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序言
他们是疯子吗？不是。我们应不应该去理解他们呢，还是仅仅去谴责他们？当然要谴责，但同时进一步也要去理解他们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你不理解这样的决定，就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电影《朗读者》导演史蒂芬•戴德利
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总会有“过去的教训”能让我们借鉴，只要记住过去就不会重蹈覆辙（这种看法低估了思考的重要性，关键不在于记住过去，而在于思考过去，揭示它的意义，从而避免陷入重走老路的冲动，而那些只有记忆却不思考的人很容易陷入这种冲动）。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谁杀死他的？
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谁杀死了你的丈夫？
不知道。
是蓝军，还是白军？
是一颗子弹。
——维克多•雨果《九三年》一个共和国士兵与死难者妻子的对话
李鹏的狡诈
1989年4月15日，被中共“老人帮”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逼下台的中共“异类”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了“八九学潮”。
李鹏在4月18日日记中写道：“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
19日又写道：“新华门前聚集有两、三万人。北京市李锡铭来电话，希望中央有一个明确态度，对闹事分子态度应硬起来。”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则是这样讲的：“4月18日、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出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车，送回学校去了。”
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一书中记载：从昨晚（18日）11时左右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围观群众约2千人聚集到新华门前静坐，不断呼喊“李鹏出来对话”，但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
晨4时半，北京市政府在现场广播“通告”，指出：“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漫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4月18日晚，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提出种种与悼念活动无关的无理要求。”随后，公安干警和武警分中、西、东三路来到新华门前，并调四辆大轿车将静坐的学生送回校，同时驱散了人群。
晚11时许，有两、三千名学生和六、七千围观群众聚集中南海新华门前，几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公安局公告车开来，不停地广播市政府公告。到凌晨1时许，武警和公安人员将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学生仅剩200多名，最后被强行送上车返校。
对昨晚到今晨，部分学生和围观群众在新华门前要求李鹏出来对话一事，治丧办新闻组说是“冲击中南海”，要新华社做公开报道。可是我们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说：“确有几次是围观的群众从后边朝前拥挤，把静坐学生推到新华门前被警卫战士挡住，并非有意冲击中南海。这样违背事实的稿子不能写。新华社更不能发。如果发了会闹出大事。”
根据赵紫阳和张万舒的叙述，所谓“冲击新华门”，其实是学生要求与李鹏对话，并非“闹事”。
但李鹏让中央电台、电视台于4月20日播发了《有些人在新华门前闹事》的新闻，激怒了学生。
4月21日，为了抗议新闻的歪曲报道和军警殴打学生（中国政法大学王志勇），北大、法大学生开始罢课。
4月22日，李鹏在日记中记道：“追悼会约40分钟就结束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仍有几万名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一起，滞留不走，不知他们在等候什么。”
李鹏于次日上午就得知了他们在等候什么——李铁映告诉他，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李鹏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代表跪在大会堂东门台阶上求递请愿书长达三小时，李鹏始终不予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罢课以示抗议。
一位参加过“八六学潮”的大学生对新华社记者谈了他对“八九学潮”的看法：第一次学生到新华门递送要求时，应该有人及时出来接收或请学生代表进去谈一谈。这样做可能不会发生第二次冲新华门事件。第二次冲新华门时警察不应追打学生。
最大的不明智之举是22日中午，三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国徽下跪着求见李鹏总理而无人理睬，在场学生一片哭声。如果李鹏来接见不合适，总得有个人出来说几句，哪怕不涉及实质问题的话也好，总不能不理不睬呀。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使学生们非常伤心，对高层非常失望，也给极端激进分子以口实，这就有可能埋下再次发生大规模学潮的隐患。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回忆：“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 ‘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样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4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听了汇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
李鹏在日记中的说法则有些诡异：“李锡铭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禁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化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众的力量把领导人搞臭。”
将“八九学潮”视为“文化大革命”，是李鹏、李锡铭政治逻辑上的混乱，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就是在影射赵紫阳。
李鹏日记中也不打自招：“以后才知道，党内支持学潮的人也不甘寂寞，就在4月25日晚上，与传达邓小平讲话的同时，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根据赵紫阳临走时交待的意见，邀集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人开会。杜润生说，赵紫阳认为，应把这次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从学潮一开始，赵就把学生闹事当作他确保和巩固自认为岌岌可危的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
李鹏在日记中还撒了一个谎。4月24日晚的常委碰头会上，是由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做主体汇报，汇报夸大事态，对学潮无限上纲，称“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这次学潮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表面上对准李鹏总理，实质上针对邓小平同志。”李鹏最后总结道：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斗争，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而李鹏的日记居然未提陈希同，也未提他本人对学潮的政治定性——而邓小平正是听了这个歪曲事实恶意挑拨的“陈希同汇报”和“李鹏定性”，才认同了李鹏对学潮的定性，做了“4•25讲话”。这样一件“光辉的业迹”，李鹏为何不在日记中提及，全部“归功”于邓小平呢？
这正是“面带猪相，心里嘹亮”的李鹏的狡诈之处。他不是没有看到“苏东巨变”——早晚有一天，中国也会民主转型，也会像匈牙利一样对“六四血案”进行真相调查，所以李鹏在日记中巧妙地对自己进行了“漂白”——邓小平若在九泉下得知，不知做何感想？
可怕的“敌对思维”
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八九学潮”是一场无计划、无预谋、无组织的因胡耀邦病逝诱发的无序学生运动，中共高层当时只要稍稍向热血青年释放一点善意，给予些许回应，学潮就会烟消云散，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就要追溯到“敌对思维”这一落后观念上。（关于“敌对思维”，张博树先生有精彩剖析，详见香港晨钟书局《我与中国社科院》一书中“论敌对思维”一文）。
二战后，世界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因自身一党专制体制引发的民众抗议（“匈牙利事件”等）视为“敌特策划煽动”，把民众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敌对思维”的表现。
1989年的学潮被邓小平认为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主张采取坚决措施平息，甚至可以动用专政手段，也是典型的“敌对思维”。
邓小平的“敌对思维模式”可以追溯到1957年，邓是反右运动的主要执行者，文革后复出仍坚称当时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就不能前进。
“敌对思维”就是针锋相对，就是你死我活，就是绝不让步，就是武力镇压。
20世纪后期，“和解思维”逐渐开始取代“敌对思维”——相互理解，平等对话，理性沟通，寻求妥协，你活我活，争取双赢已成为全球时代潮流。
1980年8月，波兰工人罢工，抗议食品涨价。在温和派领袖瓦文萨领导下，工人未上街，没骚乱，建立了维持秩序的纠察队来防止发生挑衅事件，不给政府提供镇压借口。
波共强硬派称罢工者是反社会主义分子，罢工领袖是恐怖分子，波共温和派则批评强硬派已丧失同工人的血肉联系。
8月31日，波兰政府同瓦文萨签署了协议。瓦文萨说：我们没有获得我们希望获得的一切，但是我们得到了目前形势下所能得到的一切。政府代表说：我们像自己人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
9月5日，波共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解除了第一书记盖莱克的职务，新当选的第一书记卡尼亚在会上讲：这次罢工浪潮，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它反对的是党的政策上的错误。
1981年，团结工会中持“敌对思维”者欲借“比德歌熙事件”发起全国总罢工，波共中的“敌对思维”分子则攻击那些主张与罢工者对话的“和解思维”领导背叛社会主义，要求镇压团结工会，双方的“敌对思维”相互强化对方的敌对，一场危机一触即发，波共不得不实施“军管”。
但“军管”化解不了危机——1989年元旦，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发表新年贺辞：我们认识到革新、改革和谅解的路线是波兰的唯一选择。
2月6日，波兰政府同团结工会首次正式对话。
4月17日，华沙省法院为团结工会登记注册。
雅鲁泽尔斯基用“和解”替代了“敌对”，使波兰不流血地转型为宪政国家，邓小平固执其“敌对思维”己见，听信了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谗言，将学潮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导致了“六四血案”。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马少方在《纪念：历史在鞭打现实》一文中写道：“当花圈终于被送进新华门，我准备演讲，学生静坐队伍也终于有了一刻宁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高音，高呼一声‘打倒共产党’。只这一声，没有任何人回应，反而立即是大家愤怒的追问：是谁？是谁？但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一声究竟是谁喊的，她为什么要喊？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几百名静坐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支持这样的口号。但是，为什么就有了四月二十日凌晨的血案呢？血案的真相又是什么呢？民间有没有夸大血案的言辞，还是当局保守派一方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清场行为，从而达到激化矛盾，把运动引向另一方向，从而刺激思维僵化、耳聋眼花的老人政治集团呢？”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诬称“4•19座谈会”要为胡耀邦“平反”，为自由化“翻案”，支持学生示威，而事情的真相却不是这样。
在《红旗》杂志社老礼堂二楼召开的“4•19座谈会”有不少中共著名党员出席，李昌、吴江、李锐、胡绩伟、于光远、于浩成等人很客气地缅怀了胡耀邦，苏绍智盛赞耀邦同志被撤去职务后坦然处之，还引来戴晴的愤然反驳。
被陈希同打成“六四黑手”的陈子明在会上讲：“我与从学生游行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的朋友看法不同，作为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过来人，在十三年后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们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情感和要求，使我深感悲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在是过于缓慢了，政府至今没有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供比这更畅通的政治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没有表现出在政治上比当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风度。”
这是这样一个温和的缅怀耀邦座谈会，被陈希同们诬为密谋策划“打邓保赵”——其别有的用心，就是离间邓赵，激怒邓小平支持他们蓄谋已久的倒赵行动。
李鹏在日记中也提到：“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谈到：“1989年元月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赵在书中还提到：“1989年春节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
李鹏日记和紫阳回忆都告诉我们，“八九学潮”前确有“倒赵阴谋”——策划者就是反对搞市场经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共元老及其马前卒们。
“八九学潮”的突然降临成为他们的天赐良机——李锡铭、陈希同专门搜集学潮中的过激议论，特别是针对邓的过激议论，误导邓小平做了“4•25讲话”，否定了赵赴朝前提出、邓当时也支持的处理学潮的三条意见。
李鹏激邓上钩后，当晚即向中央、国务院、北京市三大系统传达“4•25讲话”，播发“4•26社论”。
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倒赵政治斗争”开始了。
4月26日上午，南开大学一位大学生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次学潮是一次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在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官员普遍腐败和一连串决策失误导致群众的信任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学生们是带着历史的使命感自觉参与这场运动的，并无人在背后操纵，根本不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一场动乱。社论使用了多年没有使用过的‘政治斗争’一词，把学生推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上，这才是‘别有用心’，想搞一次阶级斗争的‘乱动’。”
让李鹏、陈希同们始料未及的是，“4•26社论”居然如此不得人心，遭到普遍批评，并激发出一场规模空前的“4•27大游行”。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谈到，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
赵在书中还披露，李鹏曾向阎明复说过，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
赵访朝归来后，李鹏在5月2日的日记中流露出拒绝对话的态度：“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5月4日，赵紫阳在“亚行年会”发表讲话，指出学生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制度，而是要求纠正失误，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写道：“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据赵紫阳回忆，许家屯告诉他，5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讲话极为赞同，李鹏4日晚来赵家，也不得不说讲话很好，他也要呼应一下。
李鹏5月4日的日记却写道：“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
李鹏未在日记中提到去赵家谈话一事。
赵在《改革历程》谈到：“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吗？
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祸心。”
李鹏5月12日日记提到，赵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谈话，他反驳道：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
“敌对思维”与倒赵祸心，共同驱使李鹏们拒绝与学潮产生的学生组织对话，逼迫学生于5月13日走上绝食抗议之路。
赵紫阳的壮举
赵在《改革历程》中说：“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
5月17日下午，五个常委和杨尚昆到邓家开会。
李鹏日记记载：“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办法是否定4•26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4•26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4•26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得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篇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的人向学生靠拢。因此，问题出在党内，解决的办法，党内要一致，首先中央要一致，错了大家负责。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足，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就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的说法与李不同：“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
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会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
赵紫阳在这一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悲壮选择——宁可身败名裂，也不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谓“中央”保持一致，李鹏们的“倒赵”阴谋终于得逞了。
戒严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抵制，戒严部队陷入北京市民的汪洋大海，被阻城外，上百万市民上街声援学生，首都濒临瘫痪。
5月21日，乔石找赵紫阳交谈，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
尽管赵紫阳还幻想通过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来扭转局面，但老邓“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意孤行，最终酿成“六四血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