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走进一平的心灵世界——《一平诗文全集》散文随笔卷序

我和一平相识已逾二十年。那时他主编《人与人权》，我是忠实读者兼作者。2008年5月，我第二次访美，在帝国大厦“中国人权”总部首次与他见面，惊奇地发现我们的中文名字仅差一字：他是李建华，我是李建强，仿佛亲兄弟一般。我们相视大笑。他身材高大，又长我一轮（十二岁），自然是大哥。一平兄请我们几位来访律师吃饭，我记得他点了龙虾，不禁一惊——在青岛云霄路海鲜街，一只得两千多元人民币。他却淡然一笑：“美国的龙虾不值钱。”

2008年10月，因国内局势紧张，加上《零八宪章》签名风波，我第三次赴美后不得不留下来，在皇后区租房安身。一平居于纽约上州，每月到曼哈顿中国人权总部述职，必来我家小聚，吃饭、闲聊。他多次邀我去上州家中做客，我虽应允，却因总以为来日方长而迟迟未行。没想到十七年后，他猝然仙逝，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与遗憾。

一平性情温和，低调内敛，温润如玉，颇有古君子风范。我对他生平所知不多，只晓得他是诗人，早年作为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务农，文革末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在高校执教。“六四”后被停职，1991年9月借赴波兰讲学之机去国流亡，两年后辗转定居美国。2001年，他与刘晓波等人筹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后改为独立中文笔会），乃缔造者和注册人。2024年12月30日一平逝世，我在悲痛中受托起草讣告，才开始认真研读他的生平和文字。

笔会决定整理出版《一平诗文全集》，竟有九卷之多、200余万字，虽名曰“全集”，实远非其全部。受责任编辑张裕博士委托，我负责第三卷——随笔散文卷的校对与序言，有幸得以走进一平的心灵世界。

本卷30多万字，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穿越俄罗斯》（1991年），收录8篇，记述作者在“六四”废墟中借波兰讲学之机去国流亡，途经俄罗斯的见闻与心路。其中《离别》一文，写出了去国抉择的绝望与挣扎，这是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共同的内心煎熬。

一平生于1952年，时年39岁，正值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年纪。流亡西方另学语言，年龄偏大，重启人生谈何容易？不出国，则“六四”后国家动荡，江李重启“社教”，社会弥漫绝望与肃杀，文革劫难、“六四”屠杀之后，道德沦丧，知识精英普遍犬儒，国家民族似在走向全面溃败乃至内乱。国家无望，个人无路，不走又能如何？这情景，与我2008年10月在美国犹豫是否回国时的心境何其相似。当时北京友人劝我：“《左传》云，申生留内而死，重耳在外而生，你还是留在美国吧。”此言终让我下定流亡决心。一平当时面临的，正是同一种困境。

他学中文、教中文，认为一个人最终的身份认同，不在国籍护照，而在滋养浸润他的文化与文明。他说：“我越是到了国外，就越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流亡理由各异，底层逻辑却相通：逃避迫害与恐惧，寻求自由与发展。然而，西方谚语云：自由从不免费。流亡者为自由付出的第一代价，便是孤独与悬空——“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

精进的人生虽疲惫，逃避的人生也未必真正自由。这种痛苦与矛盾，在一平文字中反复呈现，令人心悸。

这一部分还有一篇写他在莫斯科结识的汉学家柯罗别夫及其女友娜嘉。二人在社会转型大潮中被抛下，生活困顿。柯罗别夫失去昔日荣耀，无法改行，终日酗酒；娜嘉无亲无业、无身份证，艰难度日。一平细腻记述柯罗别夫对艾青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以及他对苏联乱象的愤怒。一平感慨：俄罗斯精神的巨大混乱与分裂，在柯罗别夫身上，也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皆有体现。关于娜嘉与柯罗别夫的关系，非爱情，而是彼此怜悯与依赖，夹杂怨恨与伤害，如陀氏《穷人》中的真实写照。

一平离开时两人都未及告别，后再寻亦无踪，却在内心永远保存对他们的敬仰与尊重。他认为柯罗别夫与娜嘉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坚韧不屈、明朗向上，在重压下绝不苟且堕落，坚守做人底线，仰望文明曙光。

读至此处，我每每想起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相较之下，一平痛感文革后尤其是“六四”以来，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堕落、犬儒，与丢失这种自尊自爱情怀大有关联。

本卷第二部分记述一平在波兰教书经历，共27篇，乃全卷核心。他写同事、学生、邻居、朋友的交往，也涉波兰历史、文化、宗教、节日，通过“外教”视角，观察转型期波兰社会风貌。难能可贵的是，他融入大量个人思考，中波文化对照、对宗教的理解，皆有独到见解。

波兰乃天主教国家，几乎全民信教，一平则为无神论者，受儒家文化浸润，理解天主教殊非易事。他认为宗教价值在于悲悯，表现为爱；它给失败者以尊重，使其体面接受命运，这是残酷生存中人性的一点文明弥补。“人是不可侮辱的。失败不是耻辱，耻辱是对自己的唾弃。”故宗教宣扬上帝之下众生平等。

他还认为，人不是按外界现实，而是按自身经验判断价值、选择生活。痛苦、幸福、满足、失望，皆由个人独特经验滤镜折射而成。我们携带着过往经历、文化熏陶、情感记忆构成的“经验地图”，去丈量世界，并在其中选择道路。这一洞察，照亮了他所有跨文化观察的深意：面对波兰人虔诚的信仰、执着的回忆、迥异的生活态度，他看到的不仅是差异，更是背后由不同历史轨迹、集体记忆塑造的自洽内在世界。故其文字避开简单优劣评判，充满理解与温情。

这些篇章不仅为读者打开转型期波兰的生动窗口，更展示了一种以自身经验为舟、驶向异质文化海洋，并在对话中反观自身、深化对普遍人性理解的可能。

一平的波兰经历，终成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超越游记，成为关于文化边界、人性尊严与精神皈依的思想札记。在《耶和华的见证》一文中，一平记述该教派屡次向他传教。他发现此派以严守道德著称，在欧美道德没落下，仍保持信言行一致的传统基督徒生活，乃基督教未来的希望，却长期被视为异端。由此，他得出结论：“人需要敌人，胜过需要上帝。”

此言触及人类群体心理的深刻悖论：敌人强化认同、提供动员、确认自我，常凌驾于抽象信仰之上。宗教纷争中，对抗异端往往压倒追随神性的本意。一平此观察，提醒我们警惕对“敌人”的心理依赖，否则宗教可能从文明桥梁，蜕变为分裂墙垣。

第三部分为一平旅美期间旧金山札记（1997—1998年），共七篇。其中《伟大的母亲》献给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多年后重读，仍令人血脉贲张、热泪盈眶。作者生动再现那夜中国人的英勇：“那一年，中国人实是很英勇的。记得那个夜晚，西单剧场前，一个扛着红旗冲在前面的学生，他头上扎白布带，一次次地冲向军警，开枪的时候我仍然看到那杆红旗在前面舞动……枪声中，有人倒下，便有人救护，又有人倒下，又有人救护……那歌声和火光一起悲壮地升腾，那一夜不仅是残暴和恐惧，它也有高尚和尊严。”

一平愤怒谴责“六四”后当局的卑鄙：杀戮无辜却冠以“暴徒”，胁迫全民拥护屠杀，往每个人身上涂染血迹。文章高潮在于对丁子霖教授的讴歌：她以母亲之身，独自扛起祭奠与追讨正义的重任，其勇气与“坦克人”同源，源于丧子后的无所畏惧，母爱升华为民族良知。她和天安门母亲们，用脆弱却坚韧的肩膀，守护记忆、尊严与真相。这不仅是回忆，更是警醒：唯有真相与公义，方能告慰永不倒下的红旗与歌声，让伟大的母亲们不再孤单。

第四部分为1980—2024年的随笔，其中《远处的青山》尤为动人。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一平记述伊萨卡春日所见所思：北美生机、友人相聚、乡村反战祈祷会，却层层透出深刻反战思想。战争如野兽潜伏文明阴影，和平如远山可望不可即。他以春天复苏隐喻和平，却很快被战争阴云打破。在烛火祈祷中，他赞美普通人“仅是和平的意愿”，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自称悲观，承认战争与人共存，却感动于青年希望，珍视非暴力为“彼界的呼唤”——宁可被杀，而不杀人。

结尾借高尔斯华绥之作，感慨和平脆弱，预言伊战徒流血、种仇恨。二十多年后，其反战之声仍回荡：远处的青山虽遥远，人类的善意与信仰，总能在黑暗中照亮前路。

走进一平的散文世界，如沐春风，又如饮苦酒。他以温润笔触，书写流亡的孤独、文化碰撞的深思、历史的伤痛与人性的光辉。斯人已去，文字永存，愿我们继承其精神，继续追寻那份自由、尊严与和平的曙光。

2025年12月22日于纽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