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通胀完全失去了预期
通货膨胀不绝对是坏事情。温和的通膨比如物价上涨率（狭义地指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计算方法用“去年同比”）控制在2%至3%之间，有利于经济发展。换句话说：一个让所有参与者都看到“渐热”的市场，会提高参与者信心，认为“有些钱可赚”或“有便宜可买”。
2.5%至3%的基本界定（中值数为2.5%）是体制内经济学家们的经验数据。就我个人经验研究来论，保持在1.5%是合宜的，大体符合“完全预期的能胀（perfectly anticipated inflation）”的状态。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0年12月10日至12日）之前，官方公布的10月份CPI数据是4.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公布的11月份CPI是5.1%。也就是说中国已经陷入了恶性通胀状态。
2008年11月份，刺激政策出台时，以敢言著称的体制内经济学家马光远高调反对。他的担心质疑就是怕强烈的刺激政策带来严重通胀。到了2010年上半年晚些时候，他改变了调门，说“中国进入了温和可控通胀时代”，并认同统计局“全年CPI增长控制在3.5%”的判断。然而，四个月后，物价突然飙升，以致于有了十一月份的5.1%的结果。
一、两年刺激政策导致的恶果
2010年下半年的恶性通胀是两年宽松政策的最严重后果。不仅如此，还有两种因素没全起到推动作用，它们是2011年大危机的潜伏力量。
第一是，政府卖地收入还未全部投入到建设与购买上来。这一块至少有1.5万亿。尽管这一数据属于国家高度保密事项，但从个别省份的“炫耀”中可以推知。比方说，上海2010年十一个月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1369亿，北京则是1004亿。全国应该不少于4.5万亿，已开销出去的约为3万亿。
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借新还旧。这是国有银行表外业务（基本上不在监控目标内）迅速膨胀的根本原因。2009年的状况是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比例为6.9：1，2010年十一个月的情况是2.5：1，估计严厉调控政策介入后的2010年底该数据是4：1。
具体的数据则是：2009年全年国有银行放贷11万亿，表内业务9.6万亿，表外业务1.4万亿（6.9：1即是9.6：1.4的化简）；2010年十一个月，表内业务为7.5万亿，表外业务为3万亿（2.5：1即是7.5：3的化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讲明年的重中之重是稳定物价，但没敢说出年度控制指标，比如降至4.4%，或保证在5.1%这个幅度上不再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本届政府失去了控制恶性通胀的信心，2011年的年度CPI不突破10%，当属天幸。只有极其特殊因素出现，才能帮助这一目标的实现，比如全球油价在2011年初突然跌到50美元一桶以下，到年底不突破70美元。
中国恶性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模式出了问题，出口导向成了烫手的山芋。按官方学者提供的数据看，这个模式积三十余年而形成10万亿人民币净出口（顺差），其中有7.4万亿是2005年以后形成的。但是，这个说法还不太准确，应当说是自2008年11月份，本届政府决定实行不受约束的刺激政策以来，对外贸易顺差促使人民币增发量达到6万亿之多。
二、雾里看花的包容性增长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的社会学含义是促进公平。换句话是，对效率优先的模式进行大调整，换成公平优先。政治术语则表述为“包容性增长”。但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公开披露的消息看，当局没有响应的决心。如2011年的预计增长率没说，物价控制指标也没说，任由体制内经济学家各自猜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只定大框框，从决策学角度讲没错。但是，鉴于如此严峻的通胀形势，不申明2011年目标是非常不理智的。很显然，中央没有底气的。另一项政策表述似乎对抵消恶性通胀有作用，即试图通过加大进口来消减相当部分外汇储备，也即减少了人民币外汇占款。但是，这项政策是与增加就业政策目标相冲突的，在操作中又难以协调，结果是哪个利益集团话语权更大，哪一方就占优势。
按我个人的研究经验讲，是就业目标给进口目标让路。国有经济势力（包括银行）对于高度分散的就业要求是具有绝对优势的，这也是过来两年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构是无就业增长的原因。同时，国有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出现率增70%以上[（6.9-4）/4]的状况也是证明。同时，地方政府持久不衰的卖地热情与银行表外业务资金向房地产市场注入，这两项因素，使得社会不公平程度进一步加大。在经济层面，就是房价居高不下。
根据一些经验数据计算，银行业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向房地产行业注入资金的比例，在2010年第三季度是5.4：1。两项合计的总量是2.04万亿。用上面涉及到2009年全年及2010年十一个月的表内与表外比例数据来对照房地产行业与银行的利益联盟关系，则清晰可见：
（一）将6.9：1， 2.5：1与5.4：1，这三个数据组成一个链后，房地行业的状态处于“平均水平”4.9：1稍下一点，偏离幅度只有9%。
（二）假定2010年底紧缩政策迫使2.5：1的状态改变为4：1，那么，房地产行业则与“平均水平”4.5：1的偏离幅度，也只增加8%的样子。
对比这两组数据，结果是房地产行业基本上受调控政策的影响只是短时间内的，除非明年调控政策中明确规定大幅度（如40%）降低地价。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2011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地取财的政策是变不了的。
三、能源高消耗会“熏死”中国经济
正如上指的政策目标冲突与利益集团强势化的关系一样，中国的政策走向及其中变量外界测不准。准的趋势只有一个：往坏处滑的速度快，往好处变的可能性小。
当然，2010年十二月份通过采取诸种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检查手段，物价会降下来。央行调高准备率的政策也会见到效果。但是，中国经济暨比经济不正常表现的社会机制，确实出了大毛病，发生全面社会危机的概率越来越大。从近期原因来看，是2008年11月份公布的刺激政策导致了目前恶性通胀，但是，从长期看，则是三十多年经济模式应当检讨了。
三十多年，央行（政府）累计超发货币43万亿，因此，物价大幅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将此43万亿超发货币仅归于近十年的追求增长的原因，并且剔除2.6万亿外汇占款的因素（约合17.5万亿人民币），仍然有25.5万亿的超发货币在市场上流动。
中国的能源消耗模式无法彻底改变，二十年内难以戒掉“煤瘾”，因此，以煤产出来表现的巨额资金仍然会在房地产及其他暴利行业游走。一句话：国内游资远比境外热钱对市场波动的推力要大。中国“煤瘾”二十年戒不掉不是我个人的研究经验，而是体制专业学者（如中科院能源问题专家肖云汉）说的。目前，中国能源供给有69.5%来自煤炭。
与国内煤炭依赖相关，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因此，尽管中央政府希望加大进口以将可以开支出去的外汇换成能源，也降低美元贬值带来的外汇风险，但可以肯定地说，2011年全球油价还会上升。估计2010年上半年，将从目前87.8美元每桶（期货），上涨到突破100美元每桶的水平。由此带进来的通胀因素虽然尚无法量化预测，但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结语：本届政府再变“维持会”
从中国看似程序化的权力交接及其后的十年任期模式来看，后两年任期的“维持会”化几乎不可避免。江朱时代有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为低托，后两年就对反腐松了劲儿。胡温时代靠货币与财政两项政策交替宽松，维持了增长又应付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后两年的反通胀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就算把上面涉及的一系列计量化的问题压缩为五到二年产生的，不说三十年，也不说十年，胡温该届政府基本摆平政策目标间的冲突就十分不易。哪怕是只出台一系列的调整文件，而不用考虑执行后果。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重腐败与恶性通胀是“中国问题”的两张脸孔。腐败虽不直接提高物价（只可能直接影响奢侈品那一小部分），但是，它却是极其重要的政策变量。比如说，它在银行业与房地产联盟中的作用；再比如说，它在煤资源形成行业货币盈余中的作用。中国社会到了不实行政治改革就难以存续的地步，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虚饰之后，一切关于政改的高层话语都冷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