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终结：两次革命回眸
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是革命与战争、运动与斗争的动荡世纪，到世纪之末，才初创和解与改革的局面。回首百年沧桑，教训多多，感慨多多，但是，基本的历史成果是什么呢？
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次是1949年的共产革命。前一次革命的旗帜是三民主义，后一次革命的旗帜是新民主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就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就筹划搞社会主义了。这个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结出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之果。所以这个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夭折了，还值得讨论。辛亥革命呢，权威的说法是失败了的。但是，如果说，北伐战争是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应当说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北伐战争后，扫除军阀，建立了统一中国的政府，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这个政府统治中国二十二年，治国纲领是三民主义，成就不能令人满意，还痛斥其腐败专制，所以被中共的武力所取代。但公允地说，国民政府的二十二年是外患内忧的二十二年，这期间除了扫除军阀，它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抗日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到1945年成为世界上四大强国之一，并联手发起成立了联合国。所以，在民族主义方面，它是做得很有成就的。在战争年代，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做得难免就差一些了。不过抗战之始，就联共抗日；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还主动邀请中共商谈和平建国。后来，这些努力都成了泡影。其真正原因，可能很复杂，也可能很简单。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好在知道真相的人愈来愈多了。可见，民权主义方面，国民党也是在努力的。后来在与中共的交战中败退台湾。但一个甲子年之后，它不但存在，而且获得了新生——实现了民主化的现代转轨，在世人的口碑中还算不错。有人还说，失败者成了胜利者。
辛亥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极为简单地提示一下，以便中共革命有一个可比较的背景。
1949年的革命，结出了三个历史成果：一个是极权，一个是共产，一个是对人性的扼杀。下面分别简述之。
极权——1949年革命所建立的上层建筑
这个革命打出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生下来的却是一个极权制度。“极权主义”是外来语。中国的习惯说法是“专制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学者们（如波普尔、汉娜•阿伦特等）以极权主义命名之。半个多世纪前，阐述极权主义的著作问世，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络绎译介到中国。其实，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是属于同一个权力体制范畴。所以，中国学界对毛泽东的政权体制有的称专制主义，有的称极权主义，有的称专制极权主义。这无明显不妥。但若将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作一比较，就知道将毛的政权体制称之极权主义更为贴切。
专制主义的专制主要限于政治领域，即政治专制。为了政治专制，也将专制方式扩大到别的领域，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从秦开始，历朝对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所控制，搞文字狱，迫害异见者。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不同的是，它还将专制扩大到经济领域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对一切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在国家所谓计划下运作。在这种统制经济下，民众的生存命脉被国家所控制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用看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也会对极权有切身的感受。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可没有这么干过，那里总有自由农、地主、商人、游民等。
极权主义还将专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比如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学校里，学校的领导、教学计划与各种教材，都由官方统一安排，从娃娃开始就灌输“党化教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热爱党，拥护党，忠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等等。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不是由党统一管制的。那时有公立学校，有私立学校，还有教会学校和慈善机构办的学校。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是多元的。比如宗教，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们的口号是“爱党爱国爱教”，是国家权力的附庸。其宗教领袖置于中央的直接监控之下，他们不是由教会选举产生，而主要由官方选任、主要对官方负责。他们失去了与信徒的联系，很难有自主的全国性的宗教活动，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如不听党的话，就扣上“利用宗教进行反党”的帽子，逐出教门，予以惩罚。至于党派活动的自由，更是一个禁区。组织政党，不但严禁，而且严惩。1949年，有八个民主党派被中共入围，公认是中共的八个花瓶，完全为中共所控制，领导人由中共派任或由中共可信之人掌门，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在主子指使下为中共呐喊助威；他们如此作为，多半是被驯化了，也有恐惧的因素。那么，还有没有“群众组织”呢？有。工会、共青团、妇联三家。可1949年以来一直是官家组织，是共产党的帮手，怎能为群众说话监督共产党呢！社团组织中，很大的一家是工商联。改革以来，私营民营经济崛起壮大，自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共就通过工商联来控制他们。中共在这里设立党组，大小事儿党组说了算。民营企业家代表当个主席或副主席，或者，再给你安排个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给你名誉、地位，叫你少说话，即少说不利于共产党的话。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社团：学联，文联，社联，协会，学会，研究会，如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医学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历史学会，经济学会，文学研究会……这些社团，如设有脱产机构，无不有党组。松散的学术、文艺团体，统一在党的领导下，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总之，从经济到教育、宗教、党派、各类社会团体，当然还有思想文化这一大块，都被共产党控制、垄断了。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公民没有了一点点的自由空间。可以说，在共产极权制度下，消灭了社会这个存在，只有党国。这是人类史上没有的事。人类的历史，首先有社会，然后有国家。国家产生之后，社会与国家一直处在对峙之中。在君主制下，社会处于消极被动状态，是弱势的一方。在民主制下，社会处于积极主动状态，成为强势的一方了。为求得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启蒙思想家们殚精竭虑，其著作汗牛充栋，成为政治学久论不衰的主题。包括孙中山的“权能”说，也是对此题的一解。而毛泽东对这些探讨人类文明的思想资料不屑一顾。他消灭社会，建立极权体制，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独创，与希特勒、斯大林相比，他可称冠。
共产党在野时，起劲地批评蒋介石专制独裁，可蒋没有搞极权。后人自然要问：1949年革命之后搞了极权，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
上面所说的，还不是极权制度的核心。核心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与高度垄断。这方面与专制制度无重大差别，差别只是集中与垄断的程度而已。以毛式极权体制而言，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控制；第二，将中央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集中于党，由党指挥与控制；第三，最后，将国家和党的权力集中于党魁。他是党的主席（后称总书记），是国家主席，又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外交场合，他一个人可以代表党，代表国家，代表政府，还可以代表中国人民。这是典型的独裁。更严重的还在于他是意识形态的权威，拥有真理的垄断权。在文革的极端年代，全国只有一个大脑，一个出版物（毛泽东著作），一个声音（最高指示）。所以在极权体制下，作为党国独裁者是“三垄断”的总裁：他垄断权力，垄断真理，垄断财富。
对于极权体制的独裁者，军委主席一职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无论党内和社会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面对矛盾和冲突，毛是绝对不用法律手段去调解的。101 他治理国家、应对冲突的办法，一是靠个人威望，领袖的魅力；二是以武力为后盾或直接动用武力，让武力来摆平冲突。1976年镇压“四五”运动，1976年粉碎“四人帮”，1989年“六四”天安门血案，是极权体制下解决冲突的三个典型案例。胡风案，彭德怀案，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胡耀邦案，赵紫阳案等无数冤案也都属此例。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有一句话：“暴力强者说了算。”他说，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102 可见，极权制度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制度，同黑社会组织所通行的方法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国家有了宪法和法律，有了议会和法庭，为什么还凭武力来维系这个体制的运转呢？2002年胡锦涛接任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可只有到2004年江泽民将军委主席转让给了他之后，他才真正坐上了党国第一把手的交椅，他说话才显得有分量。
共产——1949年革命所建立的经济基础
1949年之后大陆政权立即推行社会主义，即共产。将地主的，资本家的，手工业者的，小农的生产资料、私人财产统统归公（国家或集体）。剩下的两只手和一个脑袋，也不能自主劳动。从决策、生产、交换到分配，统统由从上到下的领导者来指挥与操办。劳动者成了工具一样的角色，他们的劳动与酬劳难以对应，因此失却了对劳动的兴趣。这种集权经济由于违背人性本质，时间稍久便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物质资料普遍匮乏，还发生饥饿和非正常死亡。出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奇观”。毛泽东开始时反复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能大大的提高生产力，等等。可是，到毛去世时，这种制度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开始解体了。时间大概是1980年前后。农村的人民公社被包产到户取代。人民公社的干部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说这句话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但很蕴含着对“共产”的讽刺。城市的国营企业搞了一阵子承包制后无奈地一分为二：“抓大放小”。那些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和重要行业，如能源、交通、通讯、金融、军工等，仍由国家控制，而中小企业就让其自生自灭。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由非法倒合法，迅速崛起，至2006年，其创造的财富占国家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但是，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受到行政权力的限制，一方面，国家仍控制着重要的经济领域和经济部门，使资源配置不能完全市场化，民营、国营企业不能享受市场平等和法律平等。另一方面，政府既是经济生活的管理者，又是经济发展的投资者和受益者，是市场的一个重要主体。于是权力进入市场，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财富集中，贫富两极化，在GDP快速提升的同时，权贵资本集团在中国安家落户，他们坐大一方，成为国民财富的盘剥者与分赃者，是当前中国社会进步和改革的主要阻力。
1949年之后六十年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毛时期的“共产”使中国堕入普遍的贫穷，后毛时期的“改革”，使中国的社会财富落入到少数人的腰包，社会出现了贫富两极。中共的革命消灭了富人（地主、资本家），消灭了富人之后结果自己成了更富的人。中共的革命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之后，结果产生了更多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么，这个革命，在经济方面的意义在哪里呢？
反人性——共产极权制度的本质
依靠暴力，一个新的社会——共产极权社会建立起来了。但还需有适应这个社会制度的人。社会由人所组成，人是社会的分子。如果人们不习惯于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生活，进而对这个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甚至不满，那么这个社会制度要持续下去便成了问题。
这是横在共产极权统治者面前的难题。
于是，要坚持共产极权制度，就要改造人性，扼杀人性，使人不成为人。所以，共产极权制度必然要反人性。1949年以来的历史就是反人性的历史，毛泽东为此不遗余力。直至改革以来人性才渐渐回归。人开始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关于人性，毛泽东是否定的。早在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还说，“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实质。103 毛泽东对人性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误导性观点：第一，否定人类的共性，认为人只有阶级性；第二，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实质；鉴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它们的人性也是对立的，以此推论，反个人主义应当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了。以下的分析我们便会知道，忘却个人的人才会适应共产极权制度。
毛泽东上述否定人性的观点，使人性论的研究长期空缺，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它使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处于落后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反人性的共产极权制度得以立足的理论依据。
这里不可能对人性问题展开讨论，但有必要对人性提出正本清源的观点：第一，人类存在着共同的人性，表现为都有着共同的欲望与追求，如珍惜生命，守护财产，要求自由，同时，互相友爱，热爱和平，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它们作为正面价值历来加以弘扬。第二，人性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承认个人价值优先于共同体价值的一种理论，也是人权说的根基。共产极权制度下，个人主义被斥之为万恶之源，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此使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中所积淀的道德、法律等文明成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导致人性扭曲，道德衰败，善恶颠倒，是非混淆，世风日下。
共产极权制度何以反人性呢？
“共产”的反人性。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要保存他的生命（这是人性的底线），并且总希望活得好一些，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这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财产。因此，“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是“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财富”。104 个人财富即私有财产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格斯作了明确的肯定。所以，每个人以合法手段获得的个人财富完全正当，它是人作为人的共同诉求，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保护私有财产、甚至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西方社会文明之源，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皆为各国法典的基石。西方资本主义正得益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才获得长久发展的动力。十九世纪中叶，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命题，可又提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他的理论是矛盾的，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无回应。二十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实践中克服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矛盾，其方法是将私人财产所有制溶入于社会主义，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的大树上嫁接社会主义，结果是两者共生共荣、相得益彰，俾使西方文明长盛不衰。
毛泽东不顾人性，消灭一切形式的私产，推行共产。推行共产，要使人们适应于人类史上无视人权的共产制度，毛深知必须改造人性。他教育人们要一心为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要人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他要人们遵守国家至上、集体第一的原则，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直到新世纪，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仍打着这种说教进行野蛮拆迁、暴力圈地）。他要人们“斗私批修”，甚至很斗“私”字一闪念。他对“个人主义”作了自私自利的解释，成了一个可耻、卑鄙的名词与声讨的对象。共产制度下每个人不再有私有财产。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存纽带捆绑在国家的战车上，听任国家摆布。如同托洛斯基所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105 共产制度下视私有制是一种罪恶（直到今天，各种私有经济在官方的话语中仍称为“非公有制经济”，私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那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家更忌称“资本家”了）。那些有产者——地主和资本家是剥削者，而剥削者就是人民的罪人，历史的罪人，社会主义的罪人，国家用粗暴的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在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中还不断地受到批判，其家庭成员受到歧视。毛泽东要使每个人相信：为“公”才是高尚的，为“私”则是可耻的；贫困和平均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果，伪善成了时尚的道德，得过且过成了人们的生存准则，效率低下是各个生产领域的常规，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是这一制度下的必然现象。伟大的事业与个人利益并无关系，每个人不过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试问，这样的社会还会有活力和生机吗？这种反人性的共产制度，必然遭到人性的反抗而惨败！
“极权”的反人性
如果说，“共产”是从人的生存需求上灭绝人性，那么，“极权”是从人的精神上灭绝人性。崇尚与追求自由，这是人的本性，反抗奴役与压迫，贯穿于人类的发展史。人与动物之区别，人不仅要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人有意志，有思想，有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因而人要精神自由，因为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都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动物没有创造历史，而人创造历史。我们面前有两类事物。一类是自然的生成物，如山脉、海洋、河流、土地、矿产、生物，等等。一类是人类的创造物，如各类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各种建筑物与运输工具，各种武器，科学技术，思想资料，文学艺术，还有经济和政治体制等等。人类的这些林林总总的创造物日新月异、升级换代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不能不说是精神自由的成果。人们因此赞美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卢梭更一针见血：“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106 因此，失去自由的人，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反专制、反极权的号角，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而马克思把未来理想社会定格为“自由人联合体”。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潜心撰写了八万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自商周以来的社会实质上是奴隶社会。他的理由是，中国自古代以来，土地历来属于国家，连人也是属于国王或诸侯的，人（臣民）实际上都是奴隶。这使中国社会长期只形成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与这种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国家形态，就是“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107鲁迅说过，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这与沙文汉的结论应该是吻合的。这是近代中国落伍的根本原因。
1949年所建立的政权，不但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专制的传统特性，反而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制度。为了巩固这一制度，中共竭尽扫荡人性中的自由因子。
一是迫害文化人士。毛泽东以超越秦始皇一百倍的力度迫害中国知识分子。建国伊始，即批判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抓胡风分子，将之投入监狱或劳改。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将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予以不同等级的惩处：或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或发配农村劳改、劳教、或降职降薪，就地接受改造等。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不时点名批判，加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上纲上线，粗暴讨伐。作者动辄以言入罪，扼杀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文革期间，有所谓“恶毒攻击罪”，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一旦发现，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予以处决。文革期间，这类反革命分子一共杀了多少万（有的是文革之后杀的，如上海的王申酋），至今尚无统计。极权统治使整个社会像个大监狱，人们生活在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的氛围中。
二是进行封闭式教化。推行一元宗教，掀起现代造神运动，大搞个人崇拜，搞党崇拜，极权崇拜，革命崇拜等。毛英明伟大，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心中的红太阳。毛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毛要“三忠于，四无限”。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党必须领导一切。要相信党，对党要忠诚老实。要服从党的安排，把一切献给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党也会犯错误，但党自己能改正错误。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邓小平掌柜时期还提出“四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里有必要指出，“代表”一说其实是“专制”的别称。你想，党什么都代表了，还要宪法和法治吗？还要议会和舆论监督吗？还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所以，“代表”得愈多便“专制”得愈多。所谓“三个代表”就是全方位的专制，就是不折不扣的极权。既然党什么都代表了，人民便只需听从党的指示，服从党的安排，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人民只能充当“工具”、“奴隶”的角色了。“代表”说还具以下的逻辑内涵：你若与党有异见，你若不服从党的领导，你就是反人民的分子了。“代表”说使多少有良知的志士沦为人民的“敌人”！
统一、集中、服从，从党内到党外，是每个人的思想、行动准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这“四个服从”，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全党全国服从一个人，即党国总裁。“服从”是极权国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的精髓。
新闻、文学、教育这三大块而言，报刊是党的喉舌，文学要坚持党性原则，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结果都失去了自己的本色。新闻不再坚守真实，文学不再追求真、善、美，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诚实而有才学的人才。在党化教育下，中国不再有巴金、曹禺、老舍式的文学家，在中国本土上没有出现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钱学森多次问道：中国的高等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温家宝总理对此无言可答。其实，答案钱学森是清楚的，他是带着遗憾去世的。此谓“钱学森之问”。后来石仲泉认为，“钱学森之问”也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极权统治对于思想、文化、道德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阶级教育是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大致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阶级斗争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反修防修，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对内要扫除“封、资、修”，对外要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二是进行阶级仇恨教育。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哪怕你是我的父母、夫妻、老师、亲友，只要发现你是“阶级敌人”，就要划清界限，大义灭亲，背叛家庭，揭发罪行，维护党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文革期间，无数的教师和知识分子，大批的所谓“走资派”，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整死，许多人受尽折磨，就是“仇恨教育”结出的累累恶果。后来有人把这种“仇恨教育”称之为“吃狼奶”，也就是泯灭人性，人性中注入兽性。
三是控制传媒工具。第一，对重要的电台、电视台、出版物和出版机构进行直接控制。第二，下达禁令：通告什么内容不能报道，什么内容不能发表、出版。第三，对出版物实行事前审查和事后追查制度。对违反指令者进行惩处：或警告，或撤职、调动工作，或查封停业等。第四，对网络进行监控，发现不当内容者，或屏蔽，或干扰，或关闭网站等。以上控制工作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公安部门违宪实施。
对人性的扼杀，目的是使每个人成为奴隶，成为奴才，便于极权统治，使中国永远停滞在愚昧时代。胡适说得好：“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08
没有人性，便没有人道，便没有人权。这样的社会制度从建立的那一天起，便是灾难的开始，便注定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
如果以极简单的文字表述1911年革命与1949年革命在历史坐标上的方位与价值，那就是，1911年的革命是以民主共和结束数千年的皇权专制；而1949年的革命是原始与现代相结合的专制，即极权统治彻底毁灭民主共和的走向。这次革命使中国历史至少倒退一个世纪。
原来如此！
注 释
1、李普、丁东主编：《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版第470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版上卷导言。
3、转引自王克明：“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4、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5、金雁：“一月剧变”，《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6、引自金雁：“一月剧变”，《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9页。
11、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93、195页。转引自邵建：“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16、“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联共》⑴，第63页。转引自邵建：“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17、王芸生：“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大公报》1946年2月13日。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5页。
19、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20、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蓝天出版社（美），1999年版第141页。
21、根据《田中角荣转》日语版翻译。
2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23、1945年，仅苏联远东军第39集团就向中共军队交付：1565门大炮，2139门迫击炮，600辆坦克，860架飞机，12000挺机枪，2500多辆军车，13000匹战马外加679座仓库的物资。
24、岩石：“毛的‘一边倒’之真相”，《价值中国网》，2009年5月9日。
25、26、同上。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29、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李慎之文集》上卷，第3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页。
34、刘亚洲：《甲申再祭》，2009年。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36、见《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10日。
37、张绪山：“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38、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版下卷，第437页。
39、谭嗣同：《仁学》，《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近代之部上，第320页。
40、李扬帆：“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41、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第36页。
4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6页。
43、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长江出版社1946年版，第153页。
4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253页。
45、武力：“重新审视官僚资本的几点想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6、李茂盛：“孔祥熙私人资本初探”，《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7、李菁：《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2008年版。
48、资料来源：《时代周报》（广东）2009年6月25日。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1页。
5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
5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5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5页。
53、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5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56、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蓝天出版社（美），1999年版第305页。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页。
58、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7年版上卷，第237页。
59、见《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60、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9页。
6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7页。
6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页。
6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65、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蓝天出版社（美），1999年版第168页。
66、每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这没错；可是将1949年10月1日说成是“开国大典”，是一个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的，无论是毛泽东的会议开幕词和这次会议的宣言，都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隆重集会是“庆祝典礼”，即“庆国大典”。详细情况可见燕凌：“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68、《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69、余英时：《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70、《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
7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7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5页。
73、《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75、陈修良：《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转自泰栋、尚之：“‘右派’省长沙文汉”，《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76、陈修良：《生活就是考验》第五部分“反右斗争前因后果”，载《往事微痕》第27期。
77、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
78、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8页。
79、《经济观察报》，2009年6月1日。
80、《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81、《顾准文集》，第362-368页。
82、《顾准文集》，第341-342页。
83、《顾准文集》，第364页。
84、《顾准文集》，第370页。
85、《顾准文集》，第316-317页。
86、《顾准文集》，第318页。
87、《顾准文集》，第428-429页。
88、《顾准文集》，第429页。
89、“林希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旗帜”，载《北京之春》2007年9月号。
90、《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91、《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92、《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93、《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263页。
94、《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95、《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96、《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97、《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98、《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99、《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100、《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4页。
101、毛泽东历来视法律为秕糠。文革时期他承认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已众所周知。早在1961年的秦皇岛的一次座谈会上毛关于宪法的谈话，更为惊世骇俗，毛说：“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得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这段话很反映毛内心的狂妄不羁、为所欲为的心态，对于了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有裨益。
102、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自序第2页。
10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872页。
10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卷第173页。
105、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转引自《学海》2006年第3期。
10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页。
107、泰栋、尚之：“‘右派’省长沙文汉”，《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108、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第7页。
后 记
本文撰于2009年6月至2010年3月（中间因心脏不适停顿三个月）。在此之前的2009年春季曾写过《怎样评价毛泽东》一稿，因论述不甚理想而弃之。现在的这篇论稿主要回答毛泽东是否“革命有功”这一难题，若能正确解答此题，全面评毛也就好办了。为否定毛“革命有功”，本文通过重评“新民主主义”以否定这一革命的理论指导（这个“新民主主义”，长时期来、直至今日为人们所赞评），再指出毛式革命给中国所带来的后果，从实践上验证了这一革命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文中的观点为人们所认同，或许还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
2010年4月3日
（全文完）
作者简介：
应克复：独立学者。1939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1959年绍兴一中毕业入华东师大政教系。1964年毕业后在南京从事中等教育十四年。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研究生，1981年获哲学硕士。1982年至1999年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从事专职研究，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年退休。退休后学术自由研究更有进展，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以思想前卫而受到关注。
近几年主要学术成果：《西方民主史》第二版（2003），“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2005），论现行代议制度之改革（2006），中国的生态危机（2006），中世纪的西欧与中国（2007），大陆政党制度及其展望（2007），所有制与当代中国——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价值重评（2007），“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走向（2008），专制极权主义：中国的文化基因（2008），中国民主化道路（2008），党国体制及其现代转轨（2008），邓小平的改革理念与实践之痛（2009），社会主义的世纪遗产（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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