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极权主义热衷于对每一件事都要加以全面的掌控，对每一个独立、自发的人类行为都要预先得知，精确的纳入到它所能计算到的范围，因此，它必然对人类本身的活动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猜疑，在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对人类进行无所不在的监视和干涉，钳制它，窒息它，今天人类感受到这种存在，除了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命令和极权主义警察，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来达到。
早在极权主义刚刚兴起之初，英国思想家 F.A.Hayek 就作过精确的论断，他认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与法治是无法共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极权主义的行动就不合法，或者说，极权主义社会就一定没有法律，恰恰相反，它可以赋予极权主义组织以毫无限制的法律，使最专断的统治行为合法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群众仍然视服从这种法律为天经地义，或者干脆将它作为推卸人类自身责任的借口。
如果将意识形态命令比喻成一块公路标识牌，它提示人类进入极权主义世界的路径，那么，法律则是设立在公路标识牌附近的交通警察，一方面，它负责监视和督促人类按照公路标识牌的指示前进，另外的，对那些擅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类行为开具罚单，同时，警示后来者。
对当代极权主义而言，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将人类本身的活动带到极权主义的虚假世界，后者则给那些试图反抗的、独立的人类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意识形态命令是一个封闭的价值行为体系，法律则相当于在这个体系的外围筑起一道相当可靠的屏障，将意识形态命令隐藏在法律条文的堂皇外表之下，确保它得以安全运行。换个角度讲，法律订制的初衷并非为了保障人类的自由与权利，而是为了更好的说服人类从自我意识中剥离出来，服从于意识形态命令，巩固这个制度。如果某个问题的解决所依据的恰好是沿用某个法律规条，并且符合人类的基本利益，那绝对不是法治所导致，而是人类的利益诉求正好与极权主义的运行轨迹处于同一水平面，从而确保了它们的一致性，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因素，而非必然的结果。
如果把极权主义整个权力体系做一个平面解剖，我们将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法律在其中的重要性。在所有的要素当中，意识形态命令无疑是最内在的东西，它是迫使人类走向极权主义世界的心理桥梁，同时也是它得到群众认同的心理基础，否定它，等于否定极权主义内在的游戏规则，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将面临无法逾越的难关，甚至连正常的权力交接都无法顺利进行。在极权主义前期，甚至不需要通过法律、警察、军队来维持整个极权统治秩序，单凭强大的意识形态命令就足以摧毁任何一支反抗力量，达到全面控制社会的目的。今天，意识形态命令已难以再有效的统一社会，法律作为粘结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性要素，用来弥补和加固意识形态命令的缺陷，显得尤其重要。（传统的独裁专制统治下，专制者们维护权力通常采取简单的暴力方式，并不需要刻意突出法律的地位；上面所提到的，在极权主义前期，同样不需要强调法律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作为最为贴近意识形态命令的符身符，依附和盘绕在人类日常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是极权主义制度与人性之中的独立、偶发、多样性冲突之间的一片最为宽阔的缓冲地带，如果没有法律作为粘合剂，在意识意态命令日趋失灵的复杂境况当中，这里将发生什么？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极权主义警察、军队作为最后坚守的阵地，被直接推到前台，赤裸裸地干涉人类行为，公开地闯入人类的日常生活领域。这样，极权主义被迫说出了真相，它说出\”我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军事暴力集团。\”\”我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保存我的权力，除此以外，不为别的。\”如此深奥的道理，它彻底将自己虚伪欺骗的企图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以这种方式否定它制定的种种文明的游戏规则，还原出事物的本来面貌，使意识形态命令破裂，导致真相大白。它不再是文明的象征，而是野蛮、残忍、杀戳、压迫剥削的代名词，它独裁、专制，它是一个警察国家、军事政权。它彻底地否定了自己。
毫无疑问，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它也有可能会如此行动，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将这种行动长期化、制度化、公开化、合法化。即便如此，它也会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人类行为的不正当，它甚至将自己装扮成弱者，假装它是无辜的受害者。然后，将这些记忆有意识地从世界和历史中清除，重新回到它预设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命令）之中，惟有如此，才能掩盖其权力的真正来源和终极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极权主义虚假世界的一个构成，法律同样不可能是真实的，即便是头脑最为简单的人，都非常清楚法律难以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经验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极有可能在官方法律明文规定的各类典章中可以找到解决之道。事实上，在极权主义制度中，比法律更真实有效的，是来自那些隐秘的、处于地下状态的、不为外部世界所知晓的官方内部文件、命令、会议记录与当权者的口头授意之中，它们高高地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才是极权主义游戏中真实的语言，是法律无法延伸到的那片领域。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是，一个人越是奉公守法，被剥夺的感觉就会越强烈，毫无尊严和对存在意义的失落感也更加深刻的被体验到。今天，\”一个真正的守法公民，意味着一个驯服的奴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当前它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全民性普法教育、开展法治宣传的原因。
这是当前它为什么如此刻意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因。
这是当前它为什么乐意政治上的反对派们在它所制订的法律条文和游戏规则内解决问题的原因。
说到底， 一旦接受这些法律，就等于自动的服从意识形态命令，从而进入这个极权主义世界，成全它的存在和运行，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那些独立于它之外的更高级的国际人权法律以及真正的人类文明规则。
回到上面讲到的这个例子，由于这位朋友从事的工作偏离了公路指示牌提示的道路，因此交通警察照章给他开具了罚单，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得出了结论，整个过程都是符合法律程序的，看不出有任何违反法律的迹象。然而，哪怕是最不愿开动脑筋的人都能够分辨出来，交通警察完全是出于恶意故意刁难这位朋友，他将龌龊的心理动机、将他的无法无天和他的浅薄无聊深深隐藏在温文尔雅的法律条文后面，法律成为他为非作恶的最为有效的工具，从另外的角度讲，这位交通警察同时也成全了法律从抽象的一纸空文转化成事实上的为非作恶，由此将这位朋友、法律条文和他本人统统卷入到极权主义的游戏之中。
这位交通警察如此行动也许拥有很多的来自心理上的借口，例如：他仅仅是在例行公事、奉公执法、奖金、评先评优、职务升迁等等，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行动最终导致了一个罪恶的结果，这个结果，恰恰是极权主义期许的那样：它希望这颗白色的星星从茫茫的夜空中消失，因为星星的存在使它感受到了威胁；或者至少，将这颗星星渲染成黑色，与它的颜色变得一致，让人类感觉不到这颗星星的存在。
这个最终目的，巧妙的隐藏在交通警察的各类心理借口（内在转化为极权主义法律）背后。
这位朋友也许识破了隐藏在这些极权主义法律背后的险恶动机，因而对这位交通警察开出的罚单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拒绝这种来自制度的非人道的侵害，进而，他向整个极权主义社会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颗白色的星星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并非人类臆想中的幻影，它是与宇宙天体的运行和天地万物的存在紧密相连的，不以任何人为的意志而改变。同时，他也向人类传递了一个潜在的心理讯号：摆脱这张看似无所不包的虚无黑暗的大网，做一个真实客观存在的自我，创造一种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的独立生活是有可能做到的，就像那颗客观存在的星星。
无疑的，这个决定会给整个极权主义社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因为他对交通警察处罚决定的不服从，由此将引发人类心理上的连锁反应，因此，他的决定也同时具备了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和政治价值，危机将接踵而至：他的父母可能会在当地干部授意下出面劝阻他收回这个决定；他的子女因为学校的各种理由无法正常继续学业；他的爱人被周围的好心人劝告与之解散家庭。等等。这张大网从他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始对他进行全面的孤立和打击，各式各样的污水开始从四面八方泼向他，社会得到消息被告之他居心叵测，他被描绘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形象，被证实与共和国的敌人有着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最终极有可能危害整个社会秩序乃至于国家安全。
由于这种独立的存在毕竟不是社会常态，因而被视为异类渐渐地受到社会的质疑、诋毁，被强大的社会压力所摧毁，这一切由极权主义社会来完成。最终，他被依法投入监狱，罪名极有可能是\”扰乱社会治安\”或者\”危害国家安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朋友的最初出发点恰恰是因为关注整个社会，不带任何偏见的，独立的完成这份工作。整个布局得以展开并最终促成这个荒唐结果所依据的，是极权主义法律。
今天，对人类内在独立性的阉割莫过于以种种威胁或者利诱的方式迫使政治反对派们在一纸\”服从法律\”的悔过书上签字认罪，这是极权主义粗暴践踏人类良心的犯罪证据。实际上，它并非看重这些反对派们内心是否真正服从它，（极少有反对派在签署这类忠诚声明后会照章行事。）之所以还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试图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保持独立社会身份的人们的实际表现，挫败其他政治上活跃份子们的信心和锐气。更重要的，给整个极权社会形成一种幻觉，即这些反对派们只是在从事一种与他人不同性质的职业，在他们所属的行业领域内触犯了那个行业的法律而已，与其他职业罪犯没什么两样，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悔过书上签字，表明对这些极权主义法律的忠诚与服从。更深层次的结论是，由此证明极权主义法律与意识形态命令一样，是无所不包的、万能的，同时也是有权威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忽视它的存在，拒绝它、反对它。
事实上，所有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的人们同样都经历着类似于这位朋友身上所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内心冲突，说到底，这并非简单的善与恶、是与非、对或错的价值取舍问题，而是极权主义压制人性与人性内在张力之间产生的基本冲突。在我看来，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场合下都有可能成为夜空中那颗星星的迹象，同时，周围的环境自动转化为那片黑暗虚无的夜空，对他构成巨大的现实压力，在另外的时间场合，他有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这种压力自动转嫁给他人，每一个人都清楚的意识到这位朋友身上发生的故事最终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类，没有任何人拥有被赦免的特权，正是这种彼此隔离、相互牵制的存在状态共同创造出极权主义社会的生活氛围，反过来，促使人类被迫接受这种存在状态，视它为正常，忠诚于它。极权主义法律恰好起着成全这种存在状态的作用，因此，法律非但不会保障人类的自由与权利，相反，它彻底剥夺了人类内在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六）
傅国涌先生认为：\”在一个不容许有社会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观点极为形象的描绘出极权主义统治下人类的生存困境，反过来，这句话同样有它的意义，即颠覆极权主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人们有意识地在这个极权社会中保持真正的独立性，进而，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极权主义的反对派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反对派人士，延伸到潜伏在整个极权社会中的一切独立的、自发产生的人类行为，更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当中，是这个制度下生存的所有人。政府存在的最重要的目标注定是全力以赴去消灭人类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如果有人声称拥有这种能力，必定是制度所要求的。）今天，全面的、有组织的贬抑人性内在的独立性和创造力招致人们私下里普遍的不满和怨声载道，对于人类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个所产生的后果更为糟糕的。
在极权主义眼中，人类思维和视野所能达到的世界都应当臣服于它，听命于它，视为私有财产、理所当然，同时也塑造出极权主义的制度个性：即封闭、内向、骄横、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今天，极权主义已无法再将这种完整的实行无边无际扩张的能力保持下去，但是它的性格决定了其内在的欲望和企图不会加以改变。尝试从这个制度下独立出来的任何公民都必须提醒自己注意这种制度个性在自身周围时刻发生效力，这种一元、专横的制度个性与五颜六色的，夹杂各种机会、功利动机的，民粹的，带着各式各样利益诉求的，复杂多变的人类性格形成广泛、持续而又深远的冲突，说到底，人类不可能按照制度的个性无休止、无原则的来量身塑造自己，这种被掩盖在极权主义社会下面的深层次、隐蔽的冲突赋予了极权主义政治以新的内涵与意义。我将在下面提供一些自己的思路。
让我们回顾去年5-12地震中的灾区场面，一批批学校由于因建造过程中的质量问题而在地震中倒塌，导致大量无辜的学生死亡，这一幕被无意公开以后，立刻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纷纷质疑这些校舍建造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看到，政府千方百计的掩盖和淡化处理这些问题，有意识的抹去地震中学生的死亡情况，将其视为国家机密。在这种背景下，一位四川的普通作家主动发起了寻找真相的行动，试图还原出在地震中遇难死亡学生的详细名单。
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极权主义也有可能调查学校建造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象征性的惩罚和处理一批腐败的政府官员。通常，这只涉及到极权主义组织相关的政治代理人的更迭，并不影响极权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行，相反，它还可以换取一个惩治腐败的清廉名声，籍此赢得社会的尊重。（当然，由于极权主义权力结构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联、残酷的政治斗争及僵化的用人体制，往往令它无法如此行动。）
事实上，不论极权主义对这些公开的问题采取何种行动，最终取决于当时环境中各种复杂的条件、因素、背景的相互作用，其处理结果本质上是完全是灵活的，都可以控制在它内部运行的规则范围之内。然而，这位普通作家的介入，打破了这种静止的平衡，虽然，他在整个行动中并没有提出\”民主\”、\”反对一党独裁\”、\”多党竞选\”的政治诉求，甚至连\”反对腐败\”的口号都没有，但不论他的调查结果最终如何，他本身的行为就体现出对制度的敌意和攻击，不可避免的刻上了政治的烙印。
因此，这位作家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他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受到审判。当然，整个过程都是严格依法进行的，除了出现一些小的瑕疵之外：比如，当事人为自己展开的辩护被严格限制时间，这个时间完全由法官视现场情况需要来定；律师的辩护词事先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审判不对外公开进行；庭审法院门口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等等。总之，一切都必须在它的可控范围和计划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主体并非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政客，仅仅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作家，实际上，他的行为给它所造成的破坏，远比官员腐败、地震死亡人数、事件真相更为严重和可怕，因为这是它无力掌控和无法预先得知的。因此，他所犯下的罪行也比颠覆极权主义的组织严重得多，深刻得多，他直接颠覆了极权主义的整个游戏规则，而极权主义的组织仅仅是整个游戏规则的一个构成。
最终，这位作家在极权主义法律的有效运作下转化成为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符号，纳入到极权主义可以触及到的视线之内，不再是一个变量–在某个监狱的特定犯人编号和铺位之间。
这位作家的遭遇让我们得到一些启示，一方面，在这个极权主义社会中，从事\”政治\”的人们更多的意味着在努力维系着某些既定的规则、框架、模式而已，在这里，\”政治\”是一个被严重曲解、误用的词汇，它的真实意思大概与\”推卸责任、\”裹足不前\”\”、\”不谈政治\”的语义相通；另一方面，一些远离\”政治\”这个概念的人们，主动承担起人类自身的责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积极进取，不断地打破这些既定的规则、框架、模式给人类造成的种种束缚，给社会注入青春和活力，赋予了\”政治\”一些另类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曾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对极权统治下的全体人类来说，这些都是极富意义的。
（七）
认为极权主义必须时时刻刻采取高压的手段才能维持它的有效统治，也许是不够严谨的，事实上，在它的长期淫威和肆掠下，整个社会早已形成了一种视它为理所当然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和风气。\”政治高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对那些试图独立于这种政治文化之外的人适用，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享受到这种待遇。
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在我们的国家得以进行创建和实验，并最终延续下来，殊非易事，想要彻底摆脱这个东西，清除它对人类正常生活带来的伤害和影响，更是难上加难。也许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早就习惯了在它的下面如何小心地自我保全，让它高高地盘踞在我们头上成为必然；也许因为我们的懒惰、我们身上的坏习惯、我们下意识的放弃努力，使我们长久以来无法面对一个真实的自我，或者干脆找到合适的心理借口懒得面对；也许这一天早就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是因为我们的懦弱、我们胆怯以及我们的中规中矩，不敢真正勇敢地去拥抱它、占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