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和埃及“茉莉花革命”，充分印证了公民抗争是借助于群体的、公开的、和平的方式完成的。他们凭群体显示力量；借公开发挥作用；假和平维系秩序，运用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等正义性表达，借助网路这个现代化的工具与平台，利用“推特”和“面书”等联络功效，在极短的时期里迅速聚集，同时爆发，致使独裁者在十几天内垮台。如此北非“茉莉花革命”，与曾发生在缅甸的”藏红色革命”一脉相承，当时缅甸民众抗争就采用了包括闪电式集结，互联网上博客，手机短信等组织了良好的、时散时聚的抗议等等行动，致使缅甸军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
此据《国际先驱导报》文章称，一只蝴蝶，抖动翅膀，在浩瀚的亚马逊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踪迹很容易被斑驳的阳光及细碎的水影所隐没。但是，由于某种人类五官难以感知的声波共振，这殊难察觉的蝶舞居然在几周后唤醒一股巨大的张力，推动洋流排山倒海直击数千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这就是气象学上著名的“蝴蝶效应”。如今，“茉莉花革命”已在多个国家不断蔓延，不仅导致了卡达非垮台，也在突尼斯、埃及和平改变了政权，而且波及了拥有王室的约旦、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也门、突尼西亚的近邻阿尔及利亚、一党独大的叙利亚、海湾的阿曼、及远在西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如此现实，又一次验证了社会运动的“蝴蝶效应”。
公民正当性抗争常态化
2010年1月12日下午，中国贵州省安顺市关岭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置民事纠纷时对一方当事人郭永华掏出手枪说，“跪倒，否则我毙了你！”。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于是张磊的枪机朝郭永华的头部抠响，因此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的“公权力”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法律与人道底线。如此公权力的暴戾与傲慢，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常态，于是就发生了轰动中外舆论、极具讽刺性的“民众集体下跪抗议事件”——湖北公安县数百名教师集体下跪县政府。今年来，一周内至少有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而两周内，至少有一起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8月17日，山东济南刚刚发生一起狱警因殴打两名修车老年夫妇而引发的群体激愤抗议事件。市民将肇事者从车中拖出，肇事女狱警被迫下跪道歉，相关照片、言论踢爆网络。这起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已经开始转向让象征着欺压民众的“大盖帽”下跪的新阶段。
近年来，从厦门海沧PX 项目聚集万人上街”散步，到上海民众为拒绝“磁悬浮”万人上街，以” 散步” 方式集体请愿，引发海内外网民的联合互动，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至少也聚焦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赢得了普遍的大众声援。如此公民“街头维权”的和平抗争，都具有法理与道德的双重正当性。
受厦门、上海“街头维权”垂范效应影响的又一个典例，是发生于去年7月的苏州群体事件。当地民众为通安片区的拆迁向政府要说法，“乘凉式散步”维权持续长达10余天。他们以群体动员的街头乘凉、留守、围观方式向政府展示力量，面对镇压，他们以人流循环“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软抗争方式应对，既降低了民众的维权成本，又最终迫使政府作出某些让步。
今年3月，南京当局因修地铁对市内有历史意义的法国梧桐树进行“大屠杀”，引起海峡两岸民间不满，南京市民为此发起“捍卫梧桐树”静坐示威集会，可谓一个更为经典的“街头维权”范例。尽管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去信向关注事件的国民党立委邱毅认错，表示不会再砍梧桐、逐个致电集会号召者发警告、禁止大学生集会、大肆封网删贴等等，但仍挡不住南京市民“街头维权”的静坐抗议行动。此次抗议以 80后大学生和网民为主的近千名年轻人，不惧当局恐吓打压，没有旗帜口号，而用和平与微笑，向当权者抗拒民意表达不满，最终获得成功，为中国“街头抗争”模式书写上新的一页。
今年8月14日，大连“拒绝PX”冲击波再次上演了民众上街”散步”的维权模式新版本。他们面对官方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层层包围，却毫不畏惧，拉起“PX不滚蛋，大连就完蛋”的横幅，有的戴上防毒面具或写有“拒绝PX”的口罩，连儿童都举起“PX OUT”的标语介入老人抗议之中，甚至狗也挂上“福佳PX滚出大连”的牌子。在大连市政府浩浩荡荡的抗议人群面前，政府当场妥协，领导人向民众保证一定搬走PX工厂，但民众仍要追问时间，当得不到答复后，齐声高喊“滚蛋”。有市民称：这是“六四”以来北方城市最大的一次示威集会活动，引发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聚焦起全体国民的互动声援热情。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权力腐败、官民对抗、两极分化，民众街头抗议事件无可置疑地已经常态化。
公民抗争系内生性的自主运动
当下，国内的公民正当性抗争，如同北非“茉莉花革命”群众街头抗议一样，都兼有政治参与和权利抵抗的双重特点，也都基本属于内生性自主运动——开始时均无明显宗教势力驱动，无统一的反对派组织领导，无明显外部敌人教唆，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他们都没有统一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性和草根气质。他们的共同性仅仅在于，在全球化普世价值的传播、启蒙、普及背景下，得到世界现代化网络思潮与技术的支撑。
在当今中国，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是实现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途径。尽管现行宪法，更多地体现着执政者的单方面意志，但在形式上所承诺公民权利的内容，足以成为现阶段中国公民“街头维权”的法理基础。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都有监督和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是在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多为公民大众基于联合行动机制而实施的公民集体行动，属于公民权的基本宪法权能。它在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的同时，为建构一种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和平沟通的政治生态提供了模式。对于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而言，学会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赢得最大效益的发展，是关乎自身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当今世界民主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的今天，中国网络时代“我的键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有效承接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民主墙 ”运动的接力棒，再次发起了对一切政治控制的冲击与解构。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眼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矛盾激化，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危机，即管治危机、 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
然而，当世界民主现代化进程整合浪潮濒临北京城下时，以永保绝对领导权威为“核心利益”的中共政府，却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而无暇承担民主现代化的使命，凭借手中把持的公权力，违背时代潮流与民意，继续强化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打压民间社会发展，致使政治系统过于膨胀，因而必然造成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性的冲突在中国爆发。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事件不断，民间维权运动越来越激烈的原因。中国政治发展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民主大潮盘整的受动性，但同时又是具有民众相当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内需冲动。因为，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动员，必然要找到社会运载主体，通过内在的变革诉求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必然因时代召唤，由内在需要勃发而走向前台。
中国当代公民抗争运动的启示与特点：1、在当代世界化民主浪潮的洗礼下，公民意识已在政治层面上全面觉醒，公民能力在质量上得到全面提高。公民集体街头抗争表现出相当的智慧、理性、节奏和技巧的灵活性。2、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秩序的、和平的，采用的方式主要是街头权利要求表达，一般是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利益的联合抗争。3、新型网络通信技术和草根媒体，孕育了一代“我的键盘我做主”的新型年轻人。他们有了独立于政府的价值观和红色意识形态的思维空间，成为摆脱传统政治理念羁绊的公民集体街头抗争的先锋。4、许多参与者与公共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官府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现在或潜在的被公权力欺凌与迫害者，于是便加入维权联合体，走向街头，借机表达。5、以微博、论坛、QQ群等为代表的崭新表达形式与信息传递，使得公众事件能够得以迅即传播、联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导致公众认同、公众集结、同时爆发。6、当代公民抗争运动不再需要暴力领导者或秘密组织的事先动员策划，而是自发性、随机性兴起。这类运动没有统一纲领、没有统一口号，更不需要外部势力推动，也没有“一小撮别有用心者”幕后黑手，和“不明真相者”的受骗上当，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自觉自愿的责任承受者。
当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官权阻隔而转型困难，正是当今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被迫走向前台的根本原因。在如此背景下，也只有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走向前台，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民族的根本出路。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公民正当性抗争遭到公权力的暴力压制而导致冲突升级，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暂时的秩序动荡、社会混乱等负面问题。但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责任不在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本身，而在“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当政者，抵制内生需要的现代化转型，继续坚持其垄断权力的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之误。从客观的意义上讲，官权违反宪法，拒绝公民和平抗争，才是社会动乱的真正罪魁祸首。利比亚的卡达菲，对此已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此据《国际先驱导报》文章称，一只蝴蝶，抖动翅膀，在浩瀚的亚马逊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踪迹很容易被斑驳的阳光及细碎的水影所隐没。但是，由于某种人类五官难以感知的声波共振，这殊难察觉的蝶舞居然在几周后唤醒一股巨大的张力，推动洋流排山倒海直击数千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这就是气象学上著名的“蝴蝶效应”。如今，“茉莉花革命”已在多个国家不断蔓延，不仅导致了卡达非垮台，也在突尼斯、埃及和平改变了政权，而且波及了拥有王室的约旦、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也门、突尼西亚的近邻阿尔及利亚、一党独大的叙利亚、海湾的阿曼、及远在西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如此现实，又一次验证了社会运动的“蝴蝶效应”。
公民正当性抗争常态化
2010年1月12日下午，中国贵州省安顺市关岭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置民事纠纷时对一方当事人郭永华掏出手枪说，“跪倒，否则我毙了你！”。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于是张磊的枪机朝郭永华的头部抠响，因此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的“公权力”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法律与人道底线。如此公权力的暴戾与傲慢，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常态，于是就发生了轰动中外舆论、极具讽刺性的“民众集体下跪抗议事件”——湖北公安县数百名教师集体下跪县政府。今年来，一周内至少有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而两周内，至少有一起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8月17日，山东济南刚刚发生一起狱警因殴打两名修车老年夫妇而引发的群体激愤抗议事件。市民将肇事者从车中拖出，肇事女狱警被迫下跪道歉，相关照片、言论踢爆网络。这起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已经开始转向让象征着欺压民众的“大盖帽”下跪的新阶段。
近年来，从厦门海沧PX 项目聚集万人上街”散步，到上海民众为拒绝“磁悬浮”万人上街，以” 散步” 方式集体请愿，引发海内外网民的联合互动，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至少也聚焦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赢得了普遍的大众声援。如此公民“街头维权”的和平抗争，都具有法理与道德的双重正当性。
受厦门、上海“街头维权”垂范效应影响的又一个典例，是发生于去年7月的苏州群体事件。当地民众为通安片区的拆迁向政府要说法，“乘凉式散步”维权持续长达10余天。他们以群体动员的街头乘凉、留守、围观方式向政府展示力量，面对镇压，他们以人流循环“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软抗争方式应对，既降低了民众的维权成本，又最终迫使政府作出某些让步。
今年3月，南京当局因修地铁对市内有历史意义的法国梧桐树进行“大屠杀”，引起海峡两岸民间不满，南京市民为此发起“捍卫梧桐树”静坐示威集会，可谓一个更为经典的“街头维权”范例。尽管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去信向关注事件的国民党立委邱毅认错，表示不会再砍梧桐、逐个致电集会号召者发警告、禁止大学生集会、大肆封网删贴等等，但仍挡不住南京市民“街头维权”的静坐抗议行动。此次抗议以 80后大学生和网民为主的近千名年轻人，不惧当局恐吓打压，没有旗帜口号，而用和平与微笑，向当权者抗拒民意表达不满，最终获得成功，为中国“街头抗争”模式书写上新的一页。
今年8月14日，大连“拒绝PX”冲击波再次上演了民众上街”散步”的维权模式新版本。他们面对官方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层层包围，却毫不畏惧，拉起“PX不滚蛋，大连就完蛋”的横幅，有的戴上防毒面具或写有“拒绝PX”的口罩，连儿童都举起“PX OUT”的标语介入老人抗议之中，甚至狗也挂上“福佳PX滚出大连”的牌子。在大连市政府浩浩荡荡的抗议人群面前，政府当场妥协，领导人向民众保证一定搬走PX工厂，但民众仍要追问时间，当得不到答复后，齐声高喊“滚蛋”。有市民称：这是“六四”以来北方城市最大的一次示威集会活动，引发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聚焦起全体国民的互动声援热情。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权力腐败、官民对抗、两极分化，民众街头抗议事件无可置疑地已经常态化。
公民抗争系内生性的自主运动
当下，国内的公民正当性抗争，如同北非“茉莉花革命”群众街头抗议一样，都兼有政治参与和权利抵抗的双重特点，也都基本属于内生性自主运动——开始时均无明显宗教势力驱动，无统一的反对派组织领导，无明显外部敌人教唆，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他们都没有统一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性和草根气质。他们的共同性仅仅在于，在全球化普世价值的传播、启蒙、普及背景下，得到世界现代化网络思潮与技术的支撑。
在当今中国，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是实现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途径。尽管现行宪法，更多地体现着执政者的单方面意志，但在形式上所承诺公民权利的内容，足以成为现阶段中国公民“街头维权”的法理基础。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都有监督和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是在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多为公民大众基于联合行动机制而实施的公民集体行动，属于公民权的基本宪法权能。它在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的同时，为建构一种满足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和平沟通的政治生态提供了模式。对于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而言，学会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赢得最大效益的发展，是关乎自身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当今世界民主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的今天，中国网络时代“我的键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有效承接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民主墙 ”运动的接力棒，再次发起了对一切政治控制的冲击与解构。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眼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矛盾激化，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危机，即管治危机、 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
然而，当世界民主现代化进程整合浪潮濒临北京城下时，以永保绝对领导权威为“核心利益”的中共政府，却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而无暇承担民主现代化的使命，凭借手中把持的公权力，违背时代潮流与民意，继续强化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打压民间社会发展，致使政治系统过于膨胀，因而必然造成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性的冲突在中国爆发。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事件不断，民间维权运动越来越激烈的原因。中国政治发展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民主大潮盘整的受动性，但同时又是具有民众相当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内需冲动。因为，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动员，必然要找到社会运载主体，通过内在的变革诉求表现出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必然因时代召唤，由内在需要勃发而走向前台。
中国当代公民抗争运动的启示与特点：1、在当代世界化民主浪潮的洗礼下，公民意识已在政治层面上全面觉醒，公民能力在质量上得到全面提高。公民集体街头抗争表现出相当的智慧、理性、节奏和技巧的灵活性。2、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秩序的、和平的，采用的方式主要是街头权利要求表达，一般是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利益的联合抗争。3、新型网络通信技术和草根媒体，孕育了一代“我的键盘我做主”的新型年轻人。他们有了独立于政府的价值观和红色意识形态的思维空间，成为摆脱传统政治理念羁绊的公民集体街头抗争的先锋。4、许多参与者与公共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官府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现在或潜在的被公权力欺凌与迫害者，于是便加入维权联合体，走向街头，借机表达。5、以微博、论坛、QQ群等为代表的崭新表达形式与信息传递，使得公众事件能够得以迅即传播、联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导致公众认同、公众集结、同时爆发。6、当代公民抗争运动不再需要暴力领导者或秘密组织的事先动员策划，而是自发性、随机性兴起。这类运动没有统一纲领、没有统一口号，更不需要外部势力推动，也没有“一小撮别有用心者”幕后黑手，和“不明真相者”的受骗上当，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自觉自愿的责任承受者。
当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官权阻隔而转型困难，正是当今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被迫走向前台的根本原因。在如此背景下，也只有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走向前台，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民族的根本出路。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公民正当性抗争遭到公权力的暴力压制而导致冲突升级，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暂时的秩序动荡、社会混乱等负面问题。但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责任不在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本身，而在“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当政者，抵制内生需要的现代化转型，继续坚持其垄断权力的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之误。从客观的意义上讲，官权违反宪法，拒绝公民和平抗争，才是社会动乱的真正罪魁祸首。利比亚的卡达菲，对此已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