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传媒人 潘小涛）
一名浙江商人到香港汇丰银行开设公司户口，向女助理经理提供名牌香水，希望加快审批程序，惟女经理拒绝，商人则被廉署拘捕及控以行贿罪，辩方求情时指因文化差异，内地送礼是没问题的。但裁判官指被告将差劣文化带来香港，轻判只会鼓励其他人输入差劣文化，冲击本地廉洁制度。最后内地商人被判监六个月。
确实，在国内想在正常时间内办成事都要「求人」，也就有「中国式求人」之说。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曾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总之，求人者人亦求他，而且上至高干下至布衣，无一幸免，而礼物正是重要的求人媒介。
相对而言，香港也有这种求人情况，但没有那么严重，特别是涉及公共服务的范畴，尚算公平及廉洁。那位内地商人确实输入了差劣文化，但向香港输入差劣文化的又岂止那位商人。中共官员特别是中联办官员，将国内的差劣政治文化输入香港，对香港的祸害更甚。中联办「关心」特区政府施政、汤显明跟中联办官员劲饮公帑茅台等就是明证。在这些沟通、交流、摸底过程中，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输入中国官场差劣文化是很自然的，包括罔顾法律、不遵循程序、公帑吃喝、黑箱作业、拒绝公众监督及参与等，那些种票、掌心雷、靠宴会会籍等踩界方式拉票的，绝大多数都是同中联办关系密切的建制人士、组织和政党，
而且，中联办延揽一些具野心但能力不足、仅靠自己无法上位的香港专业人士，作为契仔契女，透过配票等方式将他们送入立法会，从而直接控制他们，其余的建制派议员也难逃西环之掌。此外，中方官员还透过委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控制其他建制派人士。在绝对权力之下，中共官场的差劣文化就这样强势的渗入香港政坛。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中方机构及官员。如果香港的官员、议员、人大政协等政界人士，还有商人、传媒工作者等，都像那位汇丰女经理那样，坚守香港的核心价值，拒绝差劣文化，即使这些差劣文化如何强势，也难入香港雷池半步。
下跪政客精英是功臣
可是，在权力及利益的诱惑之下，绝大部份香港的亲建制政客和精英都选择下跪，也只有向中方跪拜才能享用政治午餐，个人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到梁振英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西环的「关心」更加「无微不至」，而政府对西环的「直接关心」、「全面摸底」香港各界的行为，都视为理所当然，且以没有逾越法律为借口（谭志源语）置之不理。这些香港人，特别是梁振英，都是将中共政治文化全面引入香港的「功臣」。
正如彭定康所讲，「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正当很多港人像汇丰经理那样坚守香港价值的同时，也有不少港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差劣的中共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