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少观看“中港合作”的大片。禁不住《无间道》金牌导演兼编剧麦兆辉和庄文强的吸引力，还是去看了《关云长》。果然大失所望，正如“一国两制”逐渐变成“一国一制”，此类合拍大片，总是港味消沉，扑面而来一股《建国大业》的酸腐气味。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换言之，一切历史皆是意识形态。文圣人孔夫子和武圣人关云长，是中国历代掌权者时常拿来证明其统治合法性的两块金字招牌。众叛亲离的亡国之君，最憧憬的便是关二爷显灵救驾。隋炀帝时，关羽被敕封为“伽蓝菩萨”。清光绪皇帝对关羽的敕封加到了二十六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可是，隋朝和清朝依然覆亡了。
“文圣人”孔子号称万世师表，其等级不过是“公”；“武圣人”关羽却是“大帝”，俨然与皇帝平起平坐了。周润发扮演的孔子，更像是忍辱负重的周恩来。在共产主义的牌坊已被雨打风吹去之际，孔子学院偏偏全球开花。或许，肉食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值得输的“中国价值”。而甄子丹演的以杀伐见长的关云长，在这个“和平崛起”的年代里，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关羽作传，刚刚一千字出头。可见，在那个时代，关羽算不上是一个多么显赫的人物。而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对关羽的那些吉光片羽的故事大加渲染，使之成为一个高大全的文学典型。此后，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官府与民间共同认可的、逐渐成为“次信仰”的关公。关公崇拜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就连岳飞、戚继光、文天祥等，或论战功或论忠义都比之伟大得多的人物，均不能望其项背。
在此种历史与现实语境下，电影《关云长》既不敢像周星驰那样用戏说的方式全盘颠覆“政治正确”，也无法像吴宇森拍《赤壁》那样用烧钱的方式拍成场面宏大的“正剧”。由此，这部电影成了“四不像”：关云长一会儿像骑士一样对皇帝忠心耿耿，一会儿又像谭嗣同那样谴责君王是罪魁祸首；一会儿与曹操“惺惺惜惺惺，好汉敬好汉”，一会儿又念叨还是大哥那里“有情”；一会儿像一匹狼那样嗜血，一会儿又像一头羊般温顺。
本来是拍《关云长》，一不小心却拍成了古装版的《无间道》。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在正史与传奇的缝隙里，关二哥像《无间道》中的那两个身份错位的主人公那样，彷徨于无地，活了一辈子，始终闹不清不知何为忠、何为义、何为爱。《关云长》的“失精神”，正是今天中国缺乏基本价值的表征。即便当政者要把“文圣人”孔夫子和“武圣人”关云长搬出来为今天所用，却也不知如何用。
其实，关二爷早已偷渡去了香港。警察和匪徒在哪里都是针尖对麦芒，但在香港他们却拜同一个关二爷。在香港经典警匪片《机动部队》中，保安处长不让警队拜关公，警察们遂士气低落、伤亡不断；而在关二爷面前结义金兰的匪徒们，顿时凶悍无比、旗开得胜。由此可见，关二爷在旺角活得比在麦城更加滋润。
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修得比香港还要高、还要密了。但为什么香港导演一到内地就水土不服呢？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追问说：“一个人假如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沿用这句话，我也可以如此追问麦、庄诸君：内地虽然“钱多”、“人傻”，但没有创作自由，你们能拍出好电影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