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本是资质平庸的激进小党

九十年前,一个只有五十六名党员、十三名代表、三名中央委员的激进小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参与“建党伟业”的那些创党成员百分之百不属於“无产阶级”,而以收入水平不高的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青年教师、报刊编辑──为主。他们大都涉世未深、资历平庸且见识浅薄(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轻者仅十九岁),对於中国国情、世界大势和马列主义,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亲口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一九二○年在北京滞留期间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着《阶级斗争》、柯卡普着《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专着让他入了道、开了窍,从此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话时间地点俱在,似乎可信。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家们发现,毛泽东於不经意间又撒了一个小谎──正如他一向驾轻就熟伪造自己并未说过的正确意见和他人并未说过的错误意见那样。其实,那三本书当时尚未出版。建党之际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了解渠道大约限於通俗报刊,完全没有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其认知程度充其量超不过李大钊那几篇三流政论的水准。)除了党魁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流兼“绯闻名人”之外,中共创党成员均为默默无闻之辈,缺乏全国性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对产业工人与“劳苦大众”也谈不上有任何吸引力或号召力。

就是这样的一群平庸之辈──既没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那样独树一帜的思想巨子,也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那样名重一时的革命元勳──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按常理推断,若不出意外,这个素质不高的冒牌“先锋队”将会是一个短命的组织。在那个既有结社自由、又有军阀混战的年代,短命政党多如牛毛,长寿组织比较罕见。与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时成立、而且名称也叫“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至少就有七个,比如:一九二○年三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五四运动期间担任过全国学联负责人的姚作宾於一九二一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黄凌霜、陈德荣等人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共产党”;吴玉章等人一九二二年在四川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旅俄华人在俄国成立的“中华共产党”;……这些个“共产党”可不是李鬼,其意识形态大同小异,都是捎带民粹无政府色彩的马列主义,其命运也大同小异,要么另寻山头另攀高枝,要么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而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建党之后不久,中共十三名正宗元老便开始纷纷“变质”,多数人陆续脱离了共产党,有的当了“托派”、“叛徒”,有的做了“汉奸”、“卖国贼”,一言以蔽之,“都没有好下场”──除了如今仍然安卧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伟大领袖”之外,得以寿终正寝的创党元老仅有董必武一人。

然而,不管怎么说,正是这个创建於一九二一年,原本无足轻重、朝不保夕的激进小党,却在複杂多变的国内国际情势中顽强存活了下来,且屡屡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最后终於“发迹变泰”、登峰造极.在建党二十八年后的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了内战战场上压倒性的军事胜利,彻底颠覆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名义上的宪政共和国──中华民国。从那时起,共产党一统大陆,一党专制,大权独揽,迄至今日。为什么推翻政府、终结民国的是原本势力并不佔优、人才并不出众的中国共产党,而其他的军阀、政党全都垮台了?

缔造者苏共,再造者日本皇军

值此“九旬万寿”之际,中共宣传部门发起了最新一轮美化党、神化毛泽东的舆论运动,什么“红歌”、“红剧”、“红色旅游”、“红色文化”之类,也趁此祝寿之机,渐呈泛滥之势。中共的政治神学和历史宿命论告诉人们,之所以“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是因为中共比古往今来一切中国人更“先进”、更“正确”: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足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普遍真理,中共领袖毛泽东神乎其神地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战无不胜的革命道路(即所谓“枪桿子里面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中共想不成功都难!

将中共在内战中的最后胜利归结为某种“历史必然性”,或归功於马列主义的普遍性、共产党的先进性、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这套陈词滥调即使不是一派胡言,至少也是言过其实。其实,中共从诞生,到成长壮大,到问鼎中原,有两个“外因”、两大“凶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苏联的干涉,二是日本的侵略。

中共本是苏俄推行“世界革命”、“输出革命”的产物,从“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无一不是在俄共(布)、共产国际的幕后操纵乃至直接参与之下进行。对於中共的诞生与早期成长来说,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庭等人的重要性,实在要远远大於陈独秀、李大钊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没有陈独秀、李大钊未必不能创建同样的中共,而若没有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庭,则必然没有今日的中共。即便以经费而言,从办刊、办校到办党,如无俄国人掏腰包,没有一文钱自有收入来源的早期中共是一天也撑不下去的。当年的毛泽东曾公开主张“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中共最有独立精神的陈独秀也认定“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这正是陈独秀、毛泽东的共产党得以存活,而其他那些也叫“共产党”的政党即生即灭的唯一原因。

此外,若无苏俄包藏祸心的拉拢利诱,心雄气壮的孙中山不可能接纳一个只有四百来人且无一枪一炮的“异党”,“容共”的背后无非是为了“联俄”,而正是借助於国民党所提供的资源和空间,中共从一个一年只能发展党员一百来人的蜗牛党变成了一个拥有党员近六万人的猛虎党.苏联人帮助国民党建立了一支武器精良、纪律严明的党军,让国民党可以不再依靠军阀而发动北伐。同时,苏联人也帮助共产党一步步渗透、改造、蚕食国民党,结果,此举既导致了国共两党的迅速发展壮大,也导致了此后连绵数十年的两党内战。

至於日本对中共成长的意义,可以说,俄国人缔造了中共,日本人则再造了中共,只不过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

日本的大举侵略强行中止了即将谢幕的国共内战,使得在国军追击下狼奔豕突疲於奔命的残存共军绝处逢生。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改变了政治生态、重建了游戏规则.作为当权者,原本向共军步步进逼的国军此时被日军步步进逼、丧师失地;而作为敌对者,原本被国军步步进逼、丧师失地几至走投无路的共军则避开了日军锋芒,绕到了日军背后,从日军手中瓜分被国军丧失掉的地盘.这场奇怪的“三国演义”的受益者是中共。抗日战争使中共军队从缺食少穿的三四万人扩张到拥有百万大军,到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宣佈国共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改变,“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一切都是日本侵略者介入中国事务的偶然结果。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向日本政要声称“感谢日本皇军”,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毛泽东是真情实感,所言非虚。

或像苏共灭亡,或像国民党新生

九十岁,对西方宪政型政党不算高龄,平常之事,并无纪念的价值。但对於专制政党,活到九十实属不易,已经到了“老而不死”的地步,是必须以盛典相庆的盛事了。九十岁之后往哪走?怎么走?判断中共的前途,有两个比照对象,一是中国国民党,二是苏共。

与中国国民党相比。国民党源於同盟会,一九一二年民国创立,同盟会民主转型,携五党合为国民党,“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取缔。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将其在日本重建的中华革命党递嬗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区别於民国元年老国民党,名称上多了“中国”二字)。此后国共合作、内战、抗日、再内战,到败退台湾,直到一九八六年蒋经国“解严”,实施多党制改革,国民党终於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重又成为宪政民主政党.如此说来,那个以党国为己任的专制国民党的寿命生於一九一九,死於一九八七,其实只有六十八岁.

与苏联共产党相比。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产生布尔什维克派系,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遂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此即后来的俄共(布),一九二五年成为联共(布),一九五二年改称苏共。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变流产,导致苏共中央解散,苏共消亡。由此算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寿命应为七十九岁.即使从一九○三年算起,也只有八十八岁.

如今,中共已经在年龄上超过了苏共和国民党,不出意外的话,它来日无多,应该是活一年少一年的了。苏共是中共的缔造者,可谓中共之父,中国国民党则可谓中共之兄。以父兄为鉴,中共的前景也不外有二:一是像苏共那样消亡,二是像国民党那样新生,二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