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皇国历史教，乃笔者的姑妄名之，未必准确，但也不会很离谱。
需要重申一个无情事实：国家可谓一切新旧悖论的焦点。众生需要国家这个能遮风挡雨的扎实房屋，因为要防范各种自然的天敌及外敌的侵害，也就少不得一支保卫房屋的队伍及明智有为的守门人，同时服从他们的指令，尊重他们的权威，但当这些人把权威变异为特权，他们就成了众生的压迫者与盘剥者，国家也就成了囚禁众生的坚固牢笼。
正是生活的艰辛，痛苦加上突破不了悖论的无奈，种种宗教应运而生。因为受伤的心灵需要抚慰，心灵只有得到抚慰才有勇气面对未来并产生新的希望。最能打动心灵，引发情感共鸣的说词首推慈悲的神关爱着众生。把此种说词斥之为精神鸦片，是现代的一个随科学理性崛起的特色，例如马克思社会主义。从哲学上讲，它并非全是妄语。但它无视了文明自身就是个大悖论的事实，无视了科学理性代替不了人的情感诉求的特殊性，因而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忽视情感诉求不同于科学实证，使马克思的哲学把唯物主义视为优于唯心主义。此种哲学见解诉诸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皆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强调情感寄托而轻视了文明通过理性斗争有可能减少荒谬，使众生命运有了得到改善的可能途径，也是一应宗教的先天缺陷。
自春秋起中国就是俗权社会，并非不复种种神意观念以及对神的崇拜，但俗权始终占据现实生活的主导地位。这是有别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一大特色。但特色既可以是优点也可以是缺点。
笔者以为，宋朝以前中国的俗权在发展智慧、治理国家上面，比较而言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百家争鸣”见证了前者，那个思想大活跃的几百年创造的众多成语所反映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在闪光。今天的中国人虽鲜见大思想，但小聪明和模仿能力强却走在了世界前列，离不开三千余年的俗权文化传承。
中国：独具特色的皇国历史教
秦制把俗权从分封制改为了集权制，此种以郡县制为内核的大一统皇国，有力地帮助了农耕经济只要在常态下便能持续运作的农艺支持与行政保障，特别规模浩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见证了后者。这两种情况直到十六世纪才大改观。突出的标志是欧洲出来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国仍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思维、思想不变，行为也就难变。
这决不是一个小问题。拿社会动员能力来讲，它在“万众一心”的愚民顺民奴民身上很管用，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大工程皆赖于此，这当然是所有的家天下统治者钟情于大一统的扎实依据。但是生活的创意需要在多元化的分权机制下才能频频出现。秦以前的封建时代能创意迭出，欧美的民主分权制下尤其创意不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一统皇国加上文化、思想一律，只能是创意的天敌。而没有创意的文明，不可能有大出息，纵然物理成就可以一时称雄于世界，也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世界尤其中国主打一个大资本追逐，无妨说是对二战反法西斯精神的背叛，当然也可以视为世界权力重置前的无序或浑沌。
优点转化成了缺点，当然要问几个为什么了。笔者以为，独具特色的皇国历史教扮演了极不光彩角色。它不同于为世界公认的几门宗教，但属于一种准宗教或半宗教，其显著的标志，是对怀疑者甚至对不够虔诚者施加严厉惩处，被国家挂上号的思想罪在明、清时期常被归于十恶之内，在红朝叫反革命罪和煽颠罪。与此对应的便是社会生活只唱一个调子后，这调子就成了中国知识人的精神支柱，成了中国普通人的精神寄托，特别是成了权贵们的统治依据。它左右了全体中国人的思维与价值观，并深刻地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先概略说说皇国历史教的成因。
皇国历史教源自儒教母体，但不同于儒教。儒教的政治学说的对象是士大夫阶层，儒教的生活伦理的对象是全体臣民但主要是普通人。皇国历史教的对象则是包括了君王的一切人，价值观上可谓一视同人。因此，皇国历史教源自儒教但高于儒教，堪称青出于蓝胜于蓝。
儒教、儒学的立论基础自来脆弱。在儒学阶段，它的核心观念乃是“法先王”，向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德治仁政看齐。对“礼崩乐坏”实为权力重组，利益再分配的现状严重不屑。它并非毫无道理，太多太久的乱世肯定不利于文明建设。但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德治仁政多是经过美化的美丽传说。即使某些内容可信，也不过是氏族、部落时代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情治理模式。在孔子时代，国家已然拥地数百里的复杂关系的实体了，不再适应小范围内才有效的亲情治理模式。坚持“法先王”，无异于削足适履。到了儒教时代，其煌煌大言就得靠说一不二的皇权撑腰了，也就成了强词夺理。而皇权是一定会为其撑腰的，是因它们的关系已成利益共同体的关系。
事态进一步发展。皇权的母体是皇国，皇国越强盛，版图越大，皇权自然更稳固，皇家自然更天纵英明。于是，皇权不但与现有的大一统，而且与不断扩张的大一统成了利益共同体。颂扬此种新的利益共同体的工作，又历史性地落到了儒教身上。
新工作使新的皇国历史教应运而生。本来儒生们迎来了尴尬，因为大一统不合“兴灭国，继绝世”的祖训，但他们自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皇帝既为天子，天子便理应拥有天下。而这个天子、天下，仍是由三皇五帝开创，因为他们的德治仁政本来就是为了天下苍生。
此种教义从兴起到巍然不倒当然有个过程，至少在两汉的约四百年间，儒学并非显学，春秋时兼收并蓄的杂学遗风仍在。“盛唐”把皇国的文明、文化推向了空前的高度，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举则把皇国历史教制度化。开科取士是文化思想的大转折，它为读书人博取功名与高官厚禄开了绿灯，寒门子弟也有了上升通道。但是，文化思想也被植入了癌病毒，是因为家天下统治服务的性质不但未变，而且大为强化。是因科举的主要内容，乃是在颂扬皇恩的基础上为皇权的巩固、为大一统皇国的开疆拓土献计献策。此种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大约持续了一千三百年，成了读书人的金科玉律，也成了全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直到今天。
顺便说几句：笔者有幸读过三篇明、清时的状元和进士文章，乍读不禁油然而生敬意。首先是那字体工整、漂亮，宛如印刷体，次为那用词高雅，用典贴切，确非俗人写得出来。但读上三篇就感受大不同了，甚或有上当受骗之感。因为读不出新意，遑论创意。就是一个歌功颂德、装神弄鬼、老调重弹、皓首穷经。歌功颂德可以理解，不能没有敲门砖，但治国理政这号核心内容上只知唱老调子，文采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这样的文风与八股调尤其内涵一直延续到了红朝。红朝再一次表现为青出于蓝胜于蓝。特别六•四以后，虽然墙外还不时能见上风骨与内涵，墙内的情况便犹如穿越到了魏晋。
进一步说说皇国历史教于后世的恶劣作用。
笔者以为，如果世界文明一直停留在十六世纪之前，为大一统皇国服务的皇国历史教是需要理解的。但有两点也是一定要指出的。一、文化、思想只要被强求一律，它内在的活力便势必走向衰败，春秋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思想“混乱”会引发社会生活“混乱”，不过是家天下的说词罢了。而这个家天下是一定会走向残暴统治及与民争利的，这事儿便是在古代也不是新鲜事。二、自从出来了近代现代，文明演进便出来了明白无误的参照系，但凡肯思考的人，皆不难看出皇国历史教的生命到了尽头，必须改弦更张了。因此，今天仍旧欣赏皇国历史教，就没有道理了。至于统治阶层仇视新的历史观新的价值观，那只能说明他们坚持与民为敌，不能说明他们的反对者错了。
红朝专制（网络图片）
红朝历史既是一部皇国统治术的加强版，也是一部皇国历史教的加强版。
红朝前三十年的政治、经济行为，用犯罪累累来形容毫不为过，就文化思想上讲，也是毫无建树的。不过，它在厚今薄古方面，并未尽抛新文化运动精神也应承认。诚然，厚今薄古更多是一种方法，方法不等于目标与目的。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摧残不可接受，有相当道理。对文化、思想尤其伦理习俗方面的糟粕，是一个只能用和平方式慢慢改进的问题，而不能是一个用刺刀来革命的问题。但是，美化传统文化就是另一种病狂了。传统文化无论从政治层面讲还是从伦理习俗讲，乃至经济思想，即使在古代也是糟粕远远多于精华，能够适应现代生活进而催生创意的元素就更少了。今人谓之的一百年过去了，上面仍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并不全是政治原因，确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形成的价值观密切关联。否则，从严复的启蒙到《河殇》的批判精神就全是多此一举。它们并非无缺陷，期望在大一统皇国框架内改造国民性，是这个时期内五六波文化运动的通病，但方向无大错。因为没有怀疑、批判，文明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科技，便无从谈进步。特别全球化纵然难题多多、阻力重重却也不可逆的今天，向后看未必损人但一定害己。
红朝的革命时代转向了经济建设时代，从精神气质上讲与它由上世转为了中世相吻合。从革命者到守成者到一心追求既得利益者，是一条规律。对应了红朝从反孔到尊孔，从炫耀光辉党史到不许质疑悠久国史。就经济而言，改革开放属于救燃眉之急，效果却也显著。愿意救燃眉之急，终属务实态度，是正道。但是，经济效果显著极大地得之于外力，一个新课题便不容迴避，便是务实态度不能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讲，新课题要求全方位作大调整大改变，首推权力架构、社会制度乃至国体，次为文化、思想、价值观。这工作量大难度亦高，诚非虚言，但不是走不通的路。然而，红朝权贵的回答很决绝：不行，老子说不行就是不行。
这里就是利益两字。要红朝权贵让渡特权，无异于要他们的命。他们并不傻，今天让渡部份特权，明天就是交出全部特权。8964就是这样出来的。今天的经济改开走进了死胡同，也是这样出来的。既然总是武力镇压不叫办法，谎言的作用便再次凸现。
于是乎，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共产党领导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国不能乱，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相信共产党，民族复兴在望。等等。
皇国历史教也就被派上了大用场。祖国可是中国人的根，怎么可以不爱国呢？沿着这个逻辑走下去，恨国无异于叛国、卖国。叛国、卖国，从来都是会全民共讨之，共诛之的。不能不说，这一招够厉害了。只要被冠以这样的罪名，在国家机器的铁拳砸下来之前，你的亲戚朋友，乃至父母妻儿，就会跟你急。
皇国历史教的神奇功效就在这里。而当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这个雷区后，种种连锁反应也就接踵而至：祖国神圣不可侵犯，历史不容虚无，那大量的为国家奋斗的王侯将相和革命英烈理应被铭记，理应被大书特书，反正不愁没有马屁精。于是，代表国家的共产党犯下的罪行也就被淡化，因为它也是替国家着想啊。当然，打祖国和历史牌的中共权贵也不是未遭反噬。今天，下至村书记，上至正国级，被冠上贪腐罪名乃至反党罪名，都未必能触动各阶层的敏感神经了，因为贪腐者太多了，反党者多为运气不好站错了队，但若坐实为叛国卖国，他将无容身之地。
不过也要指出，中共的所作所为，并非不合国情。皇国历史教滋生的官本位观念，堪称侵入了所有人的骨髓。不妨说，今日中国若改行联邦制，推行权力制衡、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只恐一代人时间内生活还会乱套，庙堂上的衮衮诸公，可有走宪政之路的知识和思想准备。若当局迫于时势默许台湾独立，一定会有爱国者悲愤不已，让当局下不了台。几个读书人不盼求明君英主能赏识自己，能让自己为皇国显一番身手。便是一般工人、农民，说起悠久历史上的奇闻与名人事迹一样津津乐道，神态既激动又虔诚。尤其那些对女色已淡薄的中老年男人，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当朝的领袖人物和名将名相，他们竟时常如数家珍，分明成了精神寄托。他们非但不认为自己浅薄，还不忘谆谆教诲子孙。今天那么多爱党国者、毛左、小粉红、脑残，离不开官家的强力教化与家庭的长期教育。
这一来，皇国历史教便成了柏杨笔下的那个大酱缸。祖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人敢过问了。而我们知道的真相是：山东人的祖国是齐国和鲁国，两湖人的祖国是楚国，陕西人的祖国是秦国……如果说秦一统山西山东后大家都是一个祖国了，那么这个祖国也应该是第二祖国而不是第一祖国，而且汉朝明明姓刘，唐朝明明姓李，宋朝明明姓赵，明朝明明姓朱，大清国明明姓爱新觉罗，红朝明明姓毛、姓邓、姓习，哪个朝代姓过老百姓？而这个历史里面的大量故事就更加有趣了，那些古圣先贤，王侯将相，他们的事迹有几桩未被神化，没有掺水？他们的生平，有几个人不曾被讳？突出如那大量的皇陵侯墓，今天那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莫不惊叹于历史的辉煌，几个人真正关注劳役者的斑斑血泪？关注若能把那巨量的财富与工艺智慧投放民生，该会创造出多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什么不谈这一切？
概而言之，皇国历史教出现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古文明与陈旧国体的身上，既合逻辑，亦非偶然。任何一个地域性文明，都得有一套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作为丑陋的专制统治，就更加得用强力把教义教条绑定绑牢，不然的话，教义教条就会空转。问题在于，它们都不可能万岁，只一个无从抗拒的惰性、惯性老年病，它们作为生命体就会走向消亡。现在这个文明这个国体已经老矣，真正老矣。她未像其它古文明已消失在历史的天空，已然奇迹，源自春秋时就形成的唐宋时成熟的强劲内力。她原可能再老骥伏枥数百年，但变态的皇国历史教已毒化她的魂魄，又难抗暮年的气血走向衰竭。她勉力挺住了五百年的海权冲击，终究挡不住老年病的上身。她能否凤凰重生，参照欧洲的历史变迁，看来不脱胎换骨不再起炉灶不新建房屋不行。人老了易怀旧，文明与国家亦如此。但单个的人可以这样做，文明与国家则不可以。因此，需要否定与打倒皇国历史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