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
江西省德兴市一中
一、中国战胜新冠疫情与西方国家失败的对比，美国第一次明确面对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一下子点燃了美国人的危机感。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的运载火箭可以把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任何地方，因此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担任白宫科学顾问，全国开始强调数学和科学教育，并成立了国家航天局，负责美国航天事业开发。而后，是美国的危机意识爆发以及全面的努力，美国与苏联进行了太空竞赛，而后阿波罗登月成功，美国获胜，最终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大获全胜，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斯普特尼克时刻，是人们认识到自己受到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
现在，中国战胜新冠疫情与西方国家失败的对比，美国第一次面对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只有新西兰的成功，勉强保住了西方国家的一点颜面。我认为，毫无疑问，这是自由民主制度又一次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战胜新冠疫情，并且取得了二十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唯一正增长成就，但并非完美无缺。中国在疫情初期也出现了各种错误。1、外行训诫内行。2、卫健委这种对传染病半懂不懂的行政单位下发文件居然还口头传达有常识性错误的入排标准给医生，耽搁浪费疫情早期宝贵到极点的十四天时间（最大的可能性是徐建国院士的判断出了错误，还影响了卫健委领导；卫健委这种半瓶醋下发文件乱干扰专业医生的诊断，还口头传达，坏了大事）。3、常识是密闭或接近密闭空间还人多最有利于感冒和流感等病毒传染，但武汉市的医院不少居然就变成了“病毒培养皿”。4、没有把相应情况的必要信息透明地告知国内民众与外国。5、新冠病毒是否来源于美国军人通过军运会传给武汉，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身为政府官员，赵立坚的推特发言太过于急躁和草率。当然，在这方面，美国密苏里州的检察长做的事情起诉中国政府更加荒谬可笑。6、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派出科学家医生去印尼甚至马来西亚去追查到底穿山甲是不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已有的研究证据不论穿山甲还是蝙蝠是中间宿主都指向东南亚是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在这一点上，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作为更加糟糕，没有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共同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去东南亚进行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
当然，由于不仅仅武汉是华南海鲜市场与新冠病毒的传播密切相关，新情况北京、大连、青岛等地都是海鲜市场明确了冷链食品与新冠病毒的传播密切相关，法国第一个新冠病人也是卖鱼的人，意大利等多国的情况也表明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等多国很可能早于武汉出现，这一切指向最初很可能是来自东南亚特别是最可能是来自印尼的冷链食品导致了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的普遍传播，武汉仅仅是最先发现和爆发而已。也就是说，发现冷链食品外包装传播新冠病毒这一点不仅仅对切断新冠病毒的传播意义重大，很可能对新冠病毒的溯源也意义重大。
美国面对新冠疫情，出现的错误太大太多，完全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应有表现。在中国还在苦苦对付新冠疫情、但已经出现胜利曙光的时候，大家还在隔离之中，中国的医生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在网络上讨论美国的未来情况，中国的医生科学家们根据武汉和中国、美国医疗资源等情况推断，有美国的新冠病人数不能够超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的各种估计，一旦超过就无法控制形成大流行，以及美国的医疗资源最多能够承受八十万或一百万病人，一旦超越就会出现武汉、意大利、西班牙早已出现的医疗资源的挤兑，悲惨情况就会在美国出现的这些预计。
不久之前的历史和现在，美国的新冠病人数世界第一，居然和印度、巴西这两个失败国家并驾齐驱，西方国家也大都深陷危机，表明美国与西方国家都出现了大问题。在美国新冠病人数量超越那些关键数的时刻，网络上都能够感受到大家的震惊。我当时的感觉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在很早的时候，美国要求世界各国的美国人返回美国的时刻，我看到网络上美国的机场人挤人，基本上没人戴口罩的照片，与我过年后离开新加坡返回国内，飞机上人人戴口罩，中国的机场以及火车上、能够看到所有地方，人人戴口罩的情况作对比，我感觉美国犯了武汉曾经出现的错误，会导致大量传染的。
导致出现这一切的原因，是冷战胜利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懈怠，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学者福山提出），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一切，还包括在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之下，美国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娱乐化所掩盖的无知化和愚蠢化，背离了美国历史上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元化、严肃化背后的知识化、智慧化。而美国却是自由民主体制国家的领导者，也就是还影响了各个发达国家。这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而且，多元化、娱乐化还接近于是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一元化、严肃化却是一种被嘲笑的政治错误。近二十年前，我在陪儿子看美国动画片《汤姆和杰瑞》、《大力水手》的时候，都看到过一集剧情，里面表现着对NERD（书呆子）或者说对科学家的嘲弄甚至鄙视。更早的时候，我还在华东师大读书的时候，美国外教讲美国流行歌曲讲座，里面特别提到了流行歌曲《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鄙视教育鄙视教师，原因是六十年代的时候，英国很容易就业，因此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的大众流行文化，鄙视NERD或者说书呆子，反科学、反权威，崇尚肌肉发达和美貌，是很平常的大众文化。还有就是美国的一次总统选举，出现了“EGG HEAD”这种普遍流传的词语；这一切，很鼠目寸光，很无知，很愚蠢。中国的防疫方法，除掉相关人员全面大量检测（还有要求药店医院对购买治疗发烧药物、治疗发烧病人登记并及时报告）、以及健康码这个减少直接接触、清楚病人活动轨迹并使得政府要求、提醒密切接触者、接触者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在技术上为实现新冠病人应收尽收与隔离提供条件，也被视为破坏个人隐私权的办法外，人人出家门戴口罩、方舱医院应收尽收等，几乎全部来源于美国的创造。创造这一切的美国却防疫情况一塌糊涂；我个人的判断，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如此大的问题，一是来源于自由民主体制下政府的行动，受到民意的极大制约，而无知愚蠢的大众文化形成了民意，民意出现了极大问题。二是来源于美国的大众流行文化，侵蚀了政界以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媒体。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看了福奇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话，结论就是特朗普总统宁愿相信他周围不懂流行病学的身边人的话，也不愿意相信福奇这个学术权威，而且特朗普总统以及周围不懂流行病学的身边人居然还以为自己正确。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悲哀。至于媒体，例子太多不值得说。
中国有着类似的社会基础，中国网络上一样有着“颜值即正义”这种很普遍的愚蠢话语和类似的行为即把容貌放在努力包括努力学习之上（包括政府部门等也有出现），也出现了“小镇做题家”之类的对努力学习的鄙薄之语。无知、鼠目寸光、愚蠢在人类社会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很容易扩大化地四处侵蚀，但是中国没有美国等类似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就是由一群读书好的人控制。即有知识、智慧的人，把控着权力或者资金等各种资源；唯一的例外是影视明星。学校和教师们一直在奖励努力学习的学生，引导学生努力学习，鄙视没有知识和智慧的美貌与肌肉发达。中国社会尊重听从权威包括学术权威的传统，是中国战胜疫情的最重要原因。中国人在学校中不仅仅学习知识，而且教师在学校中还教育学生价值观，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无知者就应该听从有知者，更不用说学术权威；西方国家的媒体、普通人普遍认为中国的封城、隔离等正确做法是破坏自由乃至践踏人权，甚至普通人普遍认为这一切不近人情；当然，无知者是错误的。在这方面，武汉封城，封掉一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下达命令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三个院士：李兰娟院士、钟南山院士、陈薇院士都主张武汉封城，结果第二天就下达了武汉封城（实际上是湖北省普遍封城、中国普遍接近于封城、封小区）这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命令。遗憾的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对中国符合科学的封城、封锁小区等切实有效的做法批评为破坏自由乃至践踏人权是错误的。当然，中国出现了一刀切以及扩大化的情况，如何做得更好，值得进一步研究如何在实行中改善。
尊重科学、专业，服从权威包括学术权威，是中国获得成功的原因；反科学、反权威，是美国失败的原因。
记忆里，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先贤们认为：“无知是撒旦最大的帮凶，因此必须搞好教育”（大意如此）。我在网络上看到，一部分美国人也已经意识到，美国出现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大众文化反科学、反权威）和教育问题（基础教育在普通人的数学、科学教育方面出现了大问题，而且美国的规定是教师不能够在价值观即伦理道德方面进行教育或者说灌输），美国社会必须改变为崇尚科学、服从权威包括听从学术权威，教育方面必须加强数学与科学教育，必须由教师进行价值观的教育；美国大众文化有着大问题，又不能够破坏表达自由，那么解决办法就是由教师进行价值观的教育，政府与媒体要改变精英文化进而改变大众文化；
此外，实际上美国的问题还包括太强调自由这个早已经被前人阐述清楚的问题。良好的政治就是自由与权威的良好平衡，美国太偏向自由；在这方面，我实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美国人的自由而不下达美国人人出家门必须戴口罩的命令。人人出家门必须戴口罩的命令以及良好执行是中国战胜疫情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国家防疫情况明显好于西方国家，几乎人人出家门必须戴口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权力本身就是强制力，原先来源于暴力，自由民主体制下来源于民众个人自由的让渡，由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授权。权威就是威势和人望能够让人们甚至官员、人民听从，学术权威也因为具有知识和智慧、品德而具有非正式的权力；总统已经得到了民主选举的授权，而且总统是国家领袖，是带领民众的人，乃至能够合法使用暴力强制民众跟随、听从的人，而不是跟在民众、媒体后面的人，听从媒体、民众命令的人。因此，领导人听从学术权威的意见建议，下达人人出家门必须戴口罩的命令完全是权力的正常行使。我看不出为什么这个命令就会破坏美国人的自由。封锁和隔离是真正限制了民众的自由，但却是科学有效的应对疫情的办法。西方发达国家连封锁和隔离这种真正限制了民众自由的办法都实行了，人人出家门必须戴口罩的命令反而没有在美国全面推行，实在令人难于理解。
虽然专家也可能犯错误，实际上，领导人有三种情况就应该听从专家的建议：一、专家的建议能够说服领导人；二、所有专家都主张或赞成某个主张，这种主张就是一种共识，无需领导人的理解；三、领导人所相信、尊敬的专家提出某个主张，而且大多数专家也赞成，就不需要所有专家的赞成。
另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问题还出在太高估了自由民主体制和发达国家自我调控、自我纠错的能力（自由民主体制和发达国家以及自动的发展，存在一定的自动调控、自动纠错、自动解决部分问题的能力），低估了个人特别是领导人、群体乃至民众必须努力奋斗、付出巨大努力乃至代价来纠正错误的必要以及强大执行能力的重要。这一点很可能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人以及发达国家认为自由民主体制就是一切，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发展能够自动解决一切问题的心态密切相关，实际上的政治运行过程远非如此。具体地说，美国出现如此巨大错误不仅仅与政府没有做好政府应当做好的事情（封锁、隔离、人人出家门必须戴口罩等）密切相关，也与民众不愿意遵循科学要求，大家并不都愿意承担这一切的代价密切相关。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就是政府要做好正确的事情，并不太在意民众的自由；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保障民众的自由选择，对于政府要做好正确的事情要求并不高；问题是新冠疫情要求政府必须做好正确的事情，也需要民众良好的配合。此外，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就是中央集权，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全国一盘棋，协调统一有利于全国的防疫；而美国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民众自治、地方自治部分导致了美国没有做到全国的协调统一，全国一盘棋的难度大；面对新冠疫情，中国的政治传统明显更加有利。未来中国自由民主化之后，面对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要在法律、体制上保障全国一盘棋，协调统一；
还有，中国人注重存钱以备不时之需的习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为福利制度等原因而提前消费的习惯，中国的官吏偏多平常时有害于经济等的发展，但疫情到来时大大有利于封城、隔离等政策的推行和真正落实，西方国家的官吏偏少，这一切导致西方国家隔离政策推行的重重困难，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控制并消灭新冠疫情，对国家所要求的是：遵循科学，而且国家政府需要快速及时地做正确的事情，民众需要快速及时地良好配合；也就是它既是重要大事，又是紧急之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综上所述，美国等发达国家面对新冠疫情，出现诸多错误和问题，表现得不如中国，实在是必然结果。如果不是既是重要大事，又是紧急之事这种情况，那还难说。
此外，美国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原本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教育问题，那就是大学、中学等对科学技术以及职业教育的部分偏低，因为花钱多，文科教育偏多，因为花钱少，但社会需要科学技术以及职业教育的职位多；这一切原本问题不大，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导致的问题，以及中国大量的受到还好的理工科以及职业教育的人加上改革开放等，使得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大路货的能力由于规模效应和供应链完整而成为世界第一，美国的普通制造业节节败退，美国产生了铁锈带这个众所周知的名词。这一切对新冠疫情的情况也有重要影响。我个人认为，实际上美国已经面对了三次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美国的普通制造业节节败退，新冠疫情情况，华为公司的5G领先。
中国对获利最多的高科技产业几乎完全被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据不满意，想要产业升级，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兴旺发达既需要投资也需要自由民主化的改革，后一点目前看不到可能；美国对普通制造业节节败退不满意，想要让普通制造业回到美国，但是面临上述诸多问题；这个矛盾导致了中美贸易战。根据上面已经阐述的原因，双方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而中国也不过是在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不多的超越美国的重大成就，象外交部发言人那样说：“反观美国，疫情扯下了蓬佩奥口中美式民主‘国王的新衣’。”则太过自高自大，要戒骄戒躁。美国不过是已经面对了三次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但是，不要忘记“斯普特尼克时刻”的最终结果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大获全胜。我希望中国在战胜新冠疫情方面的成功是中国重返世界领导者地位王者归来的重要一步，而不仅仅是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
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历史周期律在起作用，但是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所处的历史周期并不同步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反复出现盛衰兴亡的历史周期。其中著名的描述是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问题是，毛泽东所找到的大民主方法，由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代价太大，已经不再被接受和使用。问题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解体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已知历史寿命最长的大致七十七年，那么，七十七年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长历史寿命？这一切有没有隐藏背后的我们尚未知晓的必定历史规律？我个人的判断是：国际互联网能够增加社会主义制度大致十年寿命，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延寿十年还难说。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运行七十多年，已经接近最长历史寿命。是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寿命最长为八十七年？政治制度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运行，当然也极大地影响国家的周期，包括政治制度的周期极大地影响国家的历史周期。历史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束时，苏联也随之解体灭亡。
我个人当然是万万不能接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束时，中国的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也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殉葬品。我这些年写下那些文章，就是要避免这一切。美国开始有些犹豫而后坚决开打和坚持的中美贸易战，我猜测恐怕与此密切相关。毕竟，虽然中国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远超苏联，但是苏联的影响力和创新等远超中国。
中国的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明显与一个错误判断相关，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原因是出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灭亡，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多方面的问题如计划经济问题、重工业与军工工业占比例太重，苏联一开始的民族政策问题就很大包括加盟共和国体制的问题很大，还有石油收入很高时没有为石油价格低时做好准备等问题导致，而不是仅仅因为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导致。这一切早就有了各种研究的结论。中国修改宪法，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在于习近平的政策是一条腿走苏联道路，一条腿走日本道路的雏形，还增加了很多的债务，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国家获得了很多资源，大家全部都很满意，但是，不过是问题没有显现，国力的消耗很大，欠债终究要归还；时间一长久，尤其是问题如果集中爆发，就是重蹈苏联覆辙。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被中国共产党警惕警醒，反而导致了普遍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并导致了修改宪法（即政治制度的历史周期律已经在中国起作用）。中国修改宪法之后，一旦在政治上成为现实，同样的政治规律会自动发挥作用，苏联的覆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结果就是衰老的领袖和衰老的统帅阶层麻木地继续之前的政策，不能够及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改变政策等，加剧原先政策的问题，即加速历史周期律的作用。
中国的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既是政治制度的历史周期律在起作用，一旦成为现实的话（应当不会成为现实），也必定会加速历史周期律的作用。
但是，中国的国家历史周期并不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周期同步。中国前不久正是飞速大发展的时期，现在还处于大家都在努力奋斗，而且努力奋斗能够得到成效的发展时期。中美贸易战也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警惕警醒，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因此总的说来也还是不错，面对新冠疫情虽然出现了一些错误，总的结果还是不错。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抓捕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以及人权律师等以及一些人被判刑，中国的情况可以说是良好。
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相反，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尚未看到历史周期律的终止，但美国的国家情况明显是历史周期律的作用，即国家由于太成功而处于相对怠惰甚至有所傲慢的时期。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是太辉煌的胜利，“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美国的多次战争，极其巨大地消耗了国力，美国明显地看到了问题，也在逐步结束战争，战争却难于完全结束，而中国则是在大力推行基础建设；美国承平日久，多元化、娱乐化所掩盖的无知化和愚蠢化到处泛滥，反科学、反权威，还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正确的遵循科学、一元化、严肃化的做法抨击为破坏自由和人权，中国却在新冠疫情面前遵循科学、知识化、智慧化（整个国家的多方面做得还不够好）；美国似乎普遍以为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一切，能够自动解决问题，包括从上到下不愿意付出必要的巨大代价，中国却毫不犹豫地付出巨大代价来控制、消灭疫情。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普遍出现了推卸责任的情况，而中国政府及时地承担起了责任；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政界常常是更为年轻的，但现在，美国政界的主要人物居然比中国的领导人普遍年老。
也就是说，美国有着相对更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国家处于骄傲自满的状态，在处理新冠疫情方面，输给政治制度相对较差，但国家处于认真努力、谨慎敏捷状态的中国，不足为奇。
三、处理新冠疫情状况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与启示
中美两国处理新冠疫情状况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一些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自由民主制度具有优越性，这一点并不存在（当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尚未达到能够到达的历史最高点），但是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化明显是不利影响。另外一个影响也是启示则是我们必须知道，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一切，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发展并不能够自动解决一切问题，恰恰相反，自由民主制度下，还是要尊重科学、遵循科学，努力奋斗，还需要付出一元化、严肃化地进行知识化、智慧化的巨大努力包括付出必要代价，切不可在多元化、娱乐化的浪潮下反科学（无知化）、愚蠢化地反权威（大多数情况下权威来源于知识和智慧、经验等），从上到下，解决问题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价的时候大家都必须及时负责、行动和付出代价，包括民众也必须与领导人配合包括听从命令，而不是拖延和麻痹、反科学、反权威，拖延和麻痹、反科学、反权威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领袖和领导人是带领民众前进甚至必要时刻强制民众服从的人，而不是跟随民众和媒体的人。政策等要立足长远，而不是鼠目寸光，包括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好处。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大众文化乃至民意，出现了错误如反科学就要坚决纠正，并不因为人多势众甚至在民众中是多数就变成正确。毕竟，国家领袖和领导人是带领民众前进的人，而不是跟在民众后面的人。
以中国的人口之多，人口密度之大（尤其在特大城市中），是否在未来实现自由民主体制之时，必须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律，规定甲型传染病（鼠疫霍乱）以及类似这种传染性极强、危害大的呼吸道传染病，紧急时刻实行全国一盘棋的法律规定，即必要而且紧急时刻实行国家政府（总统）的直接治理，即国家中央政府在专家确定并建议下有权直接封城，调动全国资源全力以赴抗疫包括支援疫情严重地区以及因为地方政府防疫不力、无能等，直接撤职更换相应防疫不力、无能的民选的地方行政长官？我认为是有必要的，而且，由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可以接受和实施的。当然，新冠肺炎这种传染性极强、危害大的呼吸道传染病，理论上，通过命令人人出门戴上口罩、防护面罩或护目镜、一次性手套以及其它各种已经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着可能（但尚未得到实际验证），而不一定必须采取如此政治上困难、政治后果严重的办法。
此外的一个影响就是由于中国是主要经济体唯一保持增长的，世界各国都在动用救命钱，货币的价值由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当然，中国已经开始逐步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增加困难的是，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时消耗了一部分救命钱。而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必定要经历的一场巨大考验。不少国家，越过不了这一关，停留在发展中国家。也有阿根廷，居然从发达国家跌落为发展中国家。还有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乌克兰，从发达国家的苏联，分裂解体后跌落为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依旧由中国的实力所决定。
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地提高自身的实力，包括教育、科技研究与发展的实力，金融方面的实力等，需要进行教育与科技研究与发展、金融等多方面的切实有效的改革包括自由民主化的改革。
2021,2,3
（本文仅仅代表作者的独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