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阶级的“公开示威”

小时候看印度老电影《流浪者》，里面有一句印象深刻的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废除种姓制度后，印度大法官仍保持不变的信仰，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让笔者对山那边的邻国保持着优越感。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千年延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足够浪漫足够具有想象力，成了这个社会最大的合法性来源。然而，连续不断的“官二代”曝光却在不断动摇着我的信仰。今年2月初，山东新泰市新考选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人是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网友称，1986年生的王然，是“新泰市委组织部某领导的准儿媳妇”，1985年生的刘婷婷，被指认学历造假，亲戚有新泰高官背景。此帖因为非常具体地描绘了关系网，立即引来网民热议和揣测，甚至有人称此公示是有权阶级向公众的“公开示威”。

这显然不是网友少见多怪。此前山东济南曾有80后提厅级官员，被指是某省级领导的侄女婿。温州的一个区政府公开发文要求解决官二代的职位，河南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

让人遗憾，笔者无法提供新泰官二代以及其他官二代的真相。笔者所能指出的就是，新泰这一网络热点事件，在没有呈现真相之前，可能即将走向熄灭的终点，它跟很多类似的案例一样，正在淡出人们的关注视野，面临着不了了之的结局。以新泰官二代为例，很多关键信息，比如23岁的国土局副局长王然有没有男友，如果有的话，又是谁？25岁的法院副院长刘婷婷的姑姑姑父究竟是什么人？她们的身边有着太多的知情人，这些几乎是无法掩盖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无形的手，将一个非常容易弄清楚的真相，虽然历经看似激烈的讨论和关注，仍将被悄无声息隐藏起来？顽固的力量真的那么强大，以致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这是值得每个人反思的。

新泰官二代正淡出人们的视野

仔细研究一下两篇有重大影响力的报道，一个是新华社的视频报道，另一个是《中国青年报》的王然、刘婷婷家庭背景调查，都可以看到专业媒体信息发布的不尽如人意。新华社的视频报道，仅仅对话了备受质疑的王然、刘婷婷本人以及组织部官员。王然说，“可笑，我还没男朋友呢”，这与《北京青年报》最初的报道冲突，当时王然的同事表示，王然还没有结婚，她男朋友的父亲在组织部工作，两个人只是恋人。而且，据网民称，新泰的领导都知道这个事情。

《中国青年报》的信息源同样存在单一的问题。正如有网友指出的，“人家怀疑刘婷婷没有大学学位，他不去向学校学位办求证，却向她的小学同学取证；人家质疑王然的男朋友问题，他却去查证刘婷婷有没有男朋友；人家质疑刘婷婷有背景，他却只是去找刘的家人了解情况……”

新泰官二代的热点，一点点淡出人们的视野，无疑跟这样的信息断档有关。支撑信息断档最新的证据接着又出现了。据《华商报》报道，3月2日，又一个记者在新泰市市委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离开新泰前往济南。被“礼送出境”是这几天到该地采访的大部分记者的命运。

新泰官方与媒体的角力

两年前，因为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当时新泰曾爆得“大名”，可以想象新泰官方与媒体的角力一直都在进行，舆论监督的难度在加大。但新兴的网络又能带来什么呢？

随着网络的兴起，公民表达如鱼得水，大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之势。然而，网络也同纷繁芜杂的社会一样，真假善恶难辨，它能提供信息的有效性也受限颇多。比如人肉搜索，这其实还是非常低级的手段，它这次虽然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人肉出来的信息，很容易被一一化解，新泰官二代事件一直在以质疑———释疑———质疑的发展逻辑循环，网络舆论监督，其实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搜索游戏。

比如，网友公布了王然与男友的亲昵照片，但新华社提供的视频显示，照片与视频中的王然相差甚远，于是网友被认为是在混淆视听。再比如，关于法院副院长刘婷婷的学历，网友搜索出她是泰安医学院毕业，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是函授学历，这一点也被后来的信息否定。人肉搜索还发现了一些网托，比如百度新泰贴吧中出现一个ID名为萨琳莎的帖子《致婷婷：你是我们山东大学的骄傲》，结果萨琳莎被人肉出此前曾在贴吧发帖《85年淑女欲寻84、85年异性知心朋友，非诚勿进》，内称“偶是泰山医学院新校区滴，欲寻一知心朋友，有缘的话继续发展。希望各位多多帮忙”。

这是一场网络混战，因为没有关键信息的出现，新泰官二代事件的关注度在混战中渐渐降低。

时间成了对抗网民的武器

新泰官二代事件，从网络热帖发展到媒体关注的公共事件，再到现在即将不了了之的局面，或许事情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想想看，如果当初这些年轻的80后没有被集中提拔，而是分批次，或者根本没有进行网络公示，谁会注意到她们，或许压根连那个论坛帖子都不会出现。

结合其他的案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官老爷们的疯狂已经变得肆无忌惮和没有底线了。因为他们可以肆无忌惮，肆无忌惮之后可以不出什么漏子，放眼泱泱中华，出漏子的情况和比例太少太少，而且出了漏子起了争议，也是可以摆平的。手中有不受监督的大权，下属的官员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本来就是唯唯诺诺，怕丢饭碗的；媒体来了，有专业的“灭火队”，可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余下的几许网络屁民能怎么样，人肉过了，闹腾累了，就该洗洗睡了。

透过新泰官二代事件，除了批判政务信息公开不够，我们还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程序打酱油，真相躲猫猫，真的只是政府做得不够吗？有多少这样的先例，在这样的事件中，人大代表的调查，独立的公民调查，全面核实的媒体中立调查，均是缺位的。每个人看似都很愤怒，却也只有愤怒。

时间成了对抗网民的武器，遍观近来的网络反腐热点，谁还记得那个“替老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的局长，内蒙古那个驾驶豪车的女检察长哪里去了？缺少相应的制度问责启动机制，网络反腐通常就只能落到随着网民的眼球转移而转移的下场，变成了一场场虚幻的狂欢。难道，在实现竞争性选举之前，选举之外的制衡因素，比如信息公开、公民听证这些最低成本的制度，也同样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