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和平奖颁奖晚会让中国的国际形象陷入“挪威的森林”之中。孩子们的歌声、缺席的椅子、映照在墙上刘晓波影像，让经济已与全球接轨的中国，面临国际文明标准的严峻考验。
中国的软实力列车，陷在“挪威的森林”中？
没有人会想到，村上春树最畅销的小说的书名，可以用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国际形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引起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弹，也掀起了人权与强权之争的风暴。
村上春树的小说名字，其实源自披头四的曲子“Norwegian Wood”，但也奇异地描述这场政治角力陷进了普世价值的争辩中：一个经济上与全球接轨的中国，是否还可以不承认国际文明的标准，以言治罪，将一名温和派的异议作家判刑十一年。
中国当局软禁刘晓波妻子刘霞、终止多个与挪威的会议.但这些力量从没有影响过挪威当局以至人民的情绪，孩子们的歌声、缺席的椅子、映照在墙上刘晓波的影像，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的一天，温柔的力量压倒了暴烈。
缺席却强大的演词穿过寒冷的海港，亮着灯的圣诞市场，走进十二月十日早上市政厅旁边的露天广场，能够听到孩子的歌声，因为这里正进行和平奖颁奖典礼前的节目。台上挂着巨型的刘晓波海报，一大群孩子在唱着歌又写起信来，希望把他们的祝福送到冰冷的高墙里.孩子们说囚禁他是不公平的，当他们走往市政厅时，刚好经过站在那边请求释放刘晓波的请愿人士，於是这群大多是说着挪威语的孩子们，也跟着嚷起刘晓波的名字来。
中午的气温仅约摄氏零下七度，天空不时散落细碎的白雪。站在市政厅外的请愿人士，除了香港的民主派外，还有意大利青年组织“Giovane Italia”，一行几十人抓紧大衣在呼叫口号和唱歌；也有从芬兰来的华人手拿着自制的纸牌，独站在一旁。我问他为何今天到来？他简短地说：“我也是八九的一代。”
“八九的一代”出席
刘晓波曾经告诉刘霞，要把今年的和平奖献给“六四亡灵”。这个奖或许实际上不单属於“六四亡灵”，而是所有“八九的一代”。除了柴玲、吾尔开希、杨建利等受邀参加典礼的民运人士外，也有几十位来自美国、澳洲、欧洲各国当年参加六四学运的人士，也包括香港民主派领袖何俊仁、刘慧卿、梁国雄等，以及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壹传媒主席黎智英等。他们聚集在冰冷夜短的奥斯陆，互相认识或叙旧，谈论着刘晓波与中国人权的种种，一如自己获奖般高兴.
下午一时正，典礼正式开始，场内坐着受邀请的人士，诺贝尔奖中心内也挤着一群看现场直播的市民。在受邀请的六十多个国家里，除中国外，十七个国家正式拒绝出席典礼.但事前宣布不出席的塞尔维亚与乌克兰，却最后改变主意，派了代表出席。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台上属於刘晓波的那张空凳，缺席的静默的讲话也就成了最强大的演词，在这里，希望从没缺席，当大会朗读着刘晓波终审时的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时，许多即使只看现场直播的市民也不禁眼泪盈眶。
於是，尽管中国政府如何批评和平奖的意义、以政治及经济力量要求其他国家杯葛和平奖典礼、取消多个与挪威不同层面的会议.你还是无法在挪威的媒体、或是奥斯陆的人群里看到半点怨恨。一如和平奖典礼上回荡淒美的小提琴声，挪威媒体以至人民都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在和平奖典礼颁发后第二天，挪威最有公信力的报纸Aftenpolten，以“也许昨晚他在牢房里有特别的待遇”为题，引用了维权人士杨建利的说话，指狱警也是人，或许会在奖项颁发的那天，给他预备了特别好的食物。这个国家一再展现温柔的力量，使从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以后，中国政府更加强硬的态度，与香港、台湾的主流民意刚好形成巨大的落差；典礼上诺委会主席亚格兰直指刘晓波的缺席，正道出了和平奖是必须的，当她以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奥西茨基、苏联时期的波兰沙哈洛夫、缅甸昂山素姬等多位争取人权与自由而受到压逼的和平奖得主，来解释刘晓波得奖意义时，不禁让人将上述的极权政府与中国政府联想在一起。中国政府的尴尬，正因为它的态度无法自圆其说.
中国政府式思维
不过，在市政厅附近示威请愿的人群中，也有差不多五十位华人反对诺贝尔和平奖。他们拉着长长白底黑字的标语，拿着扩音器在呼喊标语“刘晓波是罪犯”、“中国应该拿和平奖”。有记者问其中一位女士，刘晓波犯了甚么罪呢？她就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坐牢了就肯定做错事！”大概这正是中国政府式的思维.
“我希望你如飞鸟般自由”
有人说“今天对於人权的践踏，就是明日的战争”，国际特赦组织在典礼完结后的晚上，以“释放刘晓波”为主题举行了火炬游行，就读法律学系的挪威学生Oda亦参加了此次游行，她跟我说，人权所展现的基本权利是无分国界的，没有这些权利，极权主义便容易出现，一个国家也就很容易失去和平。大抵就是对於人权与和平的信念，一千多名不同种族的人士，在冷风中握着火炬，拿着刘晓波的照片前行，呼喊着要求中国实现民主、释放刘晓波的口号，一直走到国家剧场附近的Grand Hotel.以往每一年，得奖者都会站在酒店露台上与公众见面，但今夜露台是空空的，刘晓波的影像就投射在楼房的外墙上。
深冷的雪地上闪烁的火炬与人群，所有事情都充满象徵意义，是缺席与等待，也是冷夜与希望。火炬徐徐熄灭，人群散开，空荡荡的夜色中刘晓波仍在那处。一名披着头巾的土耳其女人，走到我与朋友的跟前，请我们用中文写下“我希望你如飞鸟般自由”；然后她走到一名中国民运人士的跟前，把它们交在他的手上：“如果有一天可以，请你交给他。”
我想起村上春树所说：“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的一方。”■
（黄爱华是香港“八十后”，现为奥斯陆大学传媒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