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高气爽的十月之夜，在东京都厅顶层瞭望台宽敞明亮的大堂里，一大群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不同肤色的作家和诗人们，彷如西方名流云集的聚会一样，或站或步，悠闲地把盏言欢，随意地享受着那充满着东方扶桑情调的异国美食和浪漫的气氛。
也许是看到我——一个大陆中国人独自兀立一角、略显寂寞的神情，现居德国的廖天琪大姐轻轻地走近我，她的脸微微倾着一个优雅的角度，亲切地建议我：“野火，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你们之间一定有话可谈。”
我紧跟在她身后，原来，她穿过人群中把一位距我仅几步之遥的西装绅士介绍给了我。外表乍看之下，站在我面前的更特尔东珠先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藏人特征，只是那一脸粗矿的古铜色面庞上显得特别黑森森的大眼睛、和一头黑亮而自然卷曲的发式，让我迅速感觉出他身上有一种无可掩饰的藏人气场。身材魁梧，外形英武的更特尔先生，十分符合时下汉族少女们心仪的美男子形象：既有高大威猛的身材，又不失优雅得体的举止。
更特尔先生说得一口基本流畅的汉语，他告诉我，九十年初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因追寻藏传佛教信仰的自由环境而只身投奔到了达兰萨拉。我们的交谈果然没有任何障碍，而且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对汉族身份的我，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民族隔阂和成见，非但如此，和面前这位地道流亡藏人的交谈，感觉他看问题的观点一点也不激烈、偏颇，他那温和理性的谈吐风格一如他彬彬有礼的表达方式，而且举手投足中还透着一股三、四十年代老派知识分子的优雅和儒者气质。
“我们在海外的藏人根本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只是寻求在中国主权下实现真正的自治，即在西藏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体制。你知道，至尊达赖喇嘛一直都强调要以和谈而不是暴力方式达致这个目标。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宪政，西藏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中共和达赖之间谈判的僵局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地突破。所以说，我们都要为中国实现民主这个共同的目标尽点微薄之力，这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和追求。希望我们不懈努力！”他略微展开手势，接着说道，“在我看来，至尊达赖喇嘛不仅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心声，他的胸怀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慈爱与坚韧。希望你从了解至尊达赖喇嘛的双赢思想开始，对我们民族有个全面地了解，希望你有同感。”
他还告诉我，“至尊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他在西藏民族心目的崇高人格以及神圣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几乎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可惜的是中共政府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即使能够看得到也不一定能够面对它，共产党今天的虚伪与自卑，不仅是西藏民族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哀！所以说，中国只有走向宪政民主之路，结束一党专制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达赖喇嘛为了我们藏汉两个民族的共同目标，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推动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未来中国实现了民主化的那一天，藏汉民族之间的隔阂才会真正消融，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才有真正的民族和谐。”看着他直视你的眼神，你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因为我感觉在他的黑黝黝的眼瞳里不掺一点杂质，只有饱含诚意的流淌。
我告诉他，由于真正的达赖喇嘛及其思维与中国民众长期处于被动的割裂状态，达赖的形象已被不可收拾地被妖魔化了。因为西藏内陆的藏民，包括大陆各地的民众都看不到达赖的真正意图，也听不到达赖的真实表述，取而代之的只有中共针对达赖铺天盖地的片面化宣传，所以，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达赖就是一个民族分裂分子。东珠先生点点头，他作为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藏族青年，自然也了解国内现在政治体制铁桶化一成不变的现状。而在这种墨守成规的体制化前提下，我认为西藏问题很难展现给世人乐观性的期许。中共一方面不跟你谈，另一方面，继续从文化和经济上向西藏腹地不断渗透。这就事实上为今后的解决前景筑起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心理藩篱，如此以来，也使得流亡政府和北京的和解希望只能越来越渺茫。
一、经济的渗透
现在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俨然成了进一步加强控制西藏的有利工具。北京对西藏的大量投资正不由分说地席卷着西藏那块沉睡的大地。如巴邑——一座位于喜马拉雅山东部和横断山脉之间靠近缅甸边界的边陲小镇，正大兴土木兴建住宅公寓群，但这个特别的公寓住宅群的未来住户大部份都是当地政府的员工。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正在大量移居西藏的汉人。显然，在对西藏的大部分新投资上，北京对汉人移居者的帮助远比对西藏当地人要多得多。那里兴建的人工湖，彩绘的柱子，还有很多玻璃和钢筋水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东部城市非常普遍。但巴邑不过是一个人口只有三万人的小镇而已。其实，藏民族的生态，是面对着一个传统生活条件下的原生态生存氛围，并不是一个物质主义下形成的文化生态。许多西藏人除了看到大笔资金涌入外，其本身并没有感受到心灵丰富的好处。
近年，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生态安全的冲突正日益凸显出来。西藏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矿产100余种，矿产地2000余处，已探明储量的矿产中居全国前10位的就达18种之多。利用矿产资源开发拉动藏区经济发展，这是当地汉族干部也包括体制内生存的“藏干”的期望。但是，矿产的开发对生态的破坏却是十分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露天开采直接破坏着地表土层和植被；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废弃物堆置也导致对堆置场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矿石、废渣等固体废物中饱含酸性、碱性、毒性、放射性及重金属成分，它们通过地表水体径流、大气飘尘污染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矿山开采不当已造成地下采空、矿坑积水，诱发开裂、崩塌、滑坡、地震等地质性灾害，几十年难以恢复；选矿所排出的矿泥污水使河中水质恶化，严重威胁着沿岸的人畜饮水。因为西藏的采矿区多为生态脆弱带，由采矿造成的生态破坏将形成巨大的负环境外部性，从而使其产业与地区经济难以持续发展。例如三江源头曲麻莱县北部的白地沟地区在2002年之前还是一片万人开采黄金的热闹景象，现在却变成了一片无人区。掠夺性的开采使得这片原本十分丰美的草原遭到灭顶之灾，整个开采区绵延几十公里，寸草不生。粗放性矿产资源开发对高原生态环境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藏传佛教有很多清规戒律，如“神山”有矿不能采，“神水”有用不能动，“神地”有财不能挖等。民族问题学者王力雄指出，“西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不少干部都以矿产开发作炫耀，矿产的开发对西藏的破坏会更大，如果让矿产沉睡地下，保持住天助西藏的原貌，西藏反而就有自己的优势。”无度的开发将导致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也是达赖所忧虑的。
开放的经济完全有可能使藏民因为文化的原因而变成受害者。铁路的正式开通运营也是这样，它对藏区中藏文化的保护和纯净性必然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喇嘛的担心其实已为中国的地质学家所证实。据中国新闻社报导，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孟宪来透露说，这条铁路的修建“是国家开发青藏地区自然资源和发展区域经济的布局中的重要一环。”火车的进入，令神秘的西藏不再神秘。大门被彻底洞开。原来受自然环境保护的、封闭的雪域高原，就像天助西藏一样，一直免受外来的进攻侵扰。即使在二十世纪以后，不断有人试图侵入西藏，但它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独特角色，直到五十年代中共“和平解放西藏”，那时还只是一些汉族干部进入；而现在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年来，大量的低层人口的流动，对它的破坏才是最大的。
现在，雪山环绕的、宏伟的布达拉宫，常常被钢筋水泥建筑以及闪烁着中文招牌的霓虹灯所掩盖。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拉萨设立，越来越多的汉人移入拉萨，拉萨的藏族人口比例正在缩小。放眼拉萨四周，大部份是汉人。中共政府一直有计划地向西藏大规模移民，这使许多西藏人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的移入，终将使西藏本土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反而变成少数。然而，中央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一名汉族官员曾不以为然地声称，如果汉人主宰了西藏当地的经济，那只能说是因为“自然的市场力量”。
二、文化的蚕食
就在今年的10月23日，青海藏族地区包括果洛州、黄南州和海南州有多达数千名藏族学生终于站出来公开发出了少数民族有权学习藏文，反对汉语教学的示威呼声。他们游行前往当地政府办公处，高喊“我们要藏语自由”的口号，呼吁平等，要求当局尊重西藏文化，抗议当局强迫他们学习中文。此后抗议风潮还扩大到两个相邻的藏族自治州。当地政府官员闻讯赶到学校，威胁若学生再组织游行，将会被逐出校。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大学有学生也在校园内举起标语游行，要求“保卫民族语言，发扬中华文明”，事件已令当地政府官员大为紧张。上面急令封锁各个校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后来则必须证实是本校师生才能出入。
事件缘起于青海省9月出台的教育规划，要求采用“以汉语为主、民族语言为辅”的双语教学大纲，引发学生和家长不满。根据当地的教改计划，当局要求学生必须学习普通话，而且除了藏文和英文课程之外，所有教科书都要采用中文印刷。因此藏人担忧这种政策的推行将令藏族语言和文化加速缺失。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有一位前中学教师说，“这种做法不仅将危及我们的母语，而且违反了中国宪法。”
汉人统治者站在马克思无神论的立场而无视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汉人完全不一样的现状，试图以淡化西藏文化的措施来提高对偏远喜马拉雅山区藏民的控制。这与中国收回香港后，逐渐通过肯听党话的、自己的代理人在香港推广普通话的举措如出一辙。前几年在香港中小学大肆推广普通话教学时，笔者就担心，50年以后，香港后代的英语水平在整个中国教育领域中占据独特优势的局面必将一去不复返。因为在英国管治时期，白领阶层普遍英语不成问题。要知道，曾经的这种优势不仅对香港的发展，而且对中国内地的帮助也是很明显的。可惜，被香港市民戏称为“土共”的领导人却不懂得维护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优势。
这种情形之于西藏，就是文化上的渗透、同化和蚕食。历来的外族征服者都明白，要征服一个民族，就要征服她的文化，要征服她的文化，就要征服她的人，而要征服她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征服她的儿童，从小改变孩子们的价值观，淡化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从而使他们屈服于外族的文化，最终让他们抛弃自己的民族。
西藏自古被称为雪山中的佛国，这是它的基本概念，雪山是它的自然，佛是藏文化的核心。西藏在外人心目中的魅力就是没有被所谓现代物质文明浸淫的原生态，是俗世最具神秘性的地方所在。这就好比一位虽然身披袈裟却出入奔驰车、手不离笔记本电脑的和尚，在世人看来其实已经彻底地失去那份原汁原味的神秘魅力了。
笔者曾有一次涉足海拔4500多米高的藏区经历，那次旅行给笔者留下了深深的心灵震撼。回来后曾在《深情向往神秘的世界》的博文里我写出过自己的真切感触：“当中国大陆的城市在一个劲儿地竞相堆砌水泥森林、攀比政绩工程的时候，西方人却固执地对中国西部那片‘神秘的世界’──西藏情有独钟。然而，以浮夸为荣的中共 ‘公仆’们却一直对此并不在意。多年以前，我有幸去过那里唯一的一次，才忽然明白西方人为什么会对那块蛮荒之地充满着无限的向往和关注之情。
现在想起来，那里的天空颜色可以让我这双从城市无比污浊的空气中带出来的混浊瞳仁，竟会不由自主地仰望又仰望、惊奇又惊奇地对着那片天空发恁，仿佛头脑都一片空白。幽蓝幽蓝的天际让我从小掌握过的、贫乏不堪的形容词简直无一入选。远处安详静默的雪山、近处星星点点的花草、绵延不尽的丛林、悠悠长流的溪水……还有让我辈在‘无神论’的强制性灌输中成长起来的马列主义信念，瞬间便蒸发得无影无踪。
作为一个来自平原地带的普通汉人，走在高原上的第一感觉便是离头上的天空一下子就近了这么多，仿佛只有能爬到雪山顶上就伸手可及。在那超凡的雪山面前，我似乎突然理解了人类的渺小和藏人的虔诚之心。
在路上，你会不断地目睹到身着袈裟的藏地百姓为了来世的幸福，为了今生的信仰与心灵的宁静，忍饥耐寒地对着远方的雪山五体投地、匍匐膜拜。只见它们亲吻一下冻裂的大地，拍拍身上的尘土又继续前行。许多虔诚的藏人就是这样磕着长头翻越千山万水，一路朝拜到布达拉宫或者周边那些肃穆的雪山或静谧的寺庙。他们为的是走近心中的山神，在她的跟前诉说虔诚的敬奉之心。可见藏传佛教在藏人的心中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
有道是，心中有神就有天堂。据说藏传佛教徒为了还一个前世今生在佛前许下的心愿，他们会把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用在不停的朝拜之路上。因为在每个虔诚的藏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样的愿望，那就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身躯去丈量自己的朝圣之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汉人的有些寺庙却充满着铜臭和亵渎！
藏民虽然普遍经济资源匮乏，但是许多人都心灵充满着快乐，大部份的人并不刻意追逐金钱，只求吃饱穿暖，为众生祈求超脱……这就是虔诚，这就是敬畏，这就是藏人心中的精神支柱和灵魂的姿态。
一日，我走在高原的公路上，忽然听见了一阵的粗旷的歌声从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悠悠然飘过来，转眼望去，发现海市蜃楼般的阳光下有一个隐约可见的藏人身影。背上背着一筐，手上摔着像彩带似的劳什子，正一边行走，一边在放声高唱。显然那是一种很随意的、自然的抒发，而不像是一首曲调完整的歌词。而正是这一如从深喉中吼出来的旋律，才构成了这样一幅自然界不容玷污的、和谐一体的美妙画卷。
我觉得，早已畈依佛门的李娜所唱的那首《青藏高原》，不仅传神地描绘了藏人的精神富足，而且也为我们展现了那片属于神灵的自然世界：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
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
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
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
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 ……
最初听到她唱这首歌，就是被她的歌声中所倾泻的真挚情感和虔诚的宗教情怀所深深打动了。
西藏的风情，在我眼中，已经不属于纷纷扰扰的尘间世界，而是另外一个精神世界上的所在。在那个神秘的世界里徜徉，心情已不再浮躁，既没有一丝杂念，也没有一丝愁绪。仿佛已了却缠绕于身的所有欲念和尘间心魔，忘却了世间所有的烦恼，也彻底抛却了曾经失去的一切痛念……包括事业、情爱、机会和享受……
我想，心中有神的人既是无比宽容的，也是无比博爱的。然而，那对于我，至今仍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灵憧憬。虽然我还没有信奉任何宗教，但我真想有意识地试着跨入宗教的殿堂，去看看，去感受，去接受心灵的洗涤…… ”
三、西藏的前景
唐代杰出政治家魏征曾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试想，如果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能够看到、理解达赖喇嘛的真实想法，官方的妖魔化就起不了现在这样被洗脑后的误导化效果。看来汉藏民族之间沟通和理解的障碍首先还是在新闻不透明和言论缺乏自由这一根源上。只有让达赖的声音尽可能传递给中国大地的各阶层，真正的达赖才有可能还原。
从这种意义又可以说，中共与其说是担心达赖所带来的所谓分裂威胁，还不如说害怕达赖已经融入西方民主大潮的进步理念即要求西藏自由化的主张，会危及西藏现在以汉族人占统治地位的既得权势利益和执政根基。故此，达赖的回归不但不会带来分裂，而且只会加速现体制的崩溃。正因为达赖对藏人和藏传佛教依然保持着极大而唯一的影响力，中共才注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断他与西藏的一切联系。换句话说，达赖如果成为藏民能够真切感知的宗教领袖，那么，人心上的不可抗力才会变成现实的威胁。而这才是北京所不愿意看到的潜在危险所在。
和更特尔先生的交谈，并没有因为彼此在信仰上的障碍，而影响到对民族共同点的基本认知。更特尔先生承认，只有胡耀邦主政时期的那一段，才让藏民感受到了汉人的开明。他力主拨乱反正，尽可能落实宗教政策，陆续拨款修复寺庙并陆续开放，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保留财产全部给予清退，据1988年统计：各种原物37704件，铜佛法器37万多公斤，林卡72个土地 ,702克，房屋779间。落实赎买金492万余元，寺庙财物折款85万余元。随着在寺僧尼人数重新增长和宗教影响的逐步扩大，寺庙和喇嘛希望恢复往昔的神权是十分自然的事。
邓小平当政后，却只专注于从汉人的实用理性出发，完全忽视了藏人的宗教需求即藏人的精神需要。共产党人历来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不知道物质不能代替精神，一味追求实用理性文化，不关心死后，只关心现世。他们到庙里磕头烧香并不是为超度来世，而是要求菩萨保佑现世发财生儿子，做官交好运。因此怀着这样的心念，怎能在精神上与信奉达赖喇嘛的藏民产生共鸣？如果用一个藏族老人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政策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
有的藏民在物质上也许会感恩共产党，但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崇拜达赖喇嘛。殊不知藏传佛教的洁身自好、与世无争、重义轻利等观念已深植在藏人的心中。他们认为，达赖喇嘛仍然是藏人心中观音菩萨的转世，只有他才把握着藏人进入天堂之门的钥匙。而现在对于藏文化的日渐式微，有些藏民痛心地表示：我们丢掉了我们本来拥有的，而去追求我们本来不需要的。
从目前看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胡温主政下，依然毫无化解敌意的气氛。胡个人的红色成长经历，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乖巧听话、平庸求稳的领导人，任何寄希望于他能大胆开创未来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奢望。西藏问题的解决，主动权掌握在北京政权，而不是达赖手中。北京希望“后达赖时代“的到来，所以对达赖采取是的“拖”的办法，但即使“拖”到后达赖时代的来临，如果北京这方面依旧不愿采取平等对话、灵活变通的策略的话，那么即使勉强进入谈判的议程，也难以期望获得达赖所说的、突破僵局的“双赢“进展。
未来的西藏，依然潜伏着像新疆“7.5”事件那样血腥的契机。但时代毕竟会发展，中共不可能永远铁板一块，如果出现一位像赵紫阳、胡耀邦那样的开明执政者，或未来出现一位有西方现代先进理念教育背景的领导人脱颖而出，抑或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不仅仅停留在温家宝的“说”之上，而是真正一步步进入“干”的实质性阶段，那么，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景也许就会露出一线令人乐观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