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阿吉特•巴若（Ajit Baral）（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与出版人）
翻译: 曾熏慧（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候选人）


 


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这位西藏诗人、作家兼社会行动者，代表了那些生存在矛盾处境中的西藏流亡者痛苦的声音：在现实中，称为「西藏」的国家并不存在，至少就正式外交关系的世界中而言。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于一九四九年进入西藏占领藏人的家园并实行严酷的占领政策，西藏变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一个其「不可或缺的部份」。丹真表示：「每年我都必须更新那张标示着我是『西藏难民』的证件。印度政府发给我这些证件，但它并不承认一个叫作『西藏』的国家的存在。这不是很吊诡吗？」

这位无家可归的诗人出生于印度的马纳里（Mamali）, 先后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达兰萨拉（Dharmsāla）、马德拉斯（Madras）、拉达克（Ladakh）以及孟买（Mumbai）接受教育。作为一位西藏诗人及行动者，丹真宗智从未感觉到他归属于任何地方。他体内负载着流亡的因子。诧异吗? 然而就是这份流亡感使得丹真和其它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梦想着能够死在自己的故乡，西藏。然而对他而言，故乡是一个永久的悬念。尽管如此，他无法不去梦想生活在自由的西藏。这个梦想不仅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泉源，也成就了他为了西藏自由永不退却的行动主义精神。丹真于一九九九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穿越边界》（Crossing the Border）。他的散文〈我的那种流亡〉（My Kind of Exile）荣获前瞻骑马斗牛士（Outlook-Picador）非小说类奖。他现在是印度西藏之友会的秘书长。我与他谈及行动主义、写作及慰藉的缺乏。以下是我们对话的摘录。

阿吉特：达兰萨拉（你生长的地方）把你塑造成一个激进的行动者，也就是你现在的样子。在那儿的生活情形如何？

丹真宗智：达兰萨拉是一个山丘上的小镇。它位于北印度喜马拉雅德呼拉德哈（Dhauladhar）山脉的一处山丘的颈背上。这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流亡驻锡地，也是藏人及西藏流亡政府的中心所在。但我长大成为一个行动者（以及作家）的原因，可以归因于我出生就作为一个西藏难民的处境。

阿吉特：你曾经在某处说到，是你的行动主义把你变成为一个作家。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作家转变成为一个行动者（例如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而不是行动者转变成作家。

丹真宗智：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件学到的事便是你不属于这里，你不能在这里拥有任何东西。这无疑是个悲剧。中国人占领西藏后，我的父母在一九六零年逃亡到印度。我们时常被告知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这里的流亡生活只是暂时性的。我在想要快点长大的焦虑中度过我一九八零到一九九零年代的学校生涯──我希望能在为自由的斗争中做些甚么。今天我成了行动者。我的书写成了我的表达。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在我们中国──西藏的战争游戏中，我杀了许多中国士兵。我曾经在难民营挨家挨户地召集大家参与村民大会。我那时已经是个行动者了。我生来就是个流亡者。我生来就是要为这个神圣的原因战斗。

阿吉特：你不断抱怨西藏人民没有国家的概念。为何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丹真宗智：在遭到（中国）入侵之前，西藏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国家。在那里，从事精神上的追求是人民生活的主要活动。他们是牧民与农夫，他们的生活远离首都拉萨的政治。偶尔他们会看见政府大员前来收税，否则的话中央与边陲地带感觉不到任何关连。

这些藏民突然之间被外力入侵的悲剧震慑住──令人难以理解的，这个外力正是他们的邻居也是朋友，中国。即使今天，在流亡藏人被妆点成一个民主的、参与的共同体四十五年后，国家建设往往还是无法触及到他们个人主义式的生活型态。「国家」这个概念对世界而言是一个新的观念。印度，孟加拉国及缅甸现在都是新国家了。他们之前只是一个地域，就如同西藏。

阿吉特：逍遥派（Peripatetic）作家皮科•艾尔（Pico Iyer）曾经表示，他的印地安秉性随着年纪增长在他自身中得到确认。你的西藏秉性是否也是这样？

丹真宗智：我将我的出生视为被丢下悬崖。不知怎的我抓到一个树根作为支撑。然而我无法往上爬也不愿放手掉落下去。这就是我每天面对的挣扎。流亡的藏人是没有国家的。我们可能被卷标为「分裂份子」；而在流亡的处境中，除了达赖喇嘛与噶玛巴，没人得到官方的庇护。我们在法律上甚至不是难民。虽然在流亡处境中出生的年轻藏人对西藏仍充满热烈的情感，但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从没有见过西藏。我们生活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
我能体会皮科•艾尔对他的根的感受。我越察觉到这些现实就越意识到它。我感到焦虑。我想要一份归属。然而我能得到的，只有老一辈的藏人给予我们的极细微的文化的根。

阿吉特：你在中国总理朱镕基到访时，独自爬到孟买欧贝罗伊饭店（Oberoi Hotel）的十四层楼的鹰架展开「自由西藏」（Free Tibet）的横幅作为抗议。像你这种单打独斗的反抗模式说明甚么？

丹真宗智：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抗争，乃是因为在我攀爬的同时，还有六百多拥有坚强意志的藏人正在绝食静坐，在孟买的街道上来回奔波抗议中国继续占领西藏。我们都有各自的角色扮演。当然我的角色从未被讨论过。我不知道那是否会成功。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阻止坦克的那个人成了勇气以及反抗压迫的、腐败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象征。他并不是孤独的。他是整体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部份。

阿吉特：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一直持续关注关于超过十万名不丹难民在尼泊尔长期受苦的议题。尽管如此，我想向你指出印度在这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藉由提供这些难民者前往尼泊尔的通行许可将他们驱离出境。现在每当触及这个待解决的问题，印度总是闪闪躲躲，声称这是双边的议题。你似乎正在敦促同一个国家藉由对中国表示好战以协助西藏自由。你不会对印度期望过高吗？

丹真宗智：我个人相信没有国家会干涉别人的政治事务，除非他们的利益攸关或是有任何的好处可以从中汲取。西藏与印度共享深刻的文化与政治关系已超过几千年了。今天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这是印度的官方立场。然而，广大的印度群众并不与之同调。他们与我们站在一起。作为一个行动者，为了宣扬我们的自由运动，我在印度广泛地旅行。印度大众是我们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向这些有智慧的、站在真理这一方、在他们自己的独立斗争中坚信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并与之并肩作战的印度群众诉求。除此之外，西藏对于印度的安全与防御议题也攸关重大。西藏问题对印度造成的严重性并不亚于对西藏本身。这使得印度也必须将这个问题视为攸关自己利益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西藏的缘故。

阿吉特：在这个经济利益相互重迭的全球化世界里，第三方国家是无法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要它释出西藏的。像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是如此巨大，美国不可能要求西藏独立而得罪中国的。那么你认为西藏如何可能自由？

丹真宗智：我们五十年来为自由而奋斗，这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悲伤故事。有人帮助我们，有人支持我们的目标。更为悲伤的是，我们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上学到教训。佛教与多采多姿的西藏文化可能在西方倍受欢迎。然而却没有人正视真正的议题：西藏的自由。

除非我们自我依恃、独立思考并且拥有来自内在的坚忍，否则自由西藏终究只是一个梦。对很多国家来说，像是美国，似乎当西藏问题变得难解时，它只是一个用来将死中国的棋子。是的，我们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西藏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中国的改变。中国民主行动者期待一个自由的中国。我支持他们。我们将一起并肩作战。控制西藏、南／内蒙古和东突厥斯坦（新疆）人民的，乃是中国的殖民心态。因此自由的中国将带来自由的西藏。

阿吉特：你现在在从事任何新书写作吗？

丹真宗智：我在达兰萨拉的山丘上上下下奔走，并深入四散印度各地无数的难民营，为了就是希望能够教育与鼓舞我们的人民为自由斗争。为此我几乎没有时间写书。有时，在我走下山丘，在公交车上，在与人们谈天之时，几行诗就这么被写出来。他们可能会稍后集结在另一本书中发表。

阿吉特：你曾对你所处的孟买诗人圈表达感谢，因为他们将你打造成一位作家。有其它对你造成影响的人吗？

丹真宗智：当我只是个学童时，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的造反精神（Spirit Rebellious）在我心里引起一股诗的风暴。但在我中学及学院时期，我还没有能力写诗。直到我在孟买读大学时得到同学及朋友的欣赏及鼓励，我才刚始写作。我遇到尼辛•伊扎基尔（Nissim Ezekiel）并接受他对我小品诗作的批评与指教。阿底提•朱萨瓦拉（Adil Jussasalla）和多姆•莫拉伊斯（Dom Moraes）非常鼓励我。诗歌论坛──「诗坛」（Poetry Circle）及「地点」（Loquations）帮助我成长。我读佛斯特（Frost）、阿蓝•科拉卡（Arun Kolhatkar）、卡谬（Camus）、聂鲁达（Neruda）、阿兰达蒂•洛伊、 塔丝丽玛•娜斯林（Taslima Nasreen）。

阿吉特：你的书写非常简单，几乎像个孩子。这个简单是你自然的产生还是有意识的操作结果？

丹真宗智：除了这个语言之外我不懂其它语言。我写信也是使用这个语言。然而我的情诗来自绝望。

阿吉特：如果你体内的诗人被你体内的行动者遮蔽了会是怎样的情形？

丹真宗智：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是一个诗人。当我出版它们的时候我是一个行动者。目前我认为行动者对自由斗争较有用。行动者会发现作家也很有用。诗歌来自人类的行动，就像爬上孟买的旅馆外墙是一个对自由西藏的表达。五年前我独自一人，在没有得到任何许可的情况下，从拉达克北部平原跨越喜马拉雅到西藏居住。我被捕、被殴打、被监禁，后来再被中国扔出来。我写作因为我必须，因为我的双手瘦小而声音总是沙哑。写作对我而言不是奢侈而是必要。作家与行动者手牵手同时住在我的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