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的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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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听说过，《中国新诗大概选》故事。一直未多想。 2014年，为调查《落叶集》，我去作者家。陈墨翻出当年笔记，也曾展示“大概选”手稿。我翻了翻，没心思细看。想要做的太多，注意力不在这儿。现在看，或许造成了研究中的某些疏失或薄弱？——就比如讲，“早期诗集”与“早期诗选”对照研究，多么好的题目！可我一直，懵懵懂懂、想都没想。 直到二十天前，12月2日下午，跟刘福春老师一起登门。陈墨很高兴，那些保存至今的“断烂朝报”、原始资料，要献给“刘福春新诗文献馆”。唯一的要求，是移交前“请亚东老师看看，写一两百字”——起初我以为，他需要证人。 看了才发现，这些五十年前 阅读更多

杰出的澳华历史画家沈嘉蔚在他的巨画《古拉格》和《萨图耳诺斯》中，描绘了国际共运的灾难性后果，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不亚于法⻄斯带来的浩劫，而且，革命还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这是国际共运史上贯穿始终的悲剧。《周易》有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人们还要担心，这个“德不配位”者，这个“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会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什么灾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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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六四屠城就没有三峡工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高峡平湖”的设想，但是一直没有获得中共高层的全力支持。从1958年中共南宁会议，持反对意见的李锐击败主建派林一山，一直到1989年4月，中共承诺五年内不会上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依然还是一个梦。六四屠城之后，收集了反对派意见、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被视作“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遭到下架、焚烧和化为纸浆的命运。三峡工程反对派也因此受到政治审查和迫害，不能在公开场合发声。笔者认为，一个容忍焚书的社会，必将为焚书的野蛮行为支付难以承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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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党制和民主选举机制再次降临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出现川普式的竞选者？中国的选民会不会再次把民族复兴的梦想寄托在中国的川普身上？ 川普和他的MAGA运动虽然不能对上述问题给出直接答案，但是川普的成败以及他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具有极高的参考、借鉴和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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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社会不能对各国的司法行为进行直接干涉，但是可以采取一些间接、软性的方法来约束各国的司法行为、促进其文明化。例如，可以制定一套体现司法文明公正的标准，予以公布、宣传，让民众知道怎样的司法才是文明公正的，并且利用这套标准来给各国的司法状况进行打分、评级，达不到一定分数的国家，在外交、贸易等方面予以区别对待。司法状况达不到一定分数等级的国家，无权发布红色通缉令，发布了也不予理会。你司法不文明公正，怎么能保证当事人不是被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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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是以巨婴为主流的文化，中国社会是被巨婴运行的社会。心理独立的成年人在这个群体中是少数，且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社会那些问题中的多数都是由此引起。这些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恶化催生了2022年中文世界里的一个流行词：润学（润对应英文中的run; 润学即逃离中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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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到统治者们对这个国家的认知从自大到自卑，又从自卑回到自大的不断轮回。自大时满是全能自恋；自卑时满是怨毒和处心积虑。他们没有能力安然自处于自恋和自卑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意识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拥有“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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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扒下了激进革命派的内裤，我被“民主斗士”打入另册、开除教籍，泼了满身满脸的污水。若是他们手里有权，我大约老早就被他们绑上了火刑柱。“性格决定命运”，执意求真并且“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的湖南人性格，大概就是我多灾多难命运的总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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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青先生在《翻过这血腥的一页》一文中说过:我们必须铲除中国产生毛泽东的专制土壤。这种专制土壤就是中央集权独裁统治制度。对于民主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来说，要铲除中国的专制土壤，就必须建立杜绝集权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和杜绝专权的联邦议会二元制政府架构。中国人，我们为此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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