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人，都无法逃避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对我来说，即使再无数次选择，我依然会像当初那样，投入到八九民运之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永远骄傲地告诉后人：我在八九民运中无愧于我的良知，无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

我1979年高中毕业，第二年考入河北大学哲学系，1984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广播电视厅人事处，但我希望做记者工作，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第二年8月被安排到河北广播电台新闻部当编辑，然而我很快失望了，僵化的体制难以作为。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我曾两赴刚建省的海南，寻找自由的天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时，我正在二赴海南返回的路上。当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爆发爱国民主运动后，1989年五四青年节那天，我以书面形式向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团委提出退团：“鉴于本人对共青团深感失望和不信任，从即日起宣布退出该组织。”我和同事们开始是站在单位的大门口，迎着便衣警察的拍照和摄像，勇敢地为游行的大学生鼓掌。

 

图1《石家庄晚报》1989年5月18日

1989年5月17日上午，我和一位同事通过他在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86级的同学，以“河北省新闻界部分中青年记者”的名义，给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发去声援电：“声援、慰问、珍重，同学们万岁”。下午，我积极组织同事们（当时厅机关和省电台、电视台同在今省电台所在的大院）参加了省记者协会一些人组织的省会新闻界声援北京爱国民主运动大游行，我举着我写的“河北电台”字样的标语（图1、2），大家高喊：“爱国无罪！”“新闻自由！”“要讲真话！”等口号（河北电视台新闻节目播放了我举标语的镜头）。当走到省委省政府所在的维明街时，新闻部主任陈必智将我手中的标语抢走，我从电视台同事手中拿过我写的“河北电视台”的标语，挖去“视”字，继续举起来，一直到省委省政府大门口。（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记载——石家庄：十七日下午一时，河北师范大学、河北财经学院等十多所大专院校一万多名师生和二百多名新闻、社会科学工作者上街游行、募捐，声援北京绝食学生。他们高举的标语、呼喊的口号主要有：“民主万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紫阳、李鹏出来对话”、“不要老人政治”、“倒下的是肉体，唤醒的是民魂”、“新闻自由”等。下午三时左右，约有五千多名学生冲进省委大院，呼喊口号，要求递交请愿书和省长对话。）

1989年5月18日上午，我们省会新闻界和大学生继续游行，我举着“河北电台声援团”的标语，当走到中华大街时下了一阵雷阵雨，但队伍依然行进。下午的游行中，我和另一同事举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的标语。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记载——十八日早晨，石家庄市内主要街道上，出现了大批游行队伍，除了大专院校的学生和部份新闻单位外，又增加了机关干部、科研单位、中学生和医务人员等。据省公安厅估计，游行和围观人数达到十五万人。……在省委、省政府门前，河北省政协部分机关干部散发了“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内容如下：“一，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正式声明，明确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是错误的。二，赵紫阳、李鹏立即到天安门广场，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三，尽快举行中共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就当前事态和学生及各界人士提出的重大问题，速作决断。四，学生危机、民族危机，呼吁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真正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勿因任何个人的权力、威信所需，而贻误大局，为祸国家。”【注：其中的发起人、时任文史办副主任石玉新（图3）是我大学中文系78级学兄，当年他是大学学生艺术团话剧队队长，我是美工和继任队长；石玉新现任河北省政协文史办主任、《文史精华》杂志主编、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编剧之一；另一发起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徐纯性的秘书杨曼军是我大学同系78级的学兄，现任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社长（图4）。河北电视台新闻节目播放了石玉新在省政协门前宣读通电的镜头】

 

图3石玉新（中）2007年10月23日参加凤凰卫视《纵横中国——石家庄篇》录制

 

图4杨曼军2004年10月

6月4日晚，我在河北师大的学生集会上，听到从北京赶回的大学生哭诉北京大屠杀的情景，十分担心在该校音乐系上学、头一天恰好去北京的弟弟，我义愤填膺，在心中彻底与中共决裂，判了它的死刑。第二天6月5日早晨一上班，我头缠白布独自站在河北广播电台大门口，等待河北师大学生的游行队伍，此时心有余悸同事们纷纷从大楼办公室窗口向我张望。我和大学生们游行到华北烈士陵园，为六四死难者召开了追悼大会。

六四民运被镇压后，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各地各单位开始了清查处理。以下是我的部分记录。为保持历史记录的客观性，原文照录。

1989年7月28日（周五）：昨天上午，陈必智传达上面的会议精神。有中央新闻单位一些人不听话；还有，现在60%的人思想不转弯，其他人认识模糊；对私营经济要限制，乡镇企业的宣传要控制……

1989年8月11日（周六）：下午，全台开会，传达省里的清查文件，共定了二等各八种人。大家在录音演播室里静静地听，气氛紧张。台书记张新民平时看上去像农民一样谦和忠厚，此时煞有介事地厉声念读，好像下面是一群罪犯。此等人无什么本事，有的是整人之功夫。台长老韩（注：韩丙寅，原省广播电视厅人事处处长，河北大学物理系毕业，我毕业分配到该处是他挑选的）讲话语气正常而谨慎，强调这是政策性很强的任务，一要坚决，二要掌握政策。当说到有人游行打着电台的牌子，被拿走后，又把另一写着电视台名的纸中间的字挖去，又打出来。大家就笑，他说偏有人把河北电台游行照登在一版（石家庄晚报），大家又笑。他还强调，如是本台人写了反标，要尽快向组织说清楚。下星期二开始，各部先汇报情况，再找个人谈。

1989年8月13日（周一）——明天开始清查，上午就先点到我，徐玉章（注：新闻部副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张新民和胡对我说，把参加游行的情况写一下，又说不是要整谁，不要背包袱，但要好好认识，吸取教训。我毕恭毕敬，坚决表示一定认识。扯淡！都他妈演戏！

1989年10月25日（周三）——前几天张新民和我谈话，刘耘（注：新闻部副主任）也在场，谈到我要认识错误，主要是说我缺乏主动性，该写个思想总结。我第二天就写了一份。上面已定了处理意见，这不过是个形式。这个虚伪的国度，正直善良的人倒霉。

……

由于我在六四期间的突出表现，我成了省广播电视系统唯一受到处理的人，按照中共文件指示，1990年1月27日我被开出团籍（图5），1989年12月11日被调离新闻部（图6），安排在通采部听联组（图7），负责每天拆分通讯员来稿，处理听众来信，编辑通讯员内刊。几年后我才得知，从那时我就上了安全部门的黑名单。1991年12月，我主动离开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图5

 

图6

 

图7朱欣欣（1990年春）

在六四屠杀后，我的几位好友挺身而出，令人钦佩，铭记于此：6月18日，在邯郸市建工俱乐部礼堂，当局召开千人大会，准备公审公判一位六四屠杀后从北京返回演讲而被捕的个体户（此人曾从事文艺工作）。我的大学同系77级学兄、时任河北劳改警察学校（位于邯郸市）团委书记并兼律师的宋振江（图8当年他和我同在大学学生艺术团话剧队，他是导演，上大学前他是邯郸市话剧团演员，我们同住市委家属院），作为该市领导指定的辩护律师，毅然违反上级事先对辩护词提出的要求，为其被告人做无罪辩护，慷慨陈词，赢得全场群众阵阵掌声，台下的市委书记气急败坏，喝令左右将其拿下，然而手下人以不符法庭程序为由不作为，这令官方手忙脚乱，没能当场公判。他事后受到撤销团委书记职务、停课、没收律师证等处理，成为当时被国家安全部列为黑名单的几个律师之一。但在该市当局召开的全市律师参加的处理大会后，律师们对他公开表示慰问和声援。历经坎坷后，如今他已成为河北十大律师之一（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我高中同学、河北师大中文系79级的尹邯平，当时在邯郸大学中文系（今邯郸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文法系）任教，6月4日，他在课堂上演讲，并组织学生们为死难者默哀。后一度被停课。我大学同班同学杨斌（现为著名期货专家和操盘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六四期间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学运。我一位在河北财经学校（今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分校）的大学同班同学李之安从北京返回后，6月4日在校广播站播放哀乐，悼念死难者。被停课（后因偷渡台湾未遂一度被捕，被学校开除）。

 

图8宋振江

我在1991年6月4日写下《六四感怀》一诗：

枪弹溅落漫天血雨
履带卷起满地腥风
谎言冲不掉烈士的鲜血
尸体不会让独裁者安宁
鲜血浸透这个日子
我毕生的信念也被铸成
为了人的思想像阳光般自由伸展
为了人的尊严像日月般神圣
我宁愿做一名战士
在自由的风暴中第一个倒下
也决不当最后一个奴隶
在死寂的牢笼里苟活一生


 
图9  朱欣欣（2005年1月20日）


 
2005年1月18日凌晨，被软禁中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当晚我写下《冬夜的
白花——送紫阳》一诗：
寒星点点
残雪幽幽
我用粗糙的手
捧出一朵不屈的白花
送别那位
  令黑暗发抖的老人
 
16年前
  当春天被屠杀在那个无耻的黑夜
你挺身难挡
  罪恶的枪弹和履带
但与年轻的头颅一起
  撞响了刽子手的丧钟
 
16年漫漫严冬
你宁可交出一切甚至自由
  也决不交出人的的尊严
你无法囚禁的灵魂
与我们并肩
  燃烧着万丈坚冰
 
冬夜终将过去
曙光就要初升
让这朵不朽的白花
  永远陪伴你我同行
冲破黑暗
  走向黎明
 
第二天一早，我胸戴白花，自行车前扎一朵大白花和写有“紫阳不朽”的牌子（图9为1月20日补拍照片），前去上班，并将几条用毛笔写的“赵紫阳同志永存民心”的标语，贴在沿途街头，赶到我受聘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快乐作文》杂志社时，正巧新华区两位国保人员又来单位调查我的近况（此前来过多次，但没与我照面），他们走后，杂志社主编成占民才看见我戴的白花，又惊又气，喝令我摘下，并召开社务会批评我。

下午，一位副主编告诉我，她接到新华区国保的电话，询问我是否与那些标语有关，还想核对笔迹。

19日上午，成占民紧急召开社务会（没让我这个成员出席），会后通知我，为防止我影响单位安全，决定我不再是正式员工（变相辞退）。……

24日（周一）上午杂志社例会，成占民这位曾屡次夸奖我如何正直的大学中文系78级学兄，在没有上级要求和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将例会开成了批判会，逼着大家对我的事表态，在对我的事情不了解的情况下，有个姓刘的年轻女孩竟说我“对国家不忠，对人民不忠，对成总不忠。”但更多的人不是敷衍，就是请假不到会。有的会后告诉我会议情况，有的打电话慰问。如今成占民已升迁该出版社的副总编。

从此，我反而得到了解脱，成了自由职业者，主要靠在各辅导学校教小学生写作为生。

 

图10朱欣欣

2009年6月2日晚，为防止我在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日，穿着自己设计的纪念六四文化衫（图10），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队长李为民等将我从授课处“请走”，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以“旅游”为名，将我带至平山县温塘镇九华山庄宾馆软禁，6人“陪同”。6月4日午餐，他们照例倒上白酒刚要喝，我举杯拦道：“我说几句。咱们别忘了来这儿的缘由，20年前北京的六四惨案造成了那么多死难，20年后的今天，我又失去了个人表达悼念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新的悲剧。所以这杯酒献给六四死难者。”说到最后，我的声音不由得有些哽咽颤抖，酒桌立时无声，他们一下楞住了，发窘语塞，面露尴尬，我弯腰把酒洒在地上，旁边一位年轻的警察赶紧又给我倒上酒，对面老警察劝道：“这杯你替他们喝吧。”“不，今天我滴酒不喝！这杯酒放在这儿，敬给六四死难者。”……6月10日下午被送回（详情检索《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

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我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自以为是一个觉醒晚但坚定的人。1981年“七一”前的大学一年级，我还在应景诗里，写下“祖国是船，我们是桨，党啊——你是舵！”直到“六四”前，大学毕业5年的我还是一个缺乏独立精神、寄希望“明君”的“谏言派”。“六四”的鲜血和梦幻的破灭，使我在迷惘中开始了觉醒和求索，不断学习、思考、反省，自我脱毒和疗伤……1990年代后，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我接触到自由主义等学说和东欧改革者们的思想，让我逐渐找到了方向，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开始，让生活和精神回归正常的自由状态，推进社会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从传播自由思想和争取合法权益着手。

2008年11月16日，我的申请被批准，加入了国际笔会的独立中文笔会，开始了自由写作。几年来，我不断将自己的思考，通过互联网公开表达出来，同时勇敢地付诸行动：利用各种形式向周围的人，传播“六四”的历史真相；交流自由思想；探望慰问入狱异议人士的家属；签名支持“公民监政”；在国保人员与我“交流”时，宣传和表达自己的意见；利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媒体采访的机会，表达对时事的看法；2008年12月，我加入了《零八宪章》第三批签名支持者的行列……尽管当局因此加强了对我的监控和迫害，但我至今矢志不移。

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之后和未来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常常把它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阅历的起点，想一想他或者她1989年是多大年龄）。这一事件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值得持久研究和总结。而最关键的是首先将亲历者们的记忆留存下来，抵抗来自各方有意无意的遗忘，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一份丰富的历史遗产。

2010年2月于石家庄望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