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屋》今年第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10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就走上了一条改造自己“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让自己主动放弃独立人格而完全服从国家政治风向之路，许多“没有改造好”的亦即还保有一丁点启蒙思想残余的文化人遭到整肃，却还心悦诚服，还有无数知识分子在努力自我改造和帮他人改造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刽子手的帮凶。
这一切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帜，这就是“顾大局、识大体”，而大局和大体无非是国家至上，领袖至上。在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中，最能够体现所谓“中国站起来”的恰好是“文革”时代，我们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叫板，并以“拯救世界2/3的受压迫人民”为己任。虽然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真的，但在今天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场热昏的呓语而已。
多年来，我一直在困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一转变（如今叫做“华丽转身”）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李泽厚曾提出“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诚然说明了一部分原因，但救亡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地压倒启蒙？恐怕还是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脱不了干系。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和“耕读传家”的理想铸就了他们立足农耕、归顺宗法、抹杀个人和献身国家（君王）的传统人格结构，“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在批判国民性的旗号下对儒家伦理有过激烈的否定，但其实骨子里少有真正超出儒家自我圆融的心理定势的。他们的自我反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只不过是在为富国强兵出怪招、出险招，就连个性独立和思想自由，归根到底也只是政治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五四”启蒙是一场思想先行的运动，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广泛出现相应的现实基础，所以那些人一旦从知识界返回现实底层，就会像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那样，放弃启蒙理想，重拾《三字经》。
果然，我们在摩罗的文章中读到他对自己转型的最真切的解释，即最近13年来，“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通过参与乡村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包括在仪式中冒充别人的孝子，“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性的正当性。”
然而，摩罗蜻蜓点水似的下乡经历和对乡村社会的美化显得如此可笑和轻浮，他本应该追踪那些地区在外打工的“不孝”儿女们如何蜗居在大城市，为什么宁可从富士康的大楼上往下跳也不愿意返回到“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去那里寻求“底层社会的正当性”。但是他却不想做这种真正扎实的“田野调查”，而是以一个旅游者的目光看了一下丘陵、平原和黄土高原的风景，便沉浸在自己内心的心灵秀中了。他自以为自己立足于“中国的底层”和“全世界的底层”，就有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底气，那么我们可以替他设想一下，假如他摩罗有一天掌握了最高权力，他会做什么？
第一，重新发动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去接受“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的“再教育”；第二，驱赶盲目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将他们固定在乡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中；第三，将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全部转型为军工企业，“备战备荒为人民”；第四，重新清理阶级队伍，大兴文字狱，将那些西化论者、海归派、买办和洋奴统统关进牛棚，办学习班；第五，重新闭关锁国，退出WTO，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第六，在国际上采取强硬路线，立足于打大仗、打核战争……为了推行这套方针，必须首先把《中国站起来》印成“红宝书”，发行13亿册，好让全国人民有个精神寄托。而《耻辱者手记》则应列入国家头号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