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体地说，经济增长越高，中共的合法性越强，其统治地位越牢固。因此，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落实到基层就成了所谓的GDP主义，从而造成地方官员为了升官不择手段追求GDP 指标。当然，地方官员的行为经常会触发国家社会冲突，中央政府因此会发出各种文件和指令禁止地方官员为发展经济而采取的不当和不法的措施 （如强行拆迁，非法征地，污染环境等）。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地方官员可以阳奉阴违，而且他们不会因此而丢官（除非他们的胡作非为造成人命案或引起重大群体事件）。

地方官员其实心里很明白，他们知道中共必须依靠高速的经济增长来获取其执政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不管基层官员的行径有多么恶劣，中央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些官员来实现其执政目标。中共合法性对GDP的高度依赖意味着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根本意义上是无法阻止和杜绝地方官员为取得经济高速增长而采用的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的手段与行为的。

这种激励机制无疑是中国过去2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政治因素。不可置疑，中国的经济表现是共产党能稳固执政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在许多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精英的心目中，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中共维持其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但是，近年来中国日益尖锐的国家社会冲突和中国政府维稳成本的巨增表明这一看法是基本错误的。中国最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百分之10左右，但是中国的社会不满情绪，仇富仇官现象，群体性事件，公众舆论对政府的批评，及普通人民敢于维权的行为，都显示在目前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反而削弱了这一合法性。

高速增长会起适得其反的政治效应？

答案其实很简单。高速经济增长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提高执政者的合法性。一般来说，社会成本比较低的高速经济增长能为执政党巩固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威信。这里社会成本的定义是广义上的社会公正 （尤其是分配平均程度），政府的公共服务表现，及对腐败的控制。

用社会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府合法性关系，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换来的。如果中国的民众以前能承受这种成本的话（特别是当他们认为支付这一成本是暂时的），现在他们的承受度已大大降低。一方面，他们一认识到他们将长期甚至永久为巨大的社会成本“买单。” 另一方面，20多年社会成本的积累使许多社会矛盾激化，从而转化成对现政权的不满。

这在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时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广义的社会公正程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中国前无所有的社会收入不均。由于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底层往上流动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同时，“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现象显示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固化并具有“世袭性。”从政府的公共服务的表现来看，中国政府在追求高速经济增长时（从相对程度上来说）大大减少了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其后果是教育质量下降，机会不均；看病难，看病贵；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安全保障缺乏。对腐败的失控更别提了。90年代后中国官员的腐败的程度是生活在80年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中国地方的GDP 主义对中共合法性的打击更为直接和严重。因为地方官员在追求高速GDP 增长时经常侵犯普通民众的权益，导致国家社会冲突，损害执政党的威望。

造成高成本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增长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被基本概括为：政府主导，投资拉动，速度为重，效益为次，成本不计。 20多年已来，这一模式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奇迹，”但它也带来了宏观经济失衡，人民收入增加的速度不合理的低于GDP的增速，投资超高，消费过低等一系列经济难题。

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增长模式不仅经济上不可持续，政治上也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