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廖亦武其人其事，我最早的認識是從我的朋友康正果口中得到的。正果2000年到南京參加學術會議和2007年去西安探望母親，均與家住成都的廖亦武取得聯繫，並且不辭遠道探望。通過正果的介紹，我對於當代中國這位異人早已獲得了深刻的印象。後來不斷讀到有關他的報導，也偶而接觸到他的詩文，他的獨特的形象在我心中也越來越清晰了。
但是廖亦武最近引起我的關注則由於今年（2010）三月《紐約時報》上一篇醒目的專訊。報上的標題說：“一位中國作家第十三次被阻止出國訪問”。細讀之下，我才發現這位“中國作家”便是廖亦武。原來今年三月德國科隆的文學節，他應邀參加，並將誦讀他的最新作品，但在最后一分鐘，他竟在成都機場被公安人員從飛機上“請”了下來。《紐約時報》的記者在專訊中特別強調：廖亦武遭受到禁止出國的遭遇先后已經十三次了。
無獨有偶，繼廖亦武之後，另一位著名學者崔衛平也在三月下旬被禁赴美。《紐約時報》對這件事也很重視，作了專訪報告，以顯著的版面刊出。崔衛平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一向以學術研究和政治、社會評論互相結合，也彼此支援，捷克哈維爾（Vaclav Havel）的思想進入中國，她的貢獻甚大。今年她接受了哈佛大學和美國亞洲學會的雙重邀請，先到哈佛講演，再去費城參加討論會。但是在啓程前兩天，學校當局突然取消了她的出國假期。不用說，這當然是出於黨委的授意。但同一時期之内，也同時得到哈佛和亞洲協會雙重邀請的汪暉則順利出境，暢通無阻，對照之下，黨天下的意圖更是無所遁形了。《紐約時報》在新聞分析中也把崔衛平事件和廖亦武案聯繫在一起，并指出中共一向以禁止外訪為懲罰不聽話的人的一個重要手段。
我同意《紐約時報》的分析，禁止出國確是黨天下統治的一個必然環節。但是廖亦武、崔衛平兩大事件的相繼發生卻使我感到，黨天下的控制方式最近似乎在暗中有所調整。我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二十年來，中共對於異議份子，特別是受到國際重視的，除了送他們進監獄之外，大體上以放逐為常態。也就是說，把他們流放到西方，永遠不許回國。現在黨天下好像已決定對於某一類的異議份子將採用禁止出國的策略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一個信號，隱隱約約地透露出黨天下的最新動向。
据廖亦武說，中共《出入境管理法令》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凡是“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人都不許出國。因此2009年官方給他的《阻止出境通知書》上所宣佈的理由是他“出境後有可能對國家形象造成重大損害”。
我想從兩個方面來看待這一現象。就黨天下一方面說，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不必再每年爭取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以後，特別是變成了暴發戶以後，它便毫不遲疑地公開鄙夷人權、民主、自由等等普世價值，對於美國和歐洲各國也開始採取最強硬的姿態。魯迅“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兩句詩，恰好可以作為最近十幾年來黨天下的忠實寫照。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直到今天為止，從中共的言行來判斷，它根本便沒有把西方世界的批評放在心上。但現在它忽然關懷起“國家形象”來了，這實在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轉變。我相信。二十年來，中國作家、詩人、人權活動家、環保鬥士、異議份子等等不斷揭發黨天下的重重黑暗，在全世界已發生深遠的影響。最明顯的，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出現了很多同情他們的人，這對於中共在西方世界進行種種擴張活動構成了無形的阻力。很可能的，中共的危機感隨之加深，意識到不能完全置國際壓力於不顧。
再從廖亦武一方面說，他的作品在國際上所引起的注意已對黨天下構成一種嚴重的威脅，因此才斷定他的出國可能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我們都知道，廖亦武二十年來的寫作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底層社會或邊緣社會的人物上面，他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和相關作品不但在中國讀者中獲得熱烈的回響，而且通過翻譯在西方也受到很高的評價。《底層》首先在二零零三年譯成法文，接着日文、英文、德文、意大利譯本也相繼問世。由於中國的底層社會是一個未曾探索過的陌生世界，而作者的表達方式又特別深沉有力，他的作品頓時讓讀者的耳目為之一新。最近一位評論家把廖亦武和許多西方文學巨匠如馬克·吐溫、杰克·倫敦、尼古拉·果戈理等人相提並論，並且說：“他就像人生舞臺的一名指揮，其職能又如傑出的醒世人——這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開放社會因自由而沉睡，在封閉社會則因說破真相而遭罪……”（見蘇曉康《新“圍城”對話》一文所引Phillip Gourevitch的評論，《開放雜誌》二零一零年四月號，頁86）。
廖亦武在西方的聲名一直在不斷上昇，所以二零零九年十月法蘭克福書展特別邀請他在德文譯本面世的時機，去和德國的讀者會面。緊接着，今年三月德國科隆的文學節，他又再度受邀去朗讀自己的最新作品。中共害怕他到西方之後暴露更多的黨天下的真相，因此下定決心不讓他出國。這顯然是經過精打細算的一個決定：禁止作家出境雖然也損害中共的國際形象，但兩害相較取其輕，畢竟比讓他在歐洲公開談話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性要小得多。
禁止作家和學者出境，從表面看，似乎顯示黨天下的控制又更上了一層樓，可以隨心所欲地封殺知識人的一切活動空間。但深一層看，這正是中共色厲內荏的具體表現。試想它竟視赤手空拳的廖亦武為大敵，怕他一出國門便會對政權造成“重大危害”，這究竟反應出怎樣一種心理狀態呢？我不禁想起聞一多《最後一次的講演》中的句子：“他們這樣瘋狂害怕，正是他們自己在慌呵！”我曾一再論證過，自一九七零年代末葉以來，黨天下便開始了一個漫長的解體過程；“經濟放鬆，政治加緊”則構成這一過程的基本特色。解體每向前跨進一步，“政治加緊”便必然跟着跳上一個新的臺階；這是屢試不爽的。所以我把廖亦武被禁出國看作一個信號，象徴着解體更接近終點了。這是後話，暫且放下。現在我要借着《我的證詞》這部獄中自傳，談談廖亦武其文其人。
為了寫序，我從頭到尾把《我的證詞》讀了一遍。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艱苦的閱讀過程。我完全可以印證讀者“老樂”的體驗：
讀廖亦武的文章可不容易，他的文章不能讀，需要慢慢過，像過碾子，死一囘。從作品震顫出來，彷彿陪了殺場回來，半天恢復不了自主心情。（《廖亦武与國家機器打個平手》，《開放雜誌》二零一零年三月號，頁48）
但艱苦盡管艱苦，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震動卻是十分強烈的。作者把我帶進一個生平未嘗夢見過的世界，處處是奇峰突起。例如初入收審所時七名賊王給他的下馬威；看守所第五房四個死囚發誓要在黃泉路上做兄弟；他在看守所第六房受獄卒捅電棒並加以羞辱之後撞牆自殺，讀來無不令人驚心動魄。《我的證詞》在無意之間也偶然保存了很可貴的歷史記憶，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胡風的事跡。廖亦武最後的囚禁所在是位於大巴山中大竹縣的第三監獄，這座監獄最著名的犯人胡風（張光人），在這裏禁閉了十幾年。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廖亦武在獄中的鋪位恰好便是胡風當年睡過的地方。所以老犯人對他說：“算起來，你正好補了他的缺。”下面兩個故事是得到其他犯人證實了的：
一，“張光人發瘋關進小院前，一直在二大隊。他個頭大，吃不飽，就偷漿糊。犯人追着打他，他就躬着大蝦腰，在院內東躲西藏，直到把一大碗漿糊一把一把全填進嘴裏，還像饞嘴小孩那樣舔手掌，太可憐了。”
二，“有一囘，輪到張光人端飯，下石梯時，不小心摔了跟斗，把全組十幾人的飯都潑了。大夥心疼地追搶遍地亂滾的飯缽，怒火衝天地把老頭兒揍得學狗爬……從此後，他就經常冒雨站在稀泥里，望着天空，唸叨‘毛主席，毛主席……’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會兒拍胸膛和臉蛋。”
我不知道寫胡風傳記的人是不是已將他的獄中生活忠實地呈現了出來，但我讀到這兩段動人的描寫，聯想到中國知識人在黨天下監獄中的普遍命運，忍不住要將原文引出來，供讀者細細咀嚼。
最后，我要略論廖亦武其人，以結束這篇序文。
他是因為捲入“六四”運動而被捕並判刑四年的。但在法庭上他兩次申辯自己“不懂政治”，因而兩度引發了哄堂大笑。其實他說的確是真話，他不但不懂政治，而且對政治根本沒有興趣。如果不是他的加拿大朋友戴邁河遠道從北京跑到涪陵來找他，他大概仍然繼續做他的先鋒派詩人，決不可能成為一個“六四”政治犯。即使在《大屠殺》長詩的寫作和錄音之後，即使在試着製《安魂》影片之後，他依然未改其詩人的本質。然而中共卻對他另眼看待，同時被捕的人先後都釋放了，祗有他一人入獄四年，打入了社會底層。追源溯始，今天廖亦武因為底層人物的訪談而“嚴重危害到黨天下的利益”，正是黨天下體制本身所一手造成的。這真是一個最辛辣的諷刺。
廖亦武的文學生命確是在中國底層人物的世界中充分發揮了光和熱的，因為這個世界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無盡的源頭活水。但這不是出於他的選擇；他是被放逐到底層，他的創造力也祗能在底層才有施展的餘地。在這一點上，他和王陽明在龍場的頓悟經驗很有相似的地方，陽明回憶這一特殊經驗說：
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論知行之說，更無拍格，久之並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拍格不入。（《傳習錄拾遺》，收在《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一一七二）
王陽明被傳統專制體制貶逐到社會底層，因此才有機會接觸“亡命之流”和夷人；他的良知學便是在這些底層人物中逐步發展成熟的。他後來與一位聾啞者楊茂的筆談，尤其顯示出他對底層人物的深厚興趣。（見《諭泰和楊茂》，《王陽明全集》頁九一九——九二零）
廖亦武是被現代黨天下投入獄中而后和底層人物打成一片。但黨天下是一個混合體，一部分是移植過來的斯大林模式，另一部分則是中國傳統專制所提供的心理背景（毛澤東便曾公開認同於秦始皇與明太祖）。如果沒有後者的暗中接引，前者是移植不過來的；即使移植過來也不容易很快地生根成長。所以，就被逼入底層世界這一點而言，王陽明和廖亦武雖相去四、五個世紀，其間仍然存在着一條歷史綫索。
王陽明是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一生追求的是“道”的實現，所以當時人說他“其心惟欲安天下之民，共成天下之治”。廖亦武其人則絕不屬於這一型。
我曾向自己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我來寫史，像廖亦武這樣的人究竟應該放在何種人物範疇之中？經過再三考慮之後，我覺得《後漢書》所特設的《獨行傳》是唯一合適的所在。“獨行”一詞出於《禮記·儒行》篇的“特立獨行”，主要指一種超卓的精神，不肯遵守多數人認可的行為規範。所以《獨行傳序》說“獨行之士”是“蓋失於週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廖亦武無論是寫朦朧詩，或訪談底層人物，都表現出“取諸偏至之端”的傾向，這一點是毫無問題的。而且《獨行傳》的人物雖然同有“操行俱絕”的特色，然而卻包括了種種不同的類型，其中最與廖亦武相近的則是所謂“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的一型。他二十年來的行為与作品都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就廖亦武所體現的“獨行”精神而言，他象徴着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現代黨天下統治的反抗，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還要更進一步提議：廖亦武可以被看作是現代的箕子。《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這是指在殷末紂王暴虐，微子跑走了，箕子抗議無效，降為奴隷，而比干則因忠諫而遭殺害。這三個人的行為和結局各有不同，但其為反對暴政則一。所以孔子稱讚他們是三位仁人。這裏祗說箕子。《史記·宋微子世家》云：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現代學者即援《論語》“為之奴”以及《殷本紀》“紂又囚之”等說法，斷定箕子並不是“自為奴”，而是“紂囚箕子奴之也”。依照這一段記述，箕子是中國史上第一個打入監獄的暴政反對者，因而與底層社會人物（“奴”）混在一起。更巧的是箕子後來“鼓琴自悲”，有《箕子操》的樂章傳世。廖亦武則在獄中向老和尚學會了吹簫，出獄後吹簫賣藝，在社會底層廣為流傳。合起來看，廖亦武的遭遇豈不便是箕子的現代翻版嗎？
箕子竟成為廖亦武的歷史原型，這是很能引人深思，然而卻絲毫不必詫異的。當然，《史記》中所呈現的箕子太遙遠了，祗能視之為傳說，而非信史。但司馬遷能通過他的想像力而整理出這一段動人的故事，這便說明廖亦武的歷史原型確實存在於中國文化的精神體系之內。這一中國淵源便使廖亦武不同於前蘇聯的異議份子，如索爾仁尼琴。所以我的最後一句話是：
廖亦武，反抗黨天下統治的現代箕子！
余英時，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普林斯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