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印度的宪政值得中国借鉴

RFI: 您在《印度：落后国家走向宪政的表率》一文中提到有关国际上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在接纳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北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时常需要应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而新德里无需应对类似的论调，国际上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印度威胁论”的提法，请问，您觉得国际上为何对印度的发展，没有顾虑，但面对中国的崛起，却满怀猜忌呢？

曹思源教授：“这个情况，我有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它内政的延续。国际上对一个国家的判断，既要看外交，也要看内政。那么中国和印度在内政方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宪政’这两个字。宪是宪法，政是政治。印度是最大的宪政民主国家，而中国在宪政建设方面是比较落后的。宪政道路在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换句话说，宪政跟一个国家的决策体系关系甚大。对于宪政国家来说，它的决策是一定需要经过议会讨论才能做出决定的。而非宪政国家则主要由领导人个人，或者是几个人来决定的。国际上怕不民主决策导致的政策对周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国际上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有不同看法。根本问题就在于，是否实行了宪政。”

RFI: 哪您就是认为，国际上对中国和印度认识的差异是因为两国内政上差异所造成的。但中国和印度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哪这个差异就影响了对这两个国家的整体认识了？

曹思源教授：“对呀！我所说的内政实际上是国家根本的决策制度。这个根本的决策制度即影响内也影响外。外面看的就是决策是民主的还是个人的。这样的话态度就有天壤之别。根本的问题，对于宪政民主国家来说，这个决策的体制是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经过议会讨论、表决才能成立的。而非宪政国家的议会或者说人大往往被称为‘橡皮图章’。这是在别人决策后，再由‘橡皮图章’盖章。别人是谁，这就不是议会了。不是议会的、少数人的决策当然谈不上是宪政民主，这就是问题所在。议会民主就是宪政制度一个重要的程序。”

RFI: 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角度，您觉得印度这样的发展模式以后就不会有变化吗？

曹思源教授：“改变是会有的。但是从宪政体制来看，它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议会，包括竞选。由国大党执政还是人民党执政，谁说的都不算，要选民投票，要经过大选决定。重大决策少数人说的不算，这样一个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体制。我认为，印度在可以想象的未来，这个制度是不会倒退的。”

RFI: 您知道，民主政治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请问您觉得在现阶段，具体地说，印度的模式中是不是有中国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曹思源教授：“对，是的！过去有人说，国家大、人口多、基础落后等等。。。不能搞宪政民主。而印度恰恰是历史悠久、国土比较大、人口世界第二。过去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因此，它的变化应该和中国有共同规律。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实行什么制度。印度的民族比中国还更加复杂。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汉族占人口的90%。可是印度，它的民族就更多了，有三百多个。而且人口比较分散。人数最多的是印度斯坦族，占全国人口的46，3%。其他民族分别占8，6%至2，3%，还有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比中国的民族更多更分散，但它基本上处理的很好。”

RFI: 哪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曹思源教授：“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是联邦制。这个邦的划分即考虑民族，也考虑种族，还考虑语言等等。。。基本上同一民族就在一个邦里。这个邦是一个民族，或以一个民族为主，这比较容易处理矛盾。邦内事务完全由邦决定；只是国防、外交和一些涉及全国的共同事务由中央政府，也就是由联邦政府决定。这样的一种联邦制弹性比较大。容易兼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RFI: 哪这不会导致在未来形成分裂的温床吗？

曹思源教授：“过去有人这样担心，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这恰恰有利于印度的统一，没有导致分裂。现在，实践证明联邦制是一个兼顾统一和地方特点的一种制度。我想要进一步说明这个决策体系的影响力。在印度，他们施行宪政民主。虽然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重大决策政府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印度就没有出现过针对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打了’几百万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在宪政条件下，议会不可能通过一个决定-跑步进共产主义。结果饿死几千万人。这是一组解密了的数字。而且，在印度这种民主决策、宪政制衡的条件下，从来没有一个领袖能够亲自发动和领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停摆十年。这样的重大决策错误，不是一个偶然性错误，而是和体制有关。因此，印度的宪政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