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多被清查之后，余秋雨审时度势，及时抽身而退，袋藏“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清查结论，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心戏剧理论研究，头发梢都看不见；七年后浮出水面时已是“贡献突出”的“高教精英”。搭乘改革的仕途快车，官场一闪后又华丽转身，“走出彼得堡”。九十年代、“文革”结束十八年后重出江湖，俨然又是一条好汉。“写作组第一写手”梅开二度，重操生花妙笔。腋挟“文化苦旅”闪进文坛，一时间被簇拥到聚光灯下，学者散文声誉鹊起，名震海内外。此后一路狂奔，可谓文坛飚车，直至被册封为大师，坐上了文化头牌交椅。于是摆出一副雕像的气派，开始以孔子自诩。
自此以后，大师一词，顿成讽刺，无需再加引号了。
按照余秋雨的说法，他迅即遭遇“中国逻辑”:一言以蔽之，羡慕嫉妒恨。十多年来，赞扬和批评此消彼长，像股市k线图一路狂跌，余秋雨受到了如山如海的批评。
对批评者身份动机的归纳，余秋雨的答案简直是五花八门。我却一条都对不上号，进不了他的系列。说是盗版分子，我只买书，不卖书，九久网上书城不是我开的。说是中文系出身、出过几本书，我却连文人都算不上，从来没有写过文学性文章。我的职称是机械工程方面的，余秋雨再能耐也卡不到我。说是嫉妒他名利双收，我当然会嫉妒，可是嫉妒通常在熟人之间发生，不认识的人怎么嫉妒得过来？我压根不认识余秋雨，自然无节可过。退休之后，每月有钱打入信用卡，无须靠批评余秋雨卖文致富。顺便说一句，大师高高在上，不知民间实情，一般人靠写稿是只能喝汤的，还不如去卖茶叶蛋。说批评者原来都是余秋雨的崇拜者，学数学的人只信逻辑，什么鸟都不崇拜。想出名吗？几近古稀未免太迟，张爱玲说，出名要尽早呢！
而我，不过是出来打酱油的。对于余秋雨，我是一个“天外来客”。
我们这一代人很难有个人的选择。早年学数学，先搞技术、后搞经济，到政府去当官，都不是我的爱好，都是身不由己。大学时代，我大半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看的都是文学、哲学、历史、政治之类的书。到退休时，我才知道文学才是我的最爱。但是，这个时候，说某人是作家，已近乎骂人了。
青少年时期，我一直是个文学爱好者，但是在退休前的二十年，我对文坛已“无论魏晋”。我自己这些年混迹政界，无暇光顾文学。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大多远离现实，不知走去哪里，只是在作家圈中自写自看，自娱自乐，或者与评论家相互抚摸，失去了吸引我的魅力。
余秋雨的作文写得怎么样，其实跟我水米无干，爱看不看。余秋雨的文品优劣，同样跟我没有一分钱关系。我为什么要批评余秋雨？它有什么意义？五年前，我出来打酱油路过的时候，我的笔本来是要走别处去的，为什么要来趟这个浑水？
二
余秋雨这样归纳别人的批评:“批评我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差错”(《余秋雨有话说》，《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
我不是。这两个是问题，但不是要害。我对余秋雨的差错几无兴趣；如果说我关注余秋雨的历史问题，那也不是对余秋雨当年做过什么感兴趣，而只是对余秋雨今天怎么说他曾经做过什么感兴趣。
惹我反感的，是另外两点:一是自吹，二是撒谎。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东西”、“你的那部著作，贯通古今中外，为了找你，我走了大半个地球”(《借我一生》316页)、“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借我一生》276页)、“大会的主办者很清楚，昆曲进入名录的关键之一，是我几十年间在国际间对昆曲的那些论述”(《我等不到了》247页)、“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等不到了》253页)。诸如此类“出口转内销”的余氏自夸句式在余秋雨文章中俯拾皆是，赞扬的烟雾原来大多是他自己喷的。但它也只会引得我撇嘴冷笑。
真正惹我不爽的，是它的随处可见的撒谎。老年人不可以这样欺骗年青人，著名学者不能这样戏弄普通读者，大陆文人戏弄海外华人更是不该。不对公众撒谎是公众人物的道德底线，跌出这个底线的人，应该受到社会的拷问并且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也是合当余秋雨有事，2005年，我在书店看到了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由于他入大学比我迟一年，都是老五届大学生，经历几乎和我相仿。当时这个年龄写自传的还很少见，这本书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站在书店翻看了一会儿，竟然看到余先生说“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这与我当时知道的情况完全不符。余秋雨先生的名气实在太大，我无法让自己相信他在撒谎，只好回家乡求证。在搞清来龙去脉后，我写下了“一个‘离谱’的谎言”一文。
接着，我开始专心研究余秋雨的文章和演讲。因为有同代人相仿的经历，看穿他的谎言并不困难。当我看到他说自己九岁小学毕业、他为互助组记过工分、上海戏剧学院是中国最好最难考的文科大学、“石一歌”只是四个工农兵学员的笔名、写作组是周恩来领导“文化重建”的组织、他从来没有写过大批判文章、他在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主持人居然是静安区副区长(“文革”中的上海居然有副区长，是余秋雨的一大考古发现)、越剧《红楼梦》开禁和重印世界文学名著是他的主意、他获得徐家汇职工股的原因是因为该公司职工都喜欢读他的书……我终于明白了:和网上的“哥”一样，学者(余秋雨)只是一个传说，不要迷恋。
当我读到余秋雨为了开脱自己，竟然挑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结论，说“写作组不是什么阴谋集团”、而是属于政府的正常序列；当年的“揭批查”是清查反对“文革”的人；他甚至把“文革”历史问题和“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相提并论，是“要轰毁而尚未轰毁的三座大山剩下的部分”(《借我一生》361页)，公然对“文革”否定之否定，我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让人纳闷的是，这种言论居然在当今社会通行无阻，无人吭声！
近年来，面对活生生的当事人和铁一般的物证，不理于光远老人十多年前就下过的睿智断语“余秋雨是文革中与造反派组织有牵扯并做了不少事的人”(《读了余秋雨的两篇自白之后》)，余秋雨仍然喋喋不休，坚守着戈培尔式的执拗，考验着人们的神经。他以为只要说足一千遍，“石一歌”就真的成为周恩来领导的、《胡适传》就真的变成大学教材了。
他的文字和演讲的虚假撞痛了我的神经。这世上假货已经够多，沉默就是纵容。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宽容，但对于不是“善谎”的谎，文过饰非的谎，亵渎历史的谎，我们真的不能。
在字里行间，余秋雨总是那么目中无人，说什么他至今没有看到让他心服口服的批评，一千八百篇批评文章都是诽谤。他从不反省自己，有话也不好好说，只顾在批评者身上打转，甚至扯什么金文明的头很肥硕，古远清衣着潦草，批评者都有暴民心理。他用对批评者的轻蔑不断刺激着正直人士的良知和勇气。
他一会儿说父亲是“阶级异己分子”(《借我一生》，一会儿说是反革命(《我等不到了》)，他甚至能把1957年入党的父亲说成是右派(《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如簧巧舌天马行空，不断地挑战全国读者的智商，“年画华南虎”难望其项背。
辩论赛的总评委就能把全世界的道理都说去？这让人忍无可忍。皇帝没有穿衣服，这句话总得有人说。于是，我破门而出。
三
平心而论，余秋雨是有写作才能的，尤其是文字技巧，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他自己也很把它当回事，并以此安身立命，勤写致富。但也不过仅此而已，掌鼓三下足矣，不必巴掌拍到烂。因为诚实比优秀更重要。
诚实，不止是处世方略，它还是一种人生境界。
余秋雨洋洋数百万字的文章，但缺一个字:诚，诚实的诚。
诚实，在余秋雨，是一种享用不起的奢侈。
在这虚假盛行的年代，充斥在书架上，人们看到了太多太多的文过其实的传记和回忆录，其中就有从各条巷道忽然露头的各路名人的大作。余秋雨的作品就是一个典范。我们同代人，有责任帮助这些人为历史留下真相。
国无信不立，民无信不行。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我真的不想伤害谁，只是希望让虚假止步，人间多一份真诚。或许我的批评过于尖锐，但是，当今文坛需下猛药。
“自由就是能够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奥威尔《动物庄园》)，文化批评也应当有这样的自由。批评和反批评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本人欢迎任何人的反批评。如果余先生看得起我，肯与我公开辩论，我一定奉陪，以我的笨拙无知来衬托先生的世界辩论赛总评委的风采，看大师如何把虚假“辩”成事实，把谬误“论”成真理。
余先生多次告诉读者，他有许多伶牙俐齿的省部级学生要出来反驳对他的“诽谤”，可是被他一声断喝而止步。“那么多学生也没有正式登场呢。论才情，论笔力，论机锋，只要出来一个就能噎住多少嚷嚷？”(哈马忻都《吾师余秋雨》)或许因为我的等级不够，不配与大师过招；但请余先生能给我一个面子，格外开恩，打开闸门，放几个学生出来噎住我的嚷嚷，只管放马过来，老夫壶茶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