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事务》上登了一篇网文《究竟是什么压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以下称“网文”）。“网文”中说，压断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的不是别的，就是吃饭问题。这话说得太对了。下面我谈谈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谈两个事例。我在劳改期间认识一个在一起劳改的犯人孙得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原是住旅大海军的一名少尉军官。那时全国都学习苏联，每到周六各大、中学，机关单位和部队都举办舞会。孙得高在舞会上交了一个女朋友，交女朋友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五十多元）不够就向别的战友借，时间长了，战友向他讨债，因为没有钱还债，他就一再往后拖。有一天那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的面向他讨债，他认为这伤了他的面子，把那位战友打了，结果被罚关禁闭一个星期，可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还把看禁闭室的战士打了，这下可好，被军法处判刑七年，转到北京监狱服刑。他原本是烈士遗孤，父母是共产党山东胶东抗日游击队员，后被日军抓到活埋了。他觉得我父母参加共产党抗日牺牲了，就为这点小事就判我刑，心里非常不服，他不但拒绝参加劳动，而且整天怪话牢骚，顶撞管教干部，结果又以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彻底完了，便破罐子破摔，闹的更厉害了。有一天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要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判了死缓，带上手铐脚镣关进了小号，每天就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稀粥喝，一关就是两个多月。他被饿的快死了，有一天他要看小号的犯人向监狱长报告，说他想找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要谈什么，他说：“报告监狱长（监规规定，犯人跟干部谈话，必须首先喊报告，过去他从来不喊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我服了！”监狱长笑了，把他放出来，已经是皮包骨头了。
第二个例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侯宝林说的一段相声“关公战秦琼”，是讽刺军阀韩复渠的。韩复渠的老爷子过生日，请了一个戏班唱戏。这位老爷子要戏班演一出“关公战秦琼”，他要看看究竟是我们山东好汉秦琼厉害，还是山西的关公厉害。戏班老板说，关公是东汉末年人，秦琼是唐朝人，两人相隔好几百年，根本见不着面，他俩怎么打呀？老爷子火了，叫他们非演不可，并说不演不管饭！
以上就是当权者利用饥饿整人的两个例子。刑罚可以让人屈服，但你如果意志坚强，咬咬牙可以挺过去，但长期的饥饿折磨更容易摧毁人的意志，这样的事例我见的太多了。
毛泽东掌权时利用吃饭问题来控制人做得更绝，他用粮票政策把全国老百姓的脖子都掐住了。毛泽东从骨子里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甚至是仇视知识分子的。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只不过是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对于那些在语言中触犯了他的知识分子，重则将你投进监狱、劳改队，轻者下令所在单位开除你的公职。要知道，那时已经消灭了私营经济，知识分子都是吃“公家饭”的，一旦被开除了公职，其他任何单位都不敢再录用的，你就断绝了经济来源，即便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象战国前商汤时代的伯夷、叔齐那样，宁肯饿死在首阳山而不食周粟，但他不能不考虑他的一家老小今后的生存问题，因为那时是一人“犯罪”要株连全家的。你看用吃饭问题来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多么厉害！
现在比毛掌权时代当然是好多了，有了私营经济，少部分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再靠吃“公家饭”而活了。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还是吃“公家饭”的。“六.四”后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实行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实际上还是继承了毛泽东用吃饭问题控制知识分子的办法。除了像贺卫方那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被单位除名后，其他单位还能再聘用你，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一旦被开除后，在当局的压力下，其他单位是不敢再聘用你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被捕的民运人士，刑满释放后，不仅任何单位不敢再聘用你，你就是想做点小生意谋生，工商、税务、城管也会千方百计找你麻烦。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所谓的“群体事件”愈演愈多，愈激烈，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此却采取了缄默不语的态度，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共用“吃饭问题”把你牢牢控制住了，常年旅居海外的华人朋友对此恐怕是不甚了解的。铁流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只有实现了经济独立，才能树立起自己真正的独立人格”，这的确是一句箴言。
陈奉孝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四日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