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死后，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巨大遗产，这遗产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家天下模式下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资源的空前集中。

先来看政治权力的集中。作为中共的第一代一把手，毛泽东等人在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中国创造了大一统的奇迹，从而赢得民众的狂热崇拜而趋于神化。虽然也叫社会主义，但专制独裁的本质和老祖宗是一脉相承的，中央高度集权，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在党又是完全听命于毛泽东一人的，因而成为不折不扣的党天下局面。这种党天下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毛泽东至死都把握着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权——这点从他死的时候的头衔就可知道。其二是，他甚至想将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家人。这点，可以从他把自己最锺爱的最有能力的儿子毛岸英送行苏联学习，农村到工厂，让儿子全面系统地接触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可以看出，最后送到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以培养帝王将帅之才。如果不是毛岸英英年早逝，中国政局早就是不折不扣的世袭制了，就如同朝鲜的金日成传位给儿子金正日一样。因为毛岸英的早死，给毛泽东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难。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远新所无法替代的。也正是由于毛岸英的早死，才导致毛泽东起用江青。但江青与毛岸英相比，显然份量不足。毛泽东所以对家天下情有独钟，除了自身知识结构的原因外，也还有现实的无奈。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够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家族成员。因此，他只能把信任的目光投降自己老婆，自己侄子，乃至自己身边的女人。

除了权力空前集中家天下外，在社会财富方面，也正如我在《毛泽东是如何财产公有化》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财产公有化”的表象下，毛泽东通过“权力私有化”将这些财产以各种各样借口（诸如“人民给的”之类）进行了掠夺和使用——换言之，他不需要贪污，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

真正继承毛泽东这笔遗产的，不是毛泽东指定的过渡性接班人华国锋，而是邓小平。然而，邓小平杰出之处就在于他对这份家天下的遗产进行了分割，这种分割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层面，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直接掌控党和国家大权，而是处于较为超脱的位置，起到诸如过去摄政王一样间接控制的作用——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资格和能力像毛泽东那样大权独揽：在1981年7月18日会见香港作家金庸时，当两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事实上，邓小平所以不愿做国家主席，并不仅仅是因为怕迎来送往，更关键的还在于他是在以这种方式对毛泽东家天下的统治模式进行改造，对权力进行分割——这一点，在他后来建立的领导人退休制度上有更为清楚的展现。实际上，无论是自己（形式上）不大权独揽也好，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也好，其实质都是对高度集中的权力（家天下）的分割。虽然，这种分割并不彻底。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才有后来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元帅（林彪除外）子女中都要有将军，而文革前各部部长的后代也有机会出任相应级别的官员之类“咸来维新”的举措。平心而论，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并不是铁板钉钉不肯动弹的。邓小平至少废除了家长制和终身制，从而把家天下还原成了党天下。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儿子做了烈士侄子也行，老婆也行，甚至小妾也行，硬要把江山塞进毛家的裤裆里。邓小平也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毫无商量余地的安排自己儿子做权力接班人。邓小平更不像金日成，让朝廷姓金并且想要永远姓金。邓小平甚至都不像李光耀，悄悄地安排儿子做跳跃式的继位者。邓小平没有这些东方专制者通常难免的心理情结。

其次，则是经济上的分肥。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共各层级首脑的子女堂而皇之地步入政界商界已成为趋势和时尚，原先归于毛氏一家的资产现在由不下500家红色贵族所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层级的官员的子女乃至亲朋，享有丰厚的权力资源和资本资源，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大的渔利者。他们掌握了各层级的话语权，在权势和资本的互补双赢中呼风唤雨，成为社会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尤其是在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赚取超额利润，寻求资本回报。这些由红色后代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在话语权方面也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在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等口号得到政策保护，同时以“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为依据，上下要挟，左右逢源。

至此，传承父辈的权势资源已成为一种既定模式，“当官不如儿（女）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已成为各层级官员追求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经济上的分肥已完全显山显水了。中共各层级官员都在心照不宣地推动经济分割的成熟和完备，中国经济也因此从大一统的“家天下”进入各大家族逐鹿中原的“诸侯经济”时代。目前，国家已成功过渡到财富分割的轨道上，相关体制也日已完备，各层级的政权治理大多也是这样的格局，经济上已完成从家天下到家族天下的过渡。从今以后，天下是我们党的，天下也是“大家”的，党家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然后，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了，社会各层级的人们在各自固有的人生轨迹上各安天命，进而达到治理格局上的稳定和谐。

总而言之，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是家天下模式，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全都同归于尽。毛泽东不仅耗尽了传统的帝王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帝王气十足的话语资源。毛泽东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式的集帝王与话语、集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于一身的帝王。毛泽东是绝代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泽东以后的权力和经济利益，正在被分割，从而也为进一步更为彻底的分割开辟了道路——这也是邓小平的最大功绩。

有人对这种红色家族对经济的分肥现实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但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普遍遇到的现象，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情形更被动。如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施压能力，美国政府在应对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常显得笨拙不堪，政策往往无法连贯、相互矛盾——现任总统奥巴马在推动医改方案屡屡受阻时，就曾公开抱怨“特殊利益集团和保险公司认为现在到了把奥巴马拉下台的时候了，他们将竭尽所能争斗”。

从各国的经验教训观之，突破特殊利益集团最佳途径，在于透明、开放的决策过程，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平等的表达机会。平等的代表性会催生平等的博弈、辩论与协商，其结果就是理性过程下的公共利益，就能抑制特殊利益集团。中国只要坚持这种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肥进程，则终将走入真正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