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乾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美国一直都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
——弗里德曼
新华社北京二○一二年七月七日电，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引人注目的是，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悉数出席。“科技创新”一向不是中共施政的核心和重点所在，此类会议一般不会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共的权力格局中，主管“教科文卫”这几个处於边缘位置的衙门的，通常是一名排名靠后的副总理，科技部部长也让非中共党员出任。所以，这样的会议，若在平时召开，最多由总理出面，此次胡锦涛却亲自率众常委出席，显然别有深意在。十八大前夕，关於中共派系斗争的传闻满天飞舞，胡锦涛故意以此显示九人同舟共济，胡鞍钢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仍然运行无碍.
胡锦涛描绘八年后的宏图
会议由李克强主持，胡锦涛首先照本宣科地作了一篇冗长的“重要讲话”，然后是温家宝讲话，最后是刘延东作总结发言。胡锦涛的讲话形同嚼蜡，惟一的“亮点”是提出二○二○年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大国”。胡锦涛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到二○二○年，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效益大幅提高，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胡锦涛描绘的图画实在是激动人心。但是，这个远大的目标究竟有没有如期实现的可能呢？从盗窃到原创，可以华丽转身吗？
此前，胡锦涛高调宣扬中国要建设成一个文化大国、提升“软实力”，却始终“雷声大，雨点小”——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关押在监狱中，这样的国家哪会有文化的繁荣？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胡锦涛转而号召建设“科技创新型大国”。他心想，科技没有多少意识形态色彩，专制政治与科技发展大约可以兼容。
有人列举神九升天为例，说明中国离“创新型大国”只有一步之遥.其实，神九的关键技术，美苏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掌握了，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若要上马类似项目，亦在弹指之间，只是因为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故而放弃。神九升天，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科技在整体上缺乏创新能力的事实，正如海外舆论所论：“这些技术属於保密的，开发是不计成本的，没有市场和知识产权约束与检验，因此也难以在中国整体的科技创新上複制.”
中国新科技都是拷贝、盗窃而来
中国的新科技很多都是拷贝甚至盗窃欧美各国而来的。二○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高级官员撰写的文章，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有一项在网络空间从事经济间谍行为的国策”。这篇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最积极和最执着的网络间谍行为的践行者。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对美国公司进行有经济破坏力的专利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盗窃.”
作者指出，创新和知识产权是发达经济体的“源代码”，中国却另走捷径：“对中国人来讲，窃取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比投入成本和时间来自我创新的效率要高得多。中国人把偷来的点子直接投入生产，用比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更廉价的产品。”在保护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和国际法准则的今天，这种不劳而获的做法，不仅害人，而且害己——它使得自主研发不受重视，贪婪之心盛行，并极大地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此背景下，胡锦涛转而倡导自我的科技创新。那么，胡锦涛为甚么非要设定二○二○这个时间节点呢？这一时间限制本身就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胡锦涛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科技大跃进”的计划，是以政治任务凌驾於科技发展之上。当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给中国带来恆古未有之“人祸”，饿死三千多万无辜百姓；今天，胡锦涛闭门造车之狂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来说亦是祸非福。难道在未来短短八年时间里，中国的科技水平就能发生一日千里、翻天覆地之改变吗？胡锦涛本人也意识到，“不到十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但是，他真敢於“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吗？他难道不知道，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才是国民创新的最大桎梏和障碍吗？
中国教育的功利主义和官僚化
一个创新型的大国，首先要有创新型的教育。然而，胡锦涛当政十年，中国教育表面上看大兴土木、红红火火，实际上却千疮百孔、日渐沉沦.
这个帖子引发北大学生和广大网友的热议.很多人表示“原来北大人也压力山大啊！”其实，这不仅是北大的问题，也不仅是教育界的问题，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功利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信仰，只看权势、有权通吃，不问是非、不顾善恶，是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潜规则”。昔日，西南联大在抗战硝烟中弦歌不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学术水准已经趋於世界一流；今日，虽然政府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大学中大楼林立，就连边陲地区的三流大学中都有钱修建五星级豪华酒店，却不见一个大师诞生。难怪钱学森去世前不久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提出疑问：“为甚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傑出人才？”
温家宝对钱学森提出的问题哑口无言。中科院院士朱清时的回答是：“甚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甚么，追求甚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现在中国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甚么东西都有了。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这种状况还谈甚么诺贝尔奖呢？”朱清时企图打破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的现状，从头创建一所“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却举步维艰.因为，在整个政治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想在某一领域“单兵突破”难於上青天。
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一流人才，更不可能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以科技创新带来一个产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革的创新型人物。对此，《世界日报》在社论中指出，在西方国家，批判性思维的开发和培养，不单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更被上升到公民的基本素质范畴，而众所周知，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关系密不可分。但在中国，最流行的思维方式就是“揣摩领导意图”，从众心理普遍，国家和体制都不鼓励批判性思维.在一个高度奉行“一言堂”的地方，要出创新思维谈何容易？就拿胡锦涛来说，从小就是严重匮乏创新型思维的“听党的话的乖孩子”，身边的智囊也全是除了溜鬚拍马之外一无所长的奴才。
钱多就能消除大学严重的腐败吗？
在胡锦涛充斥着空话和套话的讲话中，有一句倒是吸引了不少“身在庐山中人”的眼球。胡锦涛说，要发挥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实现二○二○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二点五以上的目标。二○二○年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姑且不论，那时倒是有可能实现胡锦涛锁定的科技方面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百分之二点五的数字。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在科教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所以出现了“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之类的顺口溜，反映知识分子清贫生活的小说和电影《人到中年》也感动了无数人。知识分子待遇恶劣，是八九民运发生的诱因之一。九十年代以后，当局加大了教科领域的投入，特别是以重金收买名牌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吸纳部分知识精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知识界接受招安，此策略奏效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
胡锦涛这次开出的价码，也是此种思路的延续.这确实是一笔庞大的经费，单单在现有数字基础上增加的部分就十分惊人。在欠账颇多的“教科文卫”领域，这笔投入若在此后八年内实现，堪称“黄河之水天上来”。但是，有钱就能堆砌出“创新型大国”的名头来吗？
钱多了，反倒成为各大利益集团“虎视眈眈”的肥肉，加速本来已经极度腐败的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腐败程度。近年来，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腐败变本加厉，使得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块净土。汉芯项目公然造假，陈进骗取高达十一亿元的科研基金，这是上海交大的殊荣；院长带头嫖妓，百般抵赖、拒不认错，这是复旦大学的傑作；挑选十名校花，陪伴来视察的教育部长周济跳舞，这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妙计。同济大学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一百六十多万、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应声落马、陕西近三年查处八十多宗大学腐败案……大学腐烂，表明这个社会彻底烂透了。
很多大学甚至发生“集体腐败案”。比如，武汉大学的腐败案震撼教育界：二○○九年九月，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有当地网民称陈昭方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陈昭方和龙小乐是武大的第三号、第四号人物，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主要案情不仅包括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案涉多名商人，亦可能还牵涉更高层人士。
再比如，深圳大学的腐败案牵涉人员更广：二○○九年三月，深圳大学被揭出五宗工程腐败案，至少六人因涉案被捕，包括多名主管处长、学院院长等人。“深大出大事了！”《南方都市报》引述深圳司法系统的消息报道，个别学院连续两周都不见主要负责人，导致学院工作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以目前中国科教部门的现状来看，必然是政府拨款越多，腐败就越严重，科技创新成果则如同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般华而不实。在专制体制下，所有掌握实权的官员都在疯狂敛财、家属移民，教育科研部门又岂能出淤泥而不染？所以，治标不如治本，中国要成为可以同美国竞争的创新型大国，首要的工作不是增加政府拨款，而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造一个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否则，胡锦涛的豪言壮语，永远只是海市蜃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