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3日思科公司的股票以21.04美元收盘，以它的1196.8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我的193股约占思科三千万分之一的股份。我以几乎同样微小的股份在今年谷歌、雪佛龙的人权政策转换中扮演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功能，也迫使新闻集团不得不把我的人权提案放入今年10月15日的股东大会付诸表决[2]，但我今年最大的目标是实质性地改变一直拒绝变革的思科的人权政策。 (博讯 boxun.com)
自从7月19日，我、周锋锁、张前进和Sklar与思科Director of Global Investor Relations全球投资者关系部门主管Graves和另三位负责法律事务的官员会谈以来，我和Sklar又致函Graves，重申我们的关注要点。但原讲定跟进会议的8月11日过去了，Graves还没有回复我们，使我怀疑思科是否愿意继续与我们会谈。不久，我又接到Senior Corporate Counsel高级公司律师Platz署名8月23日的快件，是思科用于股东大会的反对我的提案的董事会声明。Sklar紧急地联系Boston Common基金等别的股东，我开始准备在股东大会的前一个小时，在同一会场的圣塔克拉拉会议中心租用一个小间举行记者发布会。
8月25日，我意外的接到Graves的电话。她除了恭维我外，大肆攻击Sklar，说Sklar别有用心，另有agenda议题。我心里好笑：“去年没有Sklar帮助，你们用一个普通公关员工就把我打发了！”我郑重声明：Sklar是我的法务代表，我们两人都围绕着我的股东提案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帮助公司而已，并问她是不是要求我把Sklar排除在外？她急忙否认，说欢迎Sklar参加下一次会谈。其实，我已经预备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名义买下了30股思科的股票，请Sklar担任研究所的律师就成为思科的股东。Graves又说我们的会谈不是公共事务，我答应不再邀请不熟悉思科业务的人道中国的同事们赴会。她最后还请求我撤销提案，我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约好9月3日举行下一轮会谈。
我和从华盛顿飞来的Sklar设想了几种可能，联系到思科已经拒绝了与Boston Common（去年以5万股份提交一个非常卑微的提案，得到30%股东赞成）的第二次会谈，预感到这将是我们与思科在股东大会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谈，而且事态严峻。除了记者发布会等准备外，我们意识到最后的手段（耗时的法庭恶战）似乎不可避免了。我对此既无经验，又担心自己的软弱天性不忍心与思科对决。我回复朋友到：我可能要成为“思科之敌”了。
我们提前到达思科总部，在11点整由一男一女导引进入会议室。我马上意识到事态超出预想：除了提升为Sr. Director of Global Investor Relations高级主管的Graves，还有Executive VP of Worldwide Operation全球运营执行副总裁Robert Lloyd、Sr. VP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公司通讯高级副总裁Blair Christie、Director of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持续商务实践主管Kathy Mulvany，还有大屏幕上的Secretary秘书长Mark Chandler和Government Affairs of Washington DC Office华盛顿办事处政府事务主任Paul Redefer。我立即认出在思科2008年股东大会上“不打不相识”的Chandler[3]，这是思科实际决定、领导政治（人权）事务的最高官员阵营了。
Graves首先请我介绍我的背景。我感谢思科给我这个机会，简述自己从南开中学（现在重庆最好的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核物理与美、苏对抗；在大学期间受希腊、罗马、启蒙主义等影响，参与、策划学生会自由选举等，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发配兰州，幸好毕业时考取全国唯一的社会学专业留学研究生；在日本主办留学生杂志宣传民主人权，因为组织89民运成为唯一被停止奖学金、被中日两国政权赶出学术研究机构（虽然最先得到大阪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并最终不得不与家人逃亡美国。我提及这些经历让思科的首脑们意识到在他们决策时要注意当前中国统治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表示正是我这样的对政治自由的追求，才延续美国的建国理念，而作为世界最大通讯公司的思科必须尊重自由民主人权。Sklar接着再次从最新的美国政府法规等角度说明思科的问题，提到诺基亚因为出售敏感设备给伊朗被起诉的消息，而我们完全是在帮助思科防止发生雅虎、诺基亚这样的大问题。我交给他们4页反驳思科董事会8月23日的反对声明的材料，引用雪佛龙公司在5月股东大会上对我的提案的令人满意的声明，指出我们提案的精髓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人权和跨国公司问题的特别代表John Ruggie 在人权理事会今年4月9日第14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from “naming and shaming” to “knowing and showing”人权尽职调查：从“外部点名批判和羞辱”到“内部知道和公开化”。
Chandler显然有备而来，说他在秘书长的位子上已经工作9年，对于思科的扩展人类通讯的使命、在中国做生意的伦理、1991年国会禁止销售通讯设备的天安门法案、原则与现实的矛盾、政府与企业的不同、思科by choice自动选择只出售标准设备而没有为用户个性化、最近印度也限制信息自由等，都讲得头头是道，令人耳目一新，明显比他在过去的国会听证、新闻发布会上的逃避、抵赖态度大为改观。他特别解释说我们对思科产品的技术特性理解不准确，而中国政府最近在MLPS (Multi-Level Protection Supplier)方面的特别要求已经使西方陷于不利地位，让华为等公司得利（可见上周的金融时报报道）。他也叫苦说，包括欧洲公司在内的一些西方公司明显比思科违反法规，你为什么只盯着我们？我声明我们会监督、帮助所有在中国的国际公司要象谷歌那样“不作恶”，也还要监督、批判所有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遵守人权等普世价值。Chandler说他会提供一个公司名单给我们参考。我没有进一步说我们的资金和精力有限，只能选择思科、谷歌以及（下一步的）微软、福特、华为、百度这样的有国际战略影响的大公司。我自从几年前把“退休金”从共同基金转换成公司股票得以直接参加股东大会、提交提案直接参与企业治理，但因金融危机和“管理”不善，经济上损失惨重。连这次Sklar来开会的机票和旅馆费用，都不知如何开销呢！
Sklar也颇为惊奇今天思科的态度改善，除了强调我们的一贯建议，包括设立一个人权顾问委员会加入外部专家、支持人道中国这样的组织等，又以合作的语气指出思科正在撰写的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必须加强和改正人权部分的内容（过去只有两页，且回避实质），最后提议思科与我们联合举行包括所有关心人权议题的股东的会议。Graves解释说，思科的股东太多、太复杂，她无法做到。在会议的最后几分钟，一直没有插话的“老板”Lloyd总结我们的5项建议/要求，说思科将严肃认真地考虑、改进思科的政策和运营。我们大家都称赞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议，Graves说我们将在11月11日的股东会议之前再举行一次会议，讨论落实具体的改进方案。能够免费得到我们的高昂的咨询指导，思科可真占了便宜，下一次Sklar就可以从思科的华盛顿办事处参加会议了。在走出会议室的电梯里，我向Graves道贺，称赞她负责这样艰难的课题，值得高升。她面露得意笑容，说她还是开着原来的车。
Sklar和我会后在附近的餐馆商议下一步的计划，我们都判断一定有别的更大压力迫使思科要实行某种实质性的转变，思科选择我们作为突破口，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提案内容正中思科要害，解决了我们的要求，可以用来对付Boston Common这样的较大但没有太大威胁的股东，也可以应付国会或者别的政治力量（例如法轮功）的行动。我们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Sklar的知识、经验和（战胜雅虎的）名声，也可能思科察觉到Sklar与别的股东的联系和可能到来的法庭上的持久战，会象拖倒雅虎那样对思科带来致命伤。当然，今天只是思科的态度转变，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要最终帮助思科实现人权政策的实质转换，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不到最后不能收兵。
在送走Sklar的车站口，他与我互相祝贺：“What a wonderful day!多么美妙的一天！”。
[赵京，加州圣拉蒙，2010年9月3日。引用请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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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接续“中国民权运动的新战略尝试”http://cpri.tripod.com/cpr2010/rights_strategy.pdf 。
[2] https://materials.proxyvote.com/Approved/65248E/20100816/NPS_65902/HTML2/default.htm 第4号提案。
[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cisco.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