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中国与美国的分歧是由什么原因产生与发展而来的呢？美国应该采取何种对华战略？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有五花八门。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人能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它；而这极个别人中尽管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但因为各人所具有历史知识之差异、历史知识思辨能力之差异，就产生无数不同的战略方案来：这中间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粗略地说来，在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起中国就有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军事、政党、法律的历史发展进程，也由此产生与美国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史观，至今为止中国人自己也没有确定了哪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史观是正确的，是未来中国所必须选择的史观；作为一位战略家，熟悉了美国，但不认清真正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做到知己知彼，就无法作出真正有效的、可行的战略来；
在这极个别的人中更少有人能够从凯南其本人持有的哲学、政治哲学思辨能力的精华之处去思考美国对华战略；自然是，瞒天充斥着尽是些胡说八道的谬论。更长电报就是这样，它的作者只是模仿凯南的形，而对凯南的灵魂视而不见，我真怀疑此人是否真正地读过、或读懂了凯南思想的原文一长电报，竟然交出的是一份与凯南思想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毫无可行性而言的战略建议。可以说，匿名者的《更长电报》是对《长电报》的倒行逆施。
首先我们应该要确切地搞清除，什么是凯南思想的核心所在、精髓所在、灵魂所在？
凯南的长电报的第一部分就写的是由马克思到列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苏联的本质，它是无法与美国自由社会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上的。“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也正是在这种教义所寓含的利他主义的内涵中，他们找到了本能地惧怕外部世界的正当理由，找到了除了独裁而不知如何统治的根据，找到了没有他们不敢实践的残暴的因由，也找到了他们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根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凯南又说：“这样，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种论点为苏联扩充国家警察与军事力量提供了依据，为将俄罗斯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离提供了理由，为完全体现俄罗斯统治者本能和特性的不断扩大警察权限的压力提供了正当性。从本质上看，这只是躁动不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稳步前进，而在这个流延了数个世纪的运动中，进攻与防御的理念一直是不可救药地混为一谈的。但是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对绝望的、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人民做出涂上蜜甜的承诺，这个运动因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危险，更加险恶”。
凯南明确地指出，“概括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的妥协根本不可能，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这就明确地表明，凯南坚信这样的理念，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上的！
凯南在发表于1947年7月《外交事务杂志》上的X论文，正式名称为《苏联行为的根源》，此文主要的目的是为其长电报的苏联部分作一更仔细的补充说明。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意识形态，是苏联现今领导人继承自该党政权的革命运动源头；而苏联行动的根源、或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核心就是，“在这些论点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不会自行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制度，一定要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推力。这种推动力被认为迟早是要到来的。”凯南在这里再一次地更明确地表示，是列宁斯大林决心要推翻与消灭资本主义的缘故，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上的！第二部分在分析苏联的意识形态观念后，讨论美国对苏政策的特色，在这部分总结时是凯南指出，文中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警惕的遏制”。在第三、四部分中凯南正式地论证与确信了“美国应该有信心地采取坚定的“遏制策略””，这就在国际外交史文献上凯南是西方的第一人，正式提出“遏制”、“遏制策略”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排他性”决定了这一切。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斯大林苏联是无法与世界上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一个世界上的。凯南的特殊之处就在这。凯南的功绩就在这。凯南是为人类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伟人，正因为如此，凯南彪炳史册，历史又走过了不知多少年，早已经为西方人所遗忘了的凯南，这两年再一次地被世人所赞赏和称道，但凯南思想的核心所在、精髓所在、灵魂所在却鲜有世人去探个究竟，学得的是“遏制”、“脱勾”、“冷战”这些凯南思想中表面的“形”、“外衣”、“皮毛”而已，也不想想，如何去实施？！能不能有效地实施之？！
《对中战略长电报》（又名《更长电报》）的核心论点是：
“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不应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而是更换现有领导人。“美国对华战略的使命应该是使中国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习近平之前的战略状态。”报告认为，毛之后、习之前5任中国领导人都能与美国合作。
该目标是促使中共统治精英得出结论，继续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中运作而不是建立敌对秩序，符合中国也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
按我们的分析，第一分歧要点是，“《更长电报》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是可以与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共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与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述了的凯南长电报的核心思想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排他性”决定了这一切，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斯大林苏联是无法与世界上美国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一个世界上的。《更长电报》的核心思想与凯南长电报的核心思想正好是一百八十度大翻转。也是与中国的实际现实情况完全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自从它的诞生时起、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一天放弃过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语录在中国大地流行最广泛的两句名言叫“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另外加上在北京从49年建国起中南海门外两旁八字墙上镶着两条红底金边白字的大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四句话在中国共产党从建国以后从来就没有更改过，改动过。故讲匿名者的《更长电报》是对《长电报》的倒行逆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荣誉教授、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名誉所长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的表示，“我认为我们对中国决策的黑匣子了解得不够多。”这才说出了一点真情，但他未必知道寻求的方向在何方。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美国要想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华战略，就必须回归到重新审视自己及世界对华政策历史的历史研究中，从中找出出现错误与误判的源头所在、找出美国对华政策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的所有的原因。林培瑞《請看清中共》说“川普在國務院用了余茂春、白宮用了博明（Matthew Pottinger）等為中國顧問，似乎美國政府終於開始了解中共了”。“川普離職，拜登組建外交政策小組，他能對中共有多實際的把握？如果拜登能召回余茂春或博明在他的政府中任職，那就不僅是兩黨合作的標誌，也是避免幼稚的門戶之檻的高明之舉。可惜，我看這樣做是不太可能的。關鍵不僅在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上，更基本的問題是拜登的班子能否正確地掌握中共的性質。”林培瑞在文章向美国政府推荐了一大堆的中国資深異議人士来为美国作参谋。但林培瑞决不明白，他所推荐名单上的人的观念及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建议是五花八门的。像当前王天成所在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发表的宣言是什么样建议；关键是美国领导人能不能、有没有把握好如何识别出何种的战略是好的、可行的，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对林培瑞来说，决不能不知道这样的历史事实，当初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也是找过当时就在美国赫赫有名的余英时，余英时当时提供了是什么样的参考意见。如果林培瑞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与自知之明的话，就应该告诉全体美国人当时这一事实真相，包括1960 年代臺灣的「賣國集團」控訴案的真相吧！（1960 年代臺灣的「賣國集團」控訴案是指1965 至1969 年間臺灣知識界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發出的出賣中華民國的指控。最早提出控訴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高阮，他藉由立法委員胡秋原所創辦的《中華雜誌》、私立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發行的《陽明》，及導演鄒郎所發行的《文化旗》等雜誌，呼籲社會、政府關注《文星》、《聯合報》、中央研究院均涉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的親共陰謀。1966年由胡秋原、鄭學稼和徐高阮發起，一千多名學者簽名的《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在台灣與《紐約時報》發表，攻擊費正清以“中國專家”之名出賣中華民國）
又如解放军报2016年06月22日文章《揭秘：世界盛名的“中国通”眼中的共产党》
“他被称为“头号中国通”；他在1946年成功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国民党；他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但却适于中国。”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在中国如雷贯耳；他是“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美国现在的“中国通”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包括被誉为“汉学三杰”之一的孔飞力；冷战时期，美国《生活》杂志骂他是“中共的长期的辩护士”；1972年尼克松访华，把他的《美国与中国》作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他，就是费正清，生于1907年，逝于1991年，几乎完整经历波澜壮阔的20世纪。”
“30年代首次来华的4年间，费正清“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寄予厚望”，也并不看好共产党。1934年10月，他写信给史沫特莱，明确表示共产党没有未来。信中写道：“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
以前，他认为中共不过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开的“分公司”，甚至是傀儡。现在，他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中共有相当的独立性，是中国国内形势催生的，不是一定要靠“母体”才能活下来。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是“内生的”，中共根深蒂固，“绝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
等到费正清在抗战胜利后第三次来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他对共产党有了更新的认识。1946年9月，费正清在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中国的机会》的文章。他指出，中共的立党之基是“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而且，每名党员都把“为群众服务和忠于党”作为自己的信条，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使中共领导人具有指导政府的信心，而共产党政权得到民众的默认。”因此，他认为不管美国“给蒋介石多少飞机和坦克，都无法把共产主义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抹掉”，并建议美国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与共产党达成谅解，否则美国“会被一场群众运动逐出亚洲”。”
“台湾学者余英时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共事20多年，对费正清非常了解，他指出：“费正清自1943年以后便深信中共体现了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志。”美国与中国的国情和政体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个政党要干下去，必须得到老百姓支持。在美国，民众用“手”投票；然而在中国，老百姓用“脚”投票，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
“回望中国历史，费正清曾这样赞叹：“历史上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将亿万中国人民团结成一个政治单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团结，是现代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中国共产党！”
我在这里向大家解释了，美国要想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华战略，就必须回归到重新审视自己及世界对华政策历史的历史研究中，从中找出出现错误与误判的源头所在、找出美国对华政策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的所有的原因。说到底，美国这次重新制定对华战略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新当选的拜登总统选贤能良才的过程，也就是拜登总统选人才的过程。而贤能良才又在何处呢？贤能良才是由其之观念与其之实践经验所决定。其之观念则由其之所有著作与所有演说所定。
另外我们还可以拿设计的战略目标来说！
从凯南的长电报看，他有一个明显的战略目标，那就是，最终是要消灭斯大林苏联。这就是我在《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二部分最后一段“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期待”。那就是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常有人喜欢与人讲，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代年迈英主“临终托孤”的故事。其实，斯大林说此话之含义，要远远地超过“临终托孤”，因为斯大林已将“世界革命”之大业托给一个外国人毛泽东，而不是将他的政治大权托给本国人，而且还是通过第三者以传话方式来进行。其中的奥妙值得我们要深究的。
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949年7月27日为刘少奇告别宴会上致辞时讲的这一段话，含义就是斯大林透露了他的心态。那就是斯大林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看到了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隐蔽战略在欧州部分的实施已经被美国人所识破了，从斯大林看世界的角度来思考，这场围堵战略、遏制战略、冷战的最终结果将是什么呢？斯大林预测或者说斯大林已经预想到，只能是苏联的垮塌!故因此有了把由列宁所开创的、并由他斯大林所继续和发展了的世界革命事业托给了一个外国人、但是由他斯大林所亲自认定的可靠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因为斯大林自己精心谋划的在亚洲部分（主要是中国）的隐蔽战略终于见到成功的结果，更为庆幸的是斯大林整个亚洲中国的隐蔽战略一点没有被美国人所识破，完美成功了；那就可以肯定地确定，委托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了。
按我们的分析，第二个分歧要点是，凯南围堵战略、遏制战略、冷战的目标是消灭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但《更长电报》的围堵战略、遏制战略的目标只是撤换习近平，按中国话说，是“只反习、不反共”，中国共产党不就可以“万岁”了，毛泽东尸体不就可以“永远地躺”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纪念堂了。这是绝大多数参加中国民主运动的人所无法接受的。就算有这么几个中国异议人士同意的话，也无济于事。因为为中国共产党所屠杀、迫害的千百万无辜的反革命、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反党分子的幽灵们永远是不会答应的。用句中国话说，“天理不容！”
请看，《更长电报》美国对华战略是将目标锁定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该报告同时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不应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而是更换现有领导人。“美国对华战略的使命应该是使中国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习近平之前的战略状态。”报告认为，毛之后、习之前5任中国领导人都能与美国合作。
从中任何人都能看出，《更长电报》设计美国对华战略从其设计的假设、其没有写出来的逻辑的中间推论、到最后的设计结论，完全是依靠主观臆断及想象而构成的。根本就不值得为人所讨论与采纳。任何一个人都认同，《更长电报》只反习、不反共,也就是，只反对习近平，不反对共产党，《更长电报》是对《长电报》的倒行逆施！
而现在在美国到处都能听到“反对共产党”的声音。而且我们中国“良知派”则是与那些吆喝着“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人又不同，我们将这场“真正的對決视作为是觀念與觀念的對決”；也就是将这场真正的對決视作为是“求是派”觀念與“良知派”觀念的對決；
英国的罗素、美国的费正清、杜威、中国的胡适、余英时，这些人和连同斯大林、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一帮人一起在我的这本专论《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文章中，将他们统统归为是“求是派”，他们一生的思想中奉行的是“实事求是”，他们一生的追求的是那个“是”，其实质是“似是而非”的“似”，他们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实事求“似””罢了；因为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是不知道也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道德及由道德所引出的法律起的作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产生的思想与认识上的误差及偏离，从而做的尽是对人的犯罪；为此，我将中国思想史从孟子、韩愈、陆九渊、王阳明、梁启超、蔡锷、张君劢一派的核心思想，称之为“良知派”，以适合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斗争的实际现实的需要。最简单地说，“良知派”就是“知是非、辨善恶”的意思。由此也可以认定凯南先生也是属于为数不多的“良知派”。我们“良知派”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康德哲学、康德历史哲学、康德政治哲学、康德法哲学。而“求是派”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是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
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我们将真正的對決分成破解共产党（破共阶段）和消灭共产党（灭共阶段）二个阶段来进行。破共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广泛存在在中国人头脑中因受到多年共产党洗脑与国民党洗脑所带来的普遍错误思想普遍错误问题。譬如认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实事求是”错在哪，什么叫科学，什么叫自由，什么是恶法、什么是良法等等。缺少了这样阶段，如同俄罗斯尽管苏联解体了，但出现像普京这样的由苏联的掘墓人进而变成苏联事业的继承人，以继续地祸害世界。我们良知派借此机会再一次向世界表示，我们愿意与波兰、波罗之海三国、乌克兰等东欧国家及日本向普京发起的就二战起源历史问题观念上及日本北方四岛上的诉求站着同一战线上，我们要指出的是习近平与普京、中国共产党与普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利害一致、戚戚相关”的哥俩。然后在破共阶段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成功地发起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总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