置若罔闻。请问：十二年的时间难道还不够长吗？！作为民意机构和行政当局，面对那么多大屠杀遗留下来的孤儿寡母，那么多含冤忍辱的受害民众，难道可以如此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吗？！

在此次大会召开前夕，我们再一次重申上述主张和诉求。我们相信，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可能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延下去。为了打破持续了十八年的僵持局面，我们愿意提出分步解决的方案，即从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做起，逐步推进，在双方保持理性的前提下求得“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此，我们敦请人大代表按法定程序，把“维护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作为专项提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最后，我们呼吁本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切实关注“六四”受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与命运。

签署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段宏炳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孙秀芝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刘春林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张耀祖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仙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周治刚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罗  让（共128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李贞英 邝滌清 吴守琴（共14人）

2007年2月24日

●媒体报道评论

▲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天安门母亲”再次要求公开六四真相》为题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前夕，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家人发表公开信，要求人大和政协敦促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

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通过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表了这封公开信，信中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评价1989年6月4日发生的事件。

“天安门母亲”是天安门六四镇压事件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组成的组织，由退休教授丁子霖领导。丁子霖的儿子也是六四事件死难者。自1995年起“天安门母亲”不断要求平反“六四事件”。

丁子霖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说，对于这封公开信的效果，她并不抱任何希望与幻想。

她说，这封信已经是他们的第十三封公开信，但到现在政府、人大、政协都没有什么回应。她认为，中国最高领导说“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相当虚伪。

对于六四难属目前的处境，丁子霖说：“实事求是来说，我们被监控的程度比以前要松一些。我觉得这个空间是我们抗争来的，不是当局的恩赐。我也看不出他们善意的回应”。

这封128名六四事件幸存者和死者家人发表的公开信说：“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可能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无限期拖延下去”。

信中还说：“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天安门母亲”指出，中国政府作为本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难道能够如此心安理得地让全世界的体育健儿们 踩著一块血迹未干的土地参加赛事吗？”

他们呼吁中国当局让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让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让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

“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也要求中国当局撤销三部书的禁令，包括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李鹏的《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

他们还敦请执政当局“立即解密当年有关实施武装镇压的所有文件、档案；公布惨案中所有罹难者的名单和人数；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止出版检查，撤销网络封锁，让当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

▲美国之音（VOA）以《天安门母亲公开信呼吁揭六四真相》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说，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亲属日前致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北京市领导人，敦促政府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这是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以来第13次上书，“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天安门母亲从第一封信开始就提出三项诉求，即，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真相；依法做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全国人大和执政当局迄今对他们的建议和要求置若罔闻表示失望。

丁子霖说：“说实在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从我们难属来讲，我们对他们非常失望。12年了，不算短了，在惨案发生6年之后，我们年年给他们写，但是政府方面没有任何答复，两代会的代表也没有任何人来答复、或者哪怕间接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事情。”

丁子霖介绍说，他们今年在信中提出了新的要求。

丁子霖 ：“今年我们除了重申三项诉求以外，我们重点就放在要求六四解禁，要求公布六四真相，具体来讲就是解密六四档案，开放六四禁书。”

丁子霖说，上书陈情，提出诉求，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会坚持下去。她说，从第一次写信后受到威胁、监视、传讯、电话线被切断到现在因为上书而受到的威胁减少，说明他们的抗争取得了效果。

▲中央社援引日本《产经新闻》“邓小平秘录：杨尚昆承认天安门事件犯下大错”报道。报道说，邓小平至死未对武力镇压一事留下反省或悔恨之词，但是，当年参与开枪命令的现职国家主席杨尚昆则在生前表示反省之意，承认共产党犯下最严重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

文中指出，二零零四年二月，暴露中国在前一年隐瞒国内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军方医院医生蒋彦永致函给温家宝总理等人，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信中提到的新事实引起瞩目。

报导指出，天安门事件发生当时，参与开枪命令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一九九八年死去以前，曾向蒋彦永说道，党（在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犯上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杨尚昆表示反省之意似在一九九六年左右。

当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事件后逃出中国）曾向产经指出，邓小平的长男邓朴方曾为避免流血事件而行动。北京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之后很快地，邓朴方担任主席的“中国残障者联合会”有四名职员前往天安门广场访问学生运动指挥总部，指出邓朴方为避免流血，希望和学生对话，要求派遣学生领袖出面。

“联合会”一名职员被留下来作为人质，吾尔开希本人则在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前往“中国残障者联合会”。应对的“联合会”干部向吾尔开希表示，政府势必动武，若想避免流血，将安排和主席的会面。吾尔开希是由于邓朴方表示想见学生领袖才出面，这名干部的发言与此有违，结果他未和邓朴方见面而离去。

吾尔开希表示，邓朴方派遣职员向学生运动总部转达的意见应是真的，但很快地改变主意。他猜测邓朴方是判断流血已不可避免。邓朴方虽未曾作何表示，但或许已知道他父亲的坚定决意。

文中指出，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四日凌晨，中国戒严部队对学生和市民开枪，造成三百人以上死亡的事件震惊全球，中国领导阶层完全孤立，改革开放停顿，中国陷于混乱和分裂的危机，这也是在武力镇压扮演中心角色的邓小平的危机。

中国后来的发展使得事件后的政权都肯定邓小平当年的决断，至今中国国内除公式的见解外，不准谈天安门事件，要求对该事件重新评价的人士都被置于严厉的监视下，当年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解职的前党总书记遭软禁至死。一名中国老记者被引述指出，事件遭全面封锁是由于政权内部有看法认为大量杀害人民是作得过火。

文中指出，天安门事件后，中国虽经济发展，但为贫富悬殊和腐败的蔓延等严重的矛盾而头痛，该事件是政治改革受挫的主因之一，胡锦涛政权背负着邓小平留下来的正反两面的遗产。

▲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说“天安门母亲要求公开六四真相受旅英难属支持”。报道写道：旅居英国的六四难属夏泽，星期三在伦敦表示，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站出来支持天安门母亲。

夏泽的表弟 六四事件中在天安门的边上遭军人开枪打死，她说她的姑母张先玲以及她的家庭都受到相当大的伤害。夏泽说于私这么多年来她的家庭要求讨回公道，一直就没有回应。她相信中国当局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那么这些企图掩盖真相，愚弄百姓的事情就要首先去除。

夏泽表示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说，六四真相至今不能公开是全中华民族的耻辱，她说这句话是最触动人心最真实的表述，也说出所有六四难属共同的心声。

▲自由亚洲电台（RFA）：《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也呼吁正视六四问题》。报道说，北京两会召开前夕，大陆天安门母亲呼吁北京当局要还原六四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发表之后，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也发出公开呼吁，希望北京当局正视六四问题。

大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在即，大陆天安门母亲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中国执政当局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信中提到，“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在该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也在香港发出公开信，呼吁北京当局必需正视六四问题，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刘家仪向本台表示：“我们是全力支持大陆天安门母亲这次的呼吁，刚好两会召开在即，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能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要平反六四，还原六四事件真相，同时也要解禁六四事件书本。”

刘家仪表示，身为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的一份子，她们对大陆天安门母亲有许多敬佩和感谢：“我们给大陆天安门母亲的这些只是一点点的精神支持，让她们感觉关怀是不会过去的，我们是永远和她们站在一起的。我们还是要向大陆天安门母亲们说声谢谢，谢谢她们的孩子，为了国家而牺牲，为了人权民主自由而牺牲。丁老师她们面对那么多困难，她们才真正是活在压力下，她们那份坚持，才是叫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最大力量，当我们要平反六四，还原历史真相，她们的这份坚持，才是我们背后的最大动力。”

对于香港同胞的这份心意，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星期三向本台表示：“谢谢她们年年都没有忘记这个日子，一年当中，当许多家庭在温馨团圆时，她们就会想到我们这些受难的同胞，就像刚过去的除夕晚上，她们还在继续编织围巾，继续送温暖的活动。

记者：年三十，除夕那天我也有到维园去，看到她们都在编织围巾，还不断呼吁路人加入行列。

丁子霖：有些连自己的亲属尚不能做到，但我们的香港同胞做到了。送暖巾这件事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人呢，活下来得靠一份精神的坚持，尤其像我们这种历经磨难的人，要在当今专制制度下，活着，还要抗争，没有一个精神的支撑，是很难，很难的。

▲澳洲广播电台报道《天安门母亲呼吁调查六四》。报道说，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呼吁中国人大对当年的这一事件展开新的调查。

在中国人大将于下周一举行年度会议前夕，“天安门母亲”团体的128名成员向人大寄送了他们签名的一封公开信。

在公开信上率先签名的是以直言不讳批评中国政府著称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丁子霖。

1989年6月3号夜间，当政府试图结束长达六周的抗议行动时，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北京街头被士兵枪杀。

“天安门母亲”致送人大的公开信呼吁对这一事件展开新的调查，对公众作出解释并对受害者作出恰当的赔偿。这封公开信还要求起诉那些负有责任者。

▲《民主论坛》发表香港支联会“要求彻查‘六、四’事件真相，追究镇压责任”的报道。文章说，一年一度人大和政协会议举行在即，支联会要求两会通过中央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立即彻查及公布“6.4”事件真相，公开审讯并追究所有官员的刑事责任，赔偿死伤者家属和公开道歉。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容许“6.4”受难者家属公开悼念亲人，以期在悼念中纾缓伤痛。

“6.4”事件发生近18年，当年军队杀害和平示威民众的景象仍历历在目，历史的伤口仍未愈合。然而政府一直诬蔑这是一场动乱，回避人民要求平反“6.4”诉求，拒绝承认镇压责任。中共与民为敌的做法，只是将矛盾激化，更突显政治专制带来的社会危机。

历史真相不容掩盖。十多年来，“6.4”受难者家属顶着压力，组成“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6.4”事件真相，追究屠杀事件的法律责任。支联会全力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诉求，解除“6.4”禁区，公开“6.4”真相，透过司法程序，立案侦查事件真相，追究屠杀事件的法律责任。

支联会重申，在愿意公开身分的百多位“6.4”受难者和受难者家属中，很多已年纪老迈，部分病卧在床，其中14位更已经离世，未能完成为亲人讨回公道的愿望。我们基於人道关怀，要求中国政府理解“6.4”受难者家属多年来承受痛失亲人的悲痛，若连公开悼念的权利也被剥夺，是严重侵犯人权，是不人道及违反中国对已逝亲人追思的传统，破坏和谐社会。

支联会呼吁中共藉著这一次人大、政协会议召开，放下“6.4”包袱，响应“6.4”受难者家属的要求，将真相大白於天下，肯定89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向受害者及其亲属作出赔偿，追究镇压者的法律责任，共建和谐社会！

▲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玫瑰呼唤”签名活动：支持天安门母亲运动声明　解除六四禁区　公开六四真相诚邀签署《玫瑰呼唤》，签名网址：http：www.tmc-hk.org/forum.php签名信箱： contact@tmc-hk.org

“天安门母亲”群体日前发出《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的声明。我们看到一些已辞世的“6.4”受难者家属名字仍在联署之列，可见即使死者已矣，难属也要为“6.4”屠杀中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现时，不少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然而，18年来，政府没有因难属年迈而放宽对他们的监控，每逢清明、“6.4”

等“敏感”日子，难属的人身自由、通讯自由备受限制，甚至到墓园拜祭死去亲人的权利亦被剥夺。2005年，国安局更藉口难属收到一批由香港寄来，印有“天安门母亲”字样的文化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拘禁三名难属。虽然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举足轻重，但政府面对年迈的难属仍是惶恐不安，反映政府时刻恐怕自己的谎言会被揭破，及不敢面对谎言被揭破的後果。

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严密的新闻与资讯封锁，大部分民众对中共的谎言深信不疑。要拆穿谎言，最有力的办法是还原真相。这些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努力地搜集受难者的证辞，至今已纪录了186名受难者的个案，并于2005年9月在香港出版《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可是却遭中国海关查禁、扣没。作为身处香港的中国人，我们有责任说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心声，与“天安门母亲”群体同行，支持她们的诉求，一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为的不只是完成难属的心愿，也是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

在此，我们再次要求政府解除“6.4”禁区，公开“6.4”真相，并让“6.4”死难者家属可以自由和公开地悼念“6.4”屠杀中死去的亲人，自由地接受各界人道捐助，以及终止对“6.4”屠杀伤残者及死难者家属的骚扰和迫害。

过去一年，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为期三年的“玫瑰呼唤”，藉以争取天安门母亲和“6.4”死难者家属能自由悼念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今年，“玫瑰呼唤”已踏入第二年，我们将继续透过不同活动争取两岸三地及国际人士的支持和参与。诚邀支持“6.4”死难者家属有自由悼念亲人权利的团体及人士，签署《玫瑰呼唤》。

（http：www.tmc-hk.org/forum.php；contact@tmc-hk.org）

▲亚洲新闻/通讯社发表《“天安门母亲”再次要求彻底调查一九八九年屠杀真相》的报道，报道说，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遇害者的家属们，再次强烈要求政府“公开讨论、重新评价一九八九年的反腐败、捍卫民主运动”。日前，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天安门母亲”再次通过“中国人权”组织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呼吁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向世界、向全国公开抗议事件以及血腥镇压的真相”。 “立即解密当年有关实施武装镇压的所有文件、档案；公布惨案中所有罹难者的名单和人数；立即解除六四禁区，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止出版检查，撤销网络封锁，让当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这一要求越来越必要了。因为，“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将近十八年了，但是，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退休教授丁子霖领导的“天安门母亲”，是由一百二十八个天安门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庭组成的组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着坦克驶向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一个月以来坚持抗议社会腐败、要求实现民主的示威学生。丁子霖教授的儿子当年只有十七岁，却死在了人民子弟兵的坦克和子弹下。

政府从未对外公开报道国六四事件的具体伤亡数据。但是，独立的国际组织指出，六月四日和以后的几天里，天安门广场和附近的主要街道上共有几千人惨遭屠杀。

每年六四纪念之际，“天安门母亲”都强烈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六四事件。但是，迄今为止，北京对“母亲”们的回答始终是否定的。不仅如此，还将提出为六四平反昭雪的“母亲”们软禁在家中。

中国共产党对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运的官方公开定义是“反革命暴乱”。为此，“天安门母亲”在去年发表的公开信中，指责政府“始终未就残暴的镇压正式作出道歉”，并仍然盲目崇拜“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将我们的国家推向了深重灾难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天安门母亲上书中共两会历史资料汇编

●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1994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今年３月上旬以来,我们的住宅接连６次受到“便衣”人员的监视和骚扰；我们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和剥夺；我们的私人电话受到监控并一度被切断；我们多次遭到“便衣”人员的辱骂和威胁。

我们是人，不是圈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在我们儿子的生日和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把我们住宅周围的“便衣”和监视车辆撤走，恢复我们的人身自由。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说话做事要光明磊落。如果我们触犯了法律，可以诉诸公开的司法程序，没有必要采取监视、骚扰、威胁等卑劣手段。

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完全是公开的。

我们反对和谴责８９“六四”政府对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为在那场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我们的儿子以及所有被无辜剥夺了生存权利的男女作名誉辩护。这是履行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政府首脑和官员们天天都在“代表”人民说话，为什么人民自己不能说话！　　

我们以一己之绵薄，寻访“六四”受害者及其亲属，旨在互助互慰，呼吁人道救助。对于这个受害群体的痛苦和困难，政府不管，难道也不让我们同命运者自己管！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包括来自境外的援助，我们多次声明，这种援助纯属人道性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难道为“六四”受难亲属接受并转达此项援助就成了“汉奸”、“卖国”！

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目睹一批又一批人士因思想、言论而遭到当局的逮捕、拘押和传询。我们忧虑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呼吁政府采取主动，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难道不能允许一个公民就国家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甚至连呼吁改善人权的言论也要被剥夺！

究竟是谁蔑视宪法和法律？

自本月２０日开始，我们受到第六次监视，到今天已经１０天了。

６月２日是我们儿子的生日，６月３日是我们儿子的忌日。只要还有一点点人性，只要还知道什么是人道，谁都会明白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亲子之爱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今年是我们儿子罹难五周年。他的骨灰和灵堂就安放在家里。难道不能有一块净土让他的亡灵得到安息！难道不能让他的父母有片刻的平静在自己的家里为他作五周年的祭奠！

我们已忍无可忍。

我们重申: 立即停止对我们住宅的监视和骚扰 ，立即恢复我们的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从６月２日儿子出生的时刻开始至６月４日，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绝食抗议,以慰亡儿于九泉。

中国人民大学　　丁子霖　蒋培坤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９日

附带的话：
“六四”五年过去了，但对于那些和我们有着同样命运的父母、妻子及失去亲人的儿女来说，时间并没有弥合他们的伤口。在这五年时间里，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们不仅不能公开谈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且不能公开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

在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为死者做什么，谨以我们无力的抗议告慰所有在五年前遇难的同胞们。

在过去的五年里，旅居国外的留学生、海外华人、外国朋友曾给予我们“六四”受害者群体以真诚的抚慰与帮助，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5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们是一群８９“六四”事件的受难亲属，大部分是在那次事件中失去了亲人的母亲和妻子。六年来，我们强忍悲痛、苦熬岁月，一直期盼并耐心等待政府对我们亲人的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然而政府对我们的要求至今置若罔闻。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命关天”。然而，六年前，在首都北京街头政府动用机枪、坦克杀害了那么多人，居然仓促定性，强行用“平暴”二字对这一震惊世界的流血惨案划了句号。这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的。

六年的时间不算短了，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

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我们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我们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决定。

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难属的命运。

专此盼复。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李雪文  周淑庄  徐  珏  刘梅花  黄金平 马雪琴  刘秀臣  张树森  张艳秋 
田淑玲  贾福泉  周  燕 周淑珍  袁淑敏  朱玉仙  沈桂芳  杜东旭  冯友祥  孟淑珍  郭丽英 
陆马生  尤维洁  韩菽香  尹  敏  孟淑英（26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六四受难亲属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1996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六四”事件过去快七年了。七年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人大常委会，未能顺应民意，阻止军队对首都学生和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事件发生后，又未能正视事件带来的惨重后果，及时处理善后事宜。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感失望。

七年来，我们已寻找到“六四”事件的遇难者近２００人。其中：年龄最大者５６岁，最小者９岁；大学本科学生３７名，博士及硕士生９名，中学生９名，小学生２名；属于独生子女者１７名；留下遗孀、遗孤者４４名，遗孤为双生子女者６名。据我们的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另外，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仅仅是全部遇难者中的极少数，这可以从惨案发生时首都各医院对死亡人数的初步统计得到证实。

我们作为８９“六四”惨案的受难亲属，曾于去年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我们的亲人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但一年过去了，至今仍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们不明白，作为宪法规定的全国民意代表机构，为什么对人民的要求竟如此置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得不重申我们的下列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依法给予“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我们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决定。

我们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
 
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命运。

署名者：

丁子霖、张先玲、杨银山、苏冰娴、要福荣、袁淑敏、姚瑞生、狄孟琦、孟金秀、周淑珍、邝涤清、沈  辉、尹  敏、周淑庄、李雪文、徐  珏、刘秀臣、祝枝娣、马雪芹、刘梅花、张树森、韩淑香、杜东旭、寇玉生、郭丽英、张艳秋、周  燕、黄金平、尤维洁、孟淑珍、冯友祥等（31人）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就六四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7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六四”事件已经八年了。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受难亲属，在过去的两年里，曾两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我们的亲人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在去年的信件里，我们还公布了当时我们已经找到的死难者的人数及有关情况，以供人大有关机构研究参考。但是，如今一年又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们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请人大常委会注意，我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去年十二月访美期间，就８９年“六四”事件发表了严重歪曲和掩盖事实的讲话。他声称“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其他地方也只是发生了一点“推推撞撞”。我们要问，迟的这个讲话究竟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政府？他的讲话的根据何在？我们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国内公开迟浩田的讲话，并就他的这次讲话作出澄清。

我们还有必要提请人大常委会注意，在已经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六四”死难亲属不仅在精神上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而且在经济上遭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是海内外同胞和外国友人的人道援助才使他（她）们度过了这八年艰难的岁月。然而，政府对于难属们的困难，不仅不提供帮助，反而对民间自发的救助活动设置种种障碍。我们认为，即使出于人道考虑，政府也应该对那些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年幼孤儿有所抚恤；更何况政府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就声称，有些死者是所谓“误伤的群众”，那么为什么对“误伤群众”也不作抚恤呢？

八年前的那场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必须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不能按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

为此，我们重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

我们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命运。

署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徐  珏  李雪文  李桂英 张艳秋  金贞玉  姚瑞生  于  清  陆马生
寇玉生  李显远  要福荣  张树森  尹  敏  杜东旭  齐国香 孟金秀  狄孟琦  冯友祥  邝涤清
周淑珍  刘秀臣  田素玲  郭丽英  马雪琴  袁淑敏  邵秋风  黄金平 孟淑珍  韩淑香  潘木治
周  燕  尤维洁  祝枝弟  肖书兰  索秀女  沈  晖  王  琳  刘梅花  苏冰娴   （42人）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

●就撤销李鹏人大代表资格致函第八届全国人大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1998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尊敬的人大代表们：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六四”事件快九年了。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受难亲属，在过去的年月里，曾多次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我们的亲人在“六四”事件中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我们不止一次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在去年的信件里，我们还特促请人大常委会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和做法，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但是，我们的这些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答复。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去年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期间就“六四”事件发表的谈话，继续掩盖和歪曲事实，坚持对此次事件的错误定性，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有鉴于此，在新一届人大召开前夕，我们依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向第八届人大常委会暨第九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如下要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应切实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充分和如实地表达人民的意愿。为此，我们促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新一届人民代表的代表资格，以防止不称职者窃取代表资格。我们认为，1989年6月4日政府对学生、民众的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对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者，均不宜再当选为新一届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和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认为，现任总理李鹏对“六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我们特敦请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消其代表资格。

值此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们再次重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们再一次要求人大常委会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我们再一次呼吁各级人民代表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推动和监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

我们再一次呼吁全国人民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命运。

签名者（56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郭丽英  李桂英  李雪文  徐  珏  张树森
苏冰娴  杜东旭  邝涤清  寇玉生  杨大榕  刘天媛  黄金平  曹华贤
要福荣  狄孟奇  周  燕  索修女  孟淑珍  尤维洁  陆马生  潘木治
王文华  李淑娟  黄定英  任金宝  姚瑞生  齐国香  孙承康  于  清
李显远  祝枝弟  肖书兰  刘梅花  袁长禄  张振霞  刘秀臣  孟金秀
马雪芹  冯有祥  张艳秋  管卫东  周淑珍  潭汉凤  袁淑敏  董志民
田淑玲  王  琳  金贞玉  陈建军  韩淑香  尹  敏  沈  晖  周治刚

1998年2月2日

●六四受难者对话团致函国家和政府领导人 要求就“六四”惨案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1999年)

江泽民主席
朱镕基总理
田纪云副委员长
李瑞环政协主席：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周年。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也已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十个年头。在以往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吁请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当局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就“六•四”事件及受难亲属问题与受难群体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人大和政府方面的任何答复。

十年前的“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20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这场大屠杀现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一个时代的噩梦般的恐惧，仍然沉重地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十年来，海内外正义之士和各界民众，包括我们受难群体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89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词，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呼吁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清算历史，改弦更张，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民主宪政。

为求得政府方面的诚意回应，我们作为受难群体，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始终以国家稳定的大局为重，以亿万民众的福祉为念，坚持主张通过民主、法制的轨道，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坚持在政府对“六•四”事件作出妥善处理之前，通过自己的努力，互助互慰，医治创伤；并以非政治性的民间方式，争取海内外人道援助，在可能范围内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伤残病弱者有所抚恤。

但是，十年过去了，政府当局在解决“六•四”事件的问题上，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诚意，反而一再宣称：已经作出的结论不能改变。政府的这种立场绝不代表民意，我们断然不能接受。我们期待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改变态度，果断地放弃当年邓小平、李鹏等人对89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定性，面对历史的罪恶，勇敢地承担起后果与责任。

今年是本世纪最后一年。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了无尽的磨难，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身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能背负着这种苦难和创伤进入新的世纪。在这继往开来的时刻，我们强烈呼吁政府当局，不要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拖延到下一个世纪。

为此，我们愿意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的名义，吁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先生、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就下列有关“六•四”事件的各项事宜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

（一）由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责成有关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值此“六•四”惨案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以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诸位国家领导人的诚意回应，并就我们的对话要求作出具体安排。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受难群体的命运，促成“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六四”受难者对话团成员（20人）：

丁子霖   张先玲   李雪文   周淑庄   徐  珏  邝涤清  杨大榕
苏冰娴   张树森   尹  敏   尤维洁   黄金平  方  政  冯友祥
孙承康   杜东旭   郭丽英   张艳秋   吴定富  齐志勇

联系人：丁子霖（地址：100872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四十三号；电话：62512951）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六四对话团就六四问题的解决致函国家领导人(2000年)

江泽民主席
朱镕基总理
田纪云副委员长
李瑞环政协主席：

“六•四”惨案快过去十一个年头了，我们作为这场惨案的死难亲属和致伤、致残的幸存者，曾于去年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名义致函诸位，要求就“六四”惨案及“六四”受难者问题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我们一直期待着诸位的善意回应，然而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对此我们感到失望和遗憾。

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作为整个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并没有成为过去。政府当局可以运用手里掌握的权力掩盖历史真相，可以用恐惧和谎言迫使人们遗忘这段历史，但不可能把它从人们的心底里抹去。任何人如果不想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前止步，惟有勇敢地面对这血的历史。

我们注意到江泽民主席多次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相信主席先生对当年孙先生的话有深刻的理解，也相信主席先生对今天的世界潮流有真切的感受和把握，我们更相信主席先生具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但是，我们无法理解主席先生为什么在“六四”问题上竟然站在世界潮流的对立方面达十一年之久。

在过去的年月里，海内外正义之士和各界民众，包括我们受难群体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重新评价89天安门运动；呼吁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清算历史，改弦更张，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民主宪政。

为求得政府方面的诚意回应，我们作为受难群体，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始终以国家稳定的大局为重，以亿万民众的福祉为念，坚持主张通过民主、法制的轨道，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坚持在政府对“六•四”事件作出妥善处理之前，通过自己的努力，互助互慰，医治创伤；并以非政治性的民间方式，争取海内外人道援助，在可能范围内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伤残病弱者有所抚恤。

但是，十年过去了，政府方面在解决“六•四”事件的问题上，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诚意，反而对我们受难群体施以种种歧视甚至无情的打压，近年来竟发展到无理扣押、冻结、收缴“六四”人道捐款的地步。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难道也能说成是顺应了世界潮流吗？

今天，我们已步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期待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一种坦荡的胸怀来面对当今的世界潮流，以一种新的思维来重新审视现实和历史。而作为刻不容缓的首要一步，应该立即对“六四”事件作出重新评价，并使与此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为此，我们愿意再次以“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的名义，吁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先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先生、政协主席李瑞环先生，就下列各项事宜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

（一）由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人数；

（二）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责成有关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事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值此“六•四”惨案十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以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诸位的诚意回应。我们愿意就上述各项事宜与政府方面进行切实的、有成效的协商。我们希望政府方面就此项对话作出具体安排。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受难群体的命运，促成此项对话的早日实现。

“六四”受难者对话团成员（20人）：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苏冰娴   徐  珏
尤维洁   黄金平   邝涤清   杨大榕   张树森   尹  敏
冯友祥   杜东旭   郭丽英   张艳秋   吴定富   孙承康
方  政   齐志勇

联系人：丁子霖
地  址：100872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四十三号；
电  话：62512951

200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