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重新看待无政府主义

在中国古典(儒家)政治传统和二十世纪中后期确立的苏联式(新黑格尔主义的极端)统治当中,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均被污名化。经过邓氏改革开放之政治微调以及中西交流的渐变影响,特别是一九八九年民间与政权的惨烈冲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见解成为“基本存在”的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作为广义意识形态元素,尽管它不被传统与统治所认可,但是,它一方面实质性地渗入官方话语系统,如出版业对它的学术性评介[1];另一方面,统治内部的“新右派”被指为“新自由主义”之现象,也说明自由主义已经从毛主义的批判对象[2]转化为一种公共话语体。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既未曾被统治体系批判,亦未被新自由主义政治力量所关注,甚至后者也会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解构或突然崩溃的负面因素。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国家公民社会兴起到时下全球公民社会的初见端倪,都说明无政府主义将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从其基本含义出发,无政府主义至少是降低全球性政府成本过高并实质上抵御长期经济危机[3]的有效办法或曰治理基础。

一、维基:另一个全球化信号

无政府主义的标准概念是“没有统治”,源于希腊语anarkhia(英语,Anachism),“概括了那些明确排斥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强制形式的权威,并向往完全基于个人和集团自愿合作的社会秩序的政治见解”[4]。现实世界中,最经典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是维基揭秘,一如有在阿桑奇的传记所言:门达科斯(阿桑奇网名)觉得黑客应该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政府的)走狗[5]。维基揭秘在最大程度上、以成本最小的方式冲击了政府政治体制,也给许多分析家留下了巨大的疑问:为什么它涉及到了美国大量的国家秘密而未受到美国方面指控?这要放在政府政治体制强大(但未必有效率)的国家里,将会遭遇何种境况?

在美国没有对维基做出法律方面反应的情况下,后者在九月初再度升级——公开了大量未经编辑的美国外交电文,其中“34687份与伊拉克有关,29431份来自中国,19174份来自阿富汗,13209份来自巴基斯坦,6732份来自古巴”[6]。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公布未经编辑的外交电文,可能会使情报提供者面临危险[7]。这种看法是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积极意义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学伦理内含表明: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组织是一小撮人(统治阶级)对社会成员进行剥削与强制的工具,它是社会的累赘。这种累赘性组织一方面表现国内的政府成本偏高,此问题也已经是另类全球化的景观;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产生了严重的秩序冲突,从而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福利。

关于后一项需要类于世界政府或(及)霸权的东西来进行抵销,联合国或(及)美国国家就是如此之类的工具。简单地说,在联合国的实际效用日渐低下的趋势下,在美国用霸权为全球提供正外部性而日渐力不从心的趋势下,全球无政府主义是降低全球治理成本的最有效办法。也因于此点,“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8]成为美国在苏联解体前的一种预判性政治理论。也即在这种理论尚未形成重要理论之前,就预言了苏联的解体。

二、成本:霸权主义不堪重负

无政府主义追求近乎零成本的治理,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秩序,基于个人自愿、集团自愿进行社会性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治理。因此,近期以来,美国作为“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最大受益者,在预期全球治理成本巨幅下降的时候,它不但不反对维基,而且还努力推动全球性公民权力的实现。

一项较为切实的行动是:美国在人权外交的基础上,大力推动集会与结社方面的自由,以此扩充已转型为民主的前苏东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深度认识[9]。这是一个“逆加强”过程,因为二十世纪公民社会观念的兴起首先起自苏东国家,而后才向欧美传播以至于形成新的理论资源。关于这一点,稍后将有所论述。

通过专项的活动,美国向全世界表达了建立全球公民社会的愿望。在这个愿望的表达中,它也愿意通过主动“泄密”的方式,与全球各地的民间知识精英沟通。比方说,在波兰文化名城克拉克夫(Krakow)召开的有关全球公民社会建设暨“生命线基金会”运行的消息[10],则由美国驻各国大使馆以《华盛顿参考》赠阅方式来传递。当然,所传递者也非仅限此消息,而是一个主动供给的信息链条[见图1,本文作者摄于2010年11月初,本人书房]。此种供给的重大意义在于对那些“拣选”新闻的国家,其被屏蔽所产生的“自发秘密性质”得以破解,而被民间知识精英所了解。这种情况在官本位制的政治体系中尤其有作用,它相当于一个很高级别的“内参”供给[11]。

 

三、中美:全球危机关系缩影

既然全球公民社会初兴,特别是存在以无政府主义复兴为必要条件的兴起之可能,那么,“霸权”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现象是否会消失呢?也即,新的崛起是否将泡沫化?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无伦何种形式的霸权兴起均未能摆脱高成本全球治理习性,而中国与美国之间替代或互补也不可能是五十年全球危机的过程标志或制度安排结果。这已在本系列研究的第五部分关于“欧洲重返世界中心”的论述中有过交待。不管中美关系在本世纪里形成何种固定模式,均无法改变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之势。所有的模式均不再是模式,所有的共识均不再是共识!

为了一种过渡措施的出现,美国与美元均不能倒下[12];为了这种过渡达成全球均摊成本的程式,美国夹在了孤立主义与新干涉主义中间[13];为借助混乱秩序而又不必负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在寻求崛起的可能,而无论是中国研究人员认可的“吉尔之论”[14]还是拜登最新的外交政策解释[15],均不可能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勾勒出基本理论线条。

在全球公民社会趋势之下,全球治理畸高成本无法分摊是对照也是促动。中美之间可能以一场双方均认可的常规战争来解决“关系”问题,有论者大胆预测“中美之间打一场常规战争是互惠的政治游戏,人类战争理论也由此而改写,这场战争也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推动力”[16]。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互惠战争的可能,而其现行的人员、商品、信息诸方面交流(换)仍然是全球公民社会构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体现在美中文化(含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对称交流,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受影响的诸细节方面见[图2,本文作者摄于2011年8月中旬,北京798艺术区]。当然,之于这种影响力,中国国内也有强劲的批判力量存在,但后者终不能形成略萨式的影响力[17],这是因为无论传统还是统治均不可能为社会提供略萨产生的基础。这点足以解答“钱学森之问”。

 

小结:自愿行动与国家之外

在霸权主义结构渐失功效之际,欧洲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但它仍是人类社会规则(也含技术)的创立者。美国的历史就是欧洲社会最有效思想的具体实践。因着此种原因,在人类社会向全球公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不可替代。

虽然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马克•伦纳德,两人合写文章“中国缘何需要一个G3世界”确认欧洲之于中国的重要性[18],但是他们并未给出欧洲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关系。事实上,由于欧洲社会制度创置力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资源优势,公民社会作为政治概念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就是不足为怪,尽管其中来自美国宪法精神(如第十四修正案的案例故事抽象)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一位不算知名的研究人员亚当•赛里格曼所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公民社会是作为反抗专制国家的工具而兴起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欧和美国政治秩序的批评者也已接纳了公民社会概念并竭力使人们理解他们的主张。”[19]将之比较于中国社会现实,“未来希望在民间”与公民形成全新的同盟如此之类的主张也就有了成本低廉的政治资源并与中国真实的社会相符。换言之,“自愿行动”与“国家之外”是中国民间自由力量的本质特征,也是它作为全球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资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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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比如一本名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著作,它把新自由主义视为“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P149)并使“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P217)。著者:张才国;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参见《毛泽东选集》P330-332,“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版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改横排袖珍本。
[3]依我个人的研究结果而论,发生在本世纪头十年晚些时候的全球金融危机将持续五十年的时间。参见拙著《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P183-184;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4]参见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译本,邓正来主编)之〈无政府主义〉词条(P21);版本:中国正法大学出版社,2011。
[5]参见赛利特•德累福斯著《维基大战前传I——阿桑奇和他的黑客战友》(中译本,陈静、张晓健等译),P227;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6]&[7]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2011年9月4日,译介英国《独立报》网站(9月3日)等消息,改编题目:“维基揭秘公布25万份外交密电,(副题)电文未经编辑或危及情报提供者”。
[8]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形成一种重要理论的时机是世纪之交,其标志可见中国学者张胜军、刘小林译介的同名著作,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原著(主编):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o, 剑桥大学出版社。
[9]参见Washington File July 1,2011,“Initiative to Strengthen Civil Society and Provide Protection to NGOs Under Siege”。
[10]同[9],关于“生命线基金会”:Launch of the Lifeline Fund. Last year at Krakow, Secretary Clinton challenged  other democracies to Support civil  society worldwide.
[11]关于这一点的具体描述,可参见我的博文“级别,官本位,怀才不遇”(http://sihoen.blog.163.com)。
[12]此论见于西班牙学者曼努埃尔•弗雷塔斯,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8月9日,第八版〈参考论坛〉。
[13]此论见于美国学者马里昂•史密斯,转引同上,2011年7月28日。
[14]参见宫力主编《如何与美国相处——冷战后中国对美国方针与中美关系》,P230,原著转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贝茨•吉尔的论断,“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与一个不是盟友的国家拥有如此惊人与紧密的经济关系”。本文作者为了行文方便,将其简化为“吉尔之论”。宫著版本:九州出版社,2010。
[15]拜登在《纽约时报》网站(2011年9月7日)发表文章:“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的覆灭”,转引同[12],2011年9月9日,第16版〈中国大地〉。
[16]参见香港《动向》杂志2011年9月号,谢效茅文章:“二0二五:中美常规战争?”。
[17]略萨在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对美国文化持批判态度,如在“全球化与文化”一文中,他引述反全球化的文化论据:发展中国家无法抵御超级大国美国的文化产品,那种被发展中国家高傲人士称为“次文化”的美国文化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统一全世界文化也即消灭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在具体表述上,萨略说:“应该承认这一论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转引自《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李惠斌主编),P57-58(黄采珍编译萨略文章)。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8]康纳与伦德纳的文章说:“观察家们十分清楚,欧洲——而不是美国——才是中国在国家福利体制、社会民主、社会公平、基础设施和可持续性承诺方面的榜样。”转引自《参考消息》201年9月9日,第14版〈海外视角〉。
[19]同[17],P361(陈家刚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