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社会公认的人权实干家

时常的，我感觉尚有人身自由的我们，活在这片灾难频繁的土地上，是一种罪。带着内心深深的亏欠，和面对暴政的无能为力，我们周而复始地耻辱苟活。那些在监狱中不得自由的人，那些死去后进入另一个国度，却留给后世无限不甘与遗憾的人，他们的眼睛总在紧紧地盯着我们的身，审视我们的心。其中一双眼，来自47岁的黄琦。我无法确定，这位朋友是否还能活着出来。两年前，黄琦就曾极其平淡地对我说：“我有脑萎缩，医生说我最多还能再活五年。”我设想着他出狱的2011年6月10日，那一天我应捧着鲜花、拉着横幅、放着鞭炮，在监狱门外迎接他的归来。
此刻回想起来，我感觉与他在成都武侯区告别前他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绝非偶然为之，这当中实在有着太多的暗示。他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银波，请你转告你的朋友们，历史将在大浪淘沙中做出它最公正的选择！”当时是2008年5月23日的早晨，在他位于康华医院的房屋中，黄琦刚刚接受完台湾公共电视台（TBS）记者蒋宗裕、陈柏谕的采访。此前，他和追随他的义工们，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已经五次奔赴灾区发放救灾物资。与我刚刚告别，他又与成都市太平村遭受野蛮拆迁的村民一起，第六次奔赴什邡市、绵竹市，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他的睡眠严重不足，眼睛红肿，但总有与时间赛跑的冲动和干劲，为无助的人们奋斗着。在成都，我有三天三夜与黄琦形影不离，这72小时的价值，足可影响我的一生。

黄琦是被社会公认的实干家，不为名，不为利，专为无权、无势、无名的人倾尽自己的所有，我将之视为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实干派社会活动家。譬如，境外媒体及组织已经纷纷介入的案件，他一般不再介入。他所创立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一般不接受各界捐款。并非无这实力，恰恰相反，只要黄琦一松口，捐款必定源源不断。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他不会去撰写文章投寄媒体发表以谋稿酬，他及义工们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篇篇言简意赅的新闻讯息，和一幅幅一手资料的图片，必要时，还有DV拍摄而成的视频以供公众参考。他是个能办成事情的人，与敢言的文化人不同，他不爱唱高调，专以做事为第一核心，颇为踏实。

把眼睛往真正的底层看

黄琦当时所住的房屋，月租仅为一元。这是因为他曾经帮助过这个房东，房东以此种方式答谢他。这与我在广州的情形类似。因推动基层民主选举，我们把贪官搞下了台，我的房东就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他最终成为民选村官。为此，他准备报答我，别的我都不接受，但免除房租却不可推却。人在江湖，动荡不安，乃是常事。与我等被直接勒令或间接勒令搬迁房屋一样，黄琦此前至少就有四次换出租房的经历。我认为，警方倒不是有意刁难他，更多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府盘算。
黄琦原本是四川内江富商，即邓小平所谓“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停下经商以后，这个充满悲悯热血，亦看透世界冷漠的男人，和他的妻子曾丽一起，决定做点有社会意义的事情，在1998年成立了不带任何政治对抗色彩的纯公益组织——天网寻人事务所。直到这个组织寻找的对象，包括到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惨死者，直到这个组织的网上论坛里充斥着外界粘贴的各种政治敏感信息，就这样，2000年6月3日，黄琦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成为中国互联网最早因言获罪的人之一。黄琦出狱之时，已是2005年，那一天，是具标志性的6月4日。

这种人物，犹如甘地在印度，身上总一种精神领袖般的人格魅力在感召公众。底层社会，各种冤假错案，各种不公遭遇，各种凄冷无助，十分普遍，只要你愿意接触，可谓源源不断，无休无止。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你能够付诸实践，不计代价地帮助他们，哪怕只去针对其中一个平凡案例，就会迅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知名度迅速上升的同时，你身上的社会责任和与之成正比的政府恐惧也同时增加。这绝非记者式的粗漏报道和不管后续，也绝非拍客式的无动于衷和猎奇心态，要做事情，一切都得来真的。

我注意到，黄琦接受的采访，多是针对实际事务、具体案件，而非现象研究或制度批判。他不主动参与那些门派不一的意见斗争，不搅进任何小圈子。他甚至以“民粹”作为自己当仁不让的第一选择，也就是专门关注农民和工人，把眼睛往真正的底层看，去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你若说你要为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在这个人人都认为自己不傻的时代，说不定以为你是在那儿天天蛊惑人心。但你若是真正帮他们解决具体的困扰，让他们看到你居然敢跟强势强权昂首挺胸地叫板，让那些向来把民众当成屁民、贱民、草民的人感觉到你的后台够硬，强者也会保留弃卒保军的考虑，多多少少做些妥协。

不拉稀摆带的黄琦

一个疲于为他人奔命的人，打开信箱就是求助信，打开Skape和手机就是求助电话，打开门就是那些把你当成“当代包青天”的人等待你的出现。这一切，是我的常态，更是黄琦的常态，他实在比我强一百倍。因为，无论面对多么棘手、复杂、无奈的事情，他从未拒绝过，从未犹豫过。2008年5月23日，太平村的村民再次叩响黄琦的门，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人是我，然后报以感激的微笑。事实上，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仅仅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他们的状况。但他们在那一刻的微笑，绝非客套，而是只要有人出现在黄琦的家中，那么此人必定就是令人尊敬的人——黄琦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此后没几天，我在重庆得知太平村的村民们维权失败，房屋依然被强行拆迁。但是，他们毕竟抗争过，面对后世的子孙们，我想，他们应该会带着浓烈感情去回忆：“孩子啊，那个时候，黄琦曾经帮助过我们。”

这是必然，不是幻想。今年5月，我去了一趟福建漳州，那里有许多打工朋友来自重庆涨谷村八组。当年，我曾撰写该村民小组的地质滑坡险情报告和未获补偿者的联名上书报告，呈递给重庆市民政局。就因为这两篇文章，他们全部成功地从危险地带搬迁到涨谷农贸市场附近的楼房里居住。一位民工朋友说：“我们为了感谢你，曾经好几次去过你的老家，但你人不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在我们住过的老地方立一块功德碑，上面写‘感谢杨银波’。”在场的一位老友颇为激动：“银波啊，要发个什么大财或当个什么大官，我看你是不可能了。但我感觉，100年以后，都会有人记得你。我支持你！”相比黄琦，这纯属小菜一碟，要感激他的人可谓成千上万，来自五湖四海。黄琦还不至于像我这样有时活在记忆中，老感觉自己曾经如何如何，他没有这种习惯。正如他评价电影《窃听风暴》，那样的作品人为痕迹太重，换句话说，“何必太计较？”川人秉性干脆，重庆话叫“从不拉稀摆带”，黄琦即是这种类型。

在黄琦家休息时，我向黄琦随便借一本书阅读，黄琦递给我的，竟是描述台湾社会运动经验的写实之作，通篇繁体。看得出黄琦对于向来擅长务虚的文化人颇有意见，对那些耍嘴皮、弄笔杆的人，有些不屑。他认为，这样的人在走向精英阶层，而精英则大多脱离民众利益之需，他们口中的人民常常不是具体的甲乙丙丁，而只是他们选择写作题材时的对象工具而已，当中的感情有些虚假。正如我所了解到的众多时评人士，大多都是李敖所说的“新闻跟屁虫”，至于他们具体为那些需要切实帮助的人有无长期推动解决困境，多是经不起考验的。在黄琦的眼里，一个走投无路的残疾人，也比轰动天下的中共动向或某一腐败大案重要得多，因为这能看得见、摸得着，能改变得了。四川的廖亦武也是关注底层人物出了名的作家，但与黄琦相比，廖兄体现的是文艺色彩，人道关注和历史抢救意义多一些，而行动力则相对有限。

用光明正大来克服恐惧

黄琦注册成功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是个非同寻常的NGO。一提到NGO，政府就头疼，恐惧其政治性。你在千方百计地为弱势者撑腰，可你一撑腰就会跟强势过不去，强势打压你，境外媒体报道就跟你政府过不去，如此一来，就成了敌我斗争。原本可能仅仅是跟资方的斗争，到最后多是跟政府的斗争。这么多年来，民间为劳工和农民维权的独立NGO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可又此起彼伏地消失，其深层根源就是政府不放权。与其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倒不如说是害怕损失自我既得利益。结果，NGO就成了游击队，变着法儿地让政府感觉自己的良善，也变着法儿地艰难维持生存。这些当代活雷锋们，到最后，不是被这个殴打，就是被那个恐吓，有人坐牢，有人从此死了心。你的靠山是理想中的正义和法律中的权利，可是他们的靠山，甚至可以是军队，也可以是黑道，可以是某个决定你命运的公章，也可以是某把决定你生死的手枪。恐惧无处不在。

我能那么顺利地与黄琦见面，是由曾经参与天安门运动的陈云飞带路。陈云飞绝非名头响亮、号称“蜀狂”的冉云飞，他实在够敦厚，敦厚得像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的那种人。他说：“我承认我的软弱，我不敢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与当局叫板。我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利，我要斗争，我要呐喊。我软弱，我有很多缺点。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十九年前就死过一次了，军人和警察没把我打死，我活下来了。我多活了十九年。”各人克服恐惧的方式各不相同，类似陈云飞这样为自己真正活一把的人不在少数。那个在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出现的迫害，就像一个每夜必做的噩梦，死死缠绕着你，而你能做的就是证明你不怕，你豁出去了。黄琦也有恐惧，但他已经看淡了这种恐惧，个人得失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既然要做，就没有退路可走。他曾经倔强抵抗警察，硬碰硬，被警察打伤。他在监狱中一边通读20遍《世界通史》，一边反思，反思那些国家机器的罪以及他们的不得已。他试图去理解他们，不主动与他们对抗，为了能做成事情，他早已不再计较那么多。

黄琦不是郭飞雄，尽管他们都是拼了命为底层打拼的人。郭飞雄更具英雄情结，意识更为激进，一边做事，一边启蒙。在遭遇暴力的同时，他绝对会以暴力反击。是的，他不是武林高手，他打不过几个人，但他要有这个表达。就如坐过监狱的人常说：“你不斗争，你在监狱就没地位。你越反抗，他越尊重你。”黄琦曾经走过这段路，但渐渐的，他开始思考这么做自己是否还有做事的空间。他没有去组织游行、示威、集会，没有组党，没有独立竞选人大代表，他尽量将社会矛盾归于具体的法律纠纷，事情就是事情，不将其政治化。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点，实际上，在政府高层，在那些黄琦所说“看不见的地方，不知名的人士”里，总有不少力量赞同黄琦、支持黄琦，甚至保护黄琦。黄琦曾说，政府每天投入七万元来监控他和他的电脑，他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一切都在明处做。人在做，天在看，政府在看，民间在看，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地方是见不得阳光的，他足够光明正大。用电视剧《手机》里费墨教授的话说：“我无比的清白！”

莫须有的罪名，典型的冤案

但是，2008年6月10日，黄琦还是被拘捕了。拘捕，是个中性词，但若针对黄琦，人们会说，那是绑架。他被定罪的依据，是电脑里存放着的政府制定的上访条例，据说那是国家机密，可这分明早已出现于网络之中，早无机密可言。看来，我们应该这样上网：资料下载以后，用大脑记住，然后删除在回收站，并清空。《联合早报》等媒体认为，黄琦入狱，是因为他过于频繁地接触灾民、报道灾情，并同境外记者一道，实地采访了实情，这让四川当局非常害怕。黄琦绝非空有一腔热血的志愿者，他是不顺从政府指定和安排的，他所去的灾区，全是政府和媒体不知情的盲点。事实上，我与他一同去过的灾区，就没有军队，没有物资，没有镜头，什么都没有。就像今年玉树地震之后，西藏僧人去抢救灾民、拉出尸体并做法事，这一切都不在媒体镜头之中。至于警察驱赶他们，政府排斥他们，也不被大众知情。

黄琦所调查到的，绝不仅仅是豆腐渣建筑工程。他听见了灾民们发自内心的控诉和怒吼，再通过《六四天网》发布出来，被想一睹真相的人们知悉。这时的黄琦，是社会活动者，是公民记者。通常，“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因不是基于家丑，而是基于“家长”的利益和面子。你以为地震发生以后，所有灾民都是《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里的灾民吗？不，那只是“一小撮”。黄琦为政府补上的这一个个盲点，是官方控制之外最大的真相。已经受助的灾民，他已不再考虑；但没有受助的灾民，他必须尽最大的力量去帮他们，让他们有东西可吃，不至于活活饿死。他从没想过做这些事情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利益和影响，也不计较自己今后如何面对善变的政府。

黄琦是勇敢的男人，够爷们，够Man。他勇敢到愿意为灾民而丧命，譬如，当载着救灾物资的车开到彭州银厂沟，前方余震不断，道路窄得连车都过不去，随时可能被石头砸中或者翻车而死，但他既然已经到了这里，那么他就必须冲过去，发送物资给前方的灾民，没有生死的计较。警察怕他们知道得太多，提防着他们，但军人却十分支持他们。这当中，谁都是明白人，只不过立场不一，却并不妨碍他们心里知道你是真正铁了心去为人民做实事——我就不信成都市武侯区法院的法官在宣读黄琦的判决书时，就没有半点心虚。黄琦不是高谈阔论的夸夸其谈者，他每时每刻都在做实事，反而因此坐牢，再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这牢实在坐得太冤太冤。历史反复重演，政府从来不长记性。而我们自己又得到什么教训呢？在中国，做事不难，可事外之事就难了。

黄琦直接影响我的态度

黄琦做到了真正的独立，从不倾向任何党派，也不顾虑任何攻击。他说：“六年前，我不怕共产党。六年后，我也不怕民间。有人整郭飞雄、高智晟，现在来整我，我不怕。我们既独立于官方，也独立于海外，只有历史和人民才能作出判断。大浪淘沙啊，随着时间的流逝，该淘汰的都会淘汰，最后留下来的才是金子。”湖北有姚立法，四川有黄琦，此乃民族大幸。他们的脚踏实地，绝不是谁吹出来的，而是可以用具体事例一一列举出来的。如果你认为谁的文章满世界发表，同时又出席各种会议并受重量级人物接见，就是“牛人”的话，那么我告诉你，那些在中国大陆默默沉下来做事的人，他们比这种精英人士强一万倍。黄琦的自由梦想的确是栽了，他栽在比变色龙还要会变色的政府手中，但是他的精神会生根发牙，正所谓“一个黄琦倒下去，千千万万个黄琦站起来”。网上骂黄琦的人，一看新华社通稿，就将之视为真理，把黄琦批判为汉奸。如果黄琦也算汉奸，那么我要说，全中国我看没多少人够当他这个级别的，你们不配，我也不配。

态度决定一切。黄琦对我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的态度，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立得起来的“公民”，那就够了。他曾对我说：“民运有许多都是从文学之路开始的，但大都不成气候，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与底层人紧密结合，变成了空喊和想象。我不搞‘自由领导人民’那一套。30年民运，最能推动民主运动的，是民间维权运动，而不是文章、文化或者其它。草根一旦成为精英，他们的路就狭窄了，逐渐脱离了民众。我看你就有这个过程，从你最近的文章来看，你想重新回到那个底层去，不去当精英，继续当草根，回到实干家的身份。”这于当时的我而言，可谓醍醐灌顶。没到四川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民间脊梁，过去我所认为的名家名流，原来不过是被众人看不起的小不点，而那些在幕后沉默实干的英雄们，原来竟能深邃得让我等汗颜无比。这种深邃，不是从书籍中来，不是从媒体中来，也不是宗教信仰或者某个伟人的格言教条的影响所至，它是从行动中来的。

正如两年前，一位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问我：“杨先生，我看过你写的大多数文章，你能告诉我，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吗？”我竟一时语塞。有时我感觉我说的全是废话，没有任何价值。力量，来自行动。虽然文字、思想、信仰能够影响或者支配你的行动，但灾难与痛苦就在你的眼前，除了动手干起来，没有别的废话可说。这就是我从黄琦身上得到的最大启示。他的那双眼，有时会在我的梦中出现，有时会在凝聚我与妻子同他的合影中跳出来追问我、拷问我、责问我。我常都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负罪感，别说我对不起人民，我甚至连黄琦都对不起，总觉得辜负于他。那么一个弱小的我，总感到力量单薄。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沿着黄琦的路继续走下去，走得更远。在那不知名的道路尽头，我不至于去忏悔太多。但此刻，我深深忏悔着，尤其想到困于监狱中连见到阳光也必须被批准和规定的黄琦的时候，这种忏悔就像一把刀狠狠地捅进我的心脏。

我无可保留地表达我对黄琦的尊敬。他是我的一盏明灯，无论这盏灯在哪里，我都会将那光芒照进我的内心深处，促我成长，告诫自己：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