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引发大讨论，参与讨论的不仅有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也有广大韩寒的“粉丝”。这样的大讨论当然不能国内官媒上，但在互联网各种平台如推特、脸书、微博等大行其道。赞同和反对以及部分赞同部分反对的人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民主和自由的讨论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有着巨大影响的作家韩寒破天荒敢于谈论，已经出动了官方的神经。至于韩寒的观点对与错，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引发更多的民众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对于推动中国变革是大有益处的。
韩寒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一些实话，反映了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和部分民众的思想，但有些人的“非黑即白”的激进观点，称韩寒是“五毛党”，不是正确的讨论问题的方法。韩寒肯定不是“五毛党”，如果非要说是，我倒赞同中国多一些像韩寒这样的“五毛党”。
著名记者、作家高瑜评论说，“《时代周刊》连续将韩寒评选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博讯连续评选他是年度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官媒称他是意见领袖，都是因为他的博客。他行文简短，嬉笑怒骂。火炬事件他反对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反对向红十字捐款，他替莎朗•斯通开脱，反对各种圣战。他抨击‘钓鱼执法’，抨击安装‘绿坝’，还因炮轰春晚与刘谦对骂。他因为评电影还成为‘韩寒再不写影评我都不知道去电影院该看什么电影了’的影评家，他评论‘《建国大业》从类型上应该属于幻灯片’；评论《孔子》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电影’。他的博文每天点击量达二十万次，每篇阅读量都是数十万上百万，评论数千条上万条，博客的总访问数现已超过五亿。位居世界第一。《纽约时报》已经为他开设专栏。”
说韩寒是中国当代的鲁迅，我不敢苟同。鲁迅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不仅有共产党和各种派别的反对党，文化环境非常开放；如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产生鲁迅这样的人物。但现实的中国产生了韩寒，韩寒比鲁迅更难掌握文字的尺度，因为少不小心越界，可能就会带来牢狱之灾。从这一点上来说，韩寒更值得我们推崇。
●学者、作家和专业人士评论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
▲著名记者、作家高瑜发表文章：韩寒和革命
2009年韩寒当主编，筹备《独唱团》，引发轰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他讲了一句话；”时无英雄，让我这样的竖子成名。”我不认为韩寒是在自嘲，我倒以为因为韩寒，”竖子”一词的千古贬义在减退。
2011年底，韩寒仅以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引发一场思想和文化的骚动，教授、学者、媒体人争相纷说这三个大问题，谁不知道这在中国尚属言论禁区？另外，就是选一个学富五车，泰斗级、大师级的人物也做这么三篇文章，谁又能搅得起这么大范围的公共话题的讨论呢？
从2011年进入2012年的中国，谁要是摊上这三个话题，谁就是在说韩寒，捧的也好，骂的也好，不知不觉都掉入他的布袋：”时无英雄，让我这样的竖子成名。”
韩寒究竟应该怎样定位？
《时代周刊》连续将韩寒评选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博讯连续评选他是年度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官媒称他是意见领袖，都是因为他的博客。他行文简短，嬉笑怒骂。火炬事件他反对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反对向红十字捐款，他替莎朗•斯通开脱，反对各种圣战。他抨击”钓鱼执法”，抨击安装”绿坝”，还因炮轰春晚与刘谦对骂。他因为评电影还成为”韩寒再不写影评我都不知道去电影院该看什么电影了”的影评家，他评论”《建国大业》”从类型上应该属于幻灯片”；评论《孔子》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电影”。他的博文每天点击量达二十万次，每篇阅读量都是数十万上百万，评论数千条上万条，博客的总访问数现已超过五亿。位居世界第一。《纽约时报》已经为他开设专栏。
韩寒最喜欢称自己是”赛车手”。2011年12月11日下午，韩寒第二次夺取中国拉力汽车锦标赛车手年度总冠军，他也是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场地、拉力的”双冠王”，媒体称他是中国赛车第一人。年收入早已达到7位数。韩寒17岁辍学就当上作家，如今版税每年也达7位数。2010年开始，韩寒开始成为商业品牌的代言人，2011年代言红色背景墙的雀巢咖啡，收入超过千万，也超过众多娱体明星，成为中国代言第一人。
韩寒拒绝的事情也不少，几大门户网站邀请他开微博，开出的驻场费都在千万以上，”每天不过两条”。韩寒不干，理由是，”他觉得会分散注意力。”2011年还有导演请韩寒去拍电影，片酬之高足以令一线明星情感难堪，他想了几天，还是拒绝，他说可以导，不能演。
说韩寒是中国商业社会和网络时代跃起的一颗最年轻、最耀眼的巨星，并不为过。但是对韩寒评价最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者张鸣，他说：”就公共事务而言，中国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另一位历史学者洪振快表示认同。这令笔者感到悲观，一个明星可以压过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这是只有全能体制推行消费文化才能造成的结果。
大争论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2011年是茉莉花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年，在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和欧洲天鹅绒革命的伟大领导人哈维尔相继去世，广东乌坎的农民土地抗争与省委工作组达成阶段性协议的当头，中国就要进入换届年了，韩寒连续抛出三篇博文，如果他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讨论”革命”、”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大问题，那是很了不起的想法。
韩寒的博文，从来都是他对现实问题很直观的表达，这三篇政治性的博文，也保持同样的风格。很多参与者的博文，无论赞同的还是反对的。都对韩寒从理论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补充。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教授，赞赏韩寒”对人性、国民性、以及文化人作用”的认识。但是对于韩寒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产生疑义。何怀宏说：”如果说，这是指’天鹅绒式的革命’，这我有点相信；但如果是指白莲教、太平天国式的’革命’，这我相当怀疑。”何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对权力腐败的愤怒、乃至对官员和富人的仇视；政府的公信力出现危机；利益分配的结构已经相当固化，社会两极分化，垂直流动的正常渠道越来越被阻塞；新媒体带来的广泛信息使人们对政治的期望值普遍提升，甚至包括统治者自己也觉得不能完全照原样一样统治下去了。””再加上哪一天突然经济发展也开始停滞、甚至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或者还加上出现天灾和外患，就有可能猝不及防地产生如上所述的白莲教、太平天国式的’革命’。”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则认为：韩寒文章基本上是为现实而辩护的。他针对韩寒”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有你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一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提出：”韩寒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知识界许多人走出’启蒙心态’后，开始探索新的路径。地方自治这种基层民主权利，已取代了以知识分子（文化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成为这些人的思考核心。大家都知道，小岗村的农民开启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乃至使韩寒有条件成为闪亮的文化明星。这并非因为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通过’群体事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的乌坎，也被当作小岗村式的’群体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场同样深刻的政治革命。在这个背景下，韩寒的《谈革命》，当然就成了对这些草根”革命”的某种诋毁。”
力挺韩寒的《百家讲坛》的名人易中天，发表《韩寒的新衣》，他说：
“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他认为”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这就很麻烦了，如果大家都没看懂，那样争论还有什么意义？
韩寒的《要自由》正是政治革命的目标
确实得承认，一些看了《谈革命》、《说民主》火气很大的人，再看《要自由》，火气就消了，认为韩寒还是韩寒。韩寒当主编，筹划一年的《独唱团》只出版首刊，两天就卖出50万本，大获成功。但是第二期就不得不停刊了。韩寒还得归还合作人的预付款，但是国家收走的税款是不会退还的，韩寒哪能不窝火。
韩寒写道：”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
韩寒的要求多么好呀！和当年哈维尔起草《七七宪章》的要求很有一致性，哈维尔写过：”起草了《七七宪章》并收集了签名，目的是要求我们自己的政府尊重我国的宪法、国际义务以及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人权。”在无人知晓哈维尔的乌坎村，上万名中国农民不也正在实践这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哲学理念吗？
在韩寒《谈革命》热议中，作家叶匡政既无窃喜，也无不快，他平静地写了一篇《也谈革命》。他说：”多年来，我也对革命一词也充满疑问。直到前几年，读到阿伦特对革命的论述，我才对革命的某些悲剧之源有了一些认知。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真正的动力是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催生了革命这种创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如阿伦特说的，革命意味着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中国的改革自胡温上台已经无法进行，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2011年底说：”既得利益者，他要求不要往下改。走到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对他没好处。倒退到计划经济那时候，对他也没有好处，他最好的就是今天这个情况。今后变革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人们的一种普遍的不满。现在各个阶层生活的都不舒服。”创造一种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间，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革命，就成为必然的期待。革命有暴力和非暴力多种形式，中国当前所有的土地抗争，选择的都是非暴力形式。韩寒提出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非常对。中国两位思想家李慎之、何家栋临终都提出要建设公民社会。但是暴力维稳和严格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都是阻挠社会力量进入中国的变革，使得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局面固定化。
▲著名学者、教授易中天发表文章：韩寒的新衣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
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是不相信这帮家伙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洪秀全；失败了，他们是向忠发（此人为中共叛徒，被捕后的表现，还不如做他情人的妓女杨秀贞）。只不过，向忠发多半成不了气候，成功了的必定是洪秀全。当然，他们更喜欢管自己叫“哈维尔”。
这就是我要力挺韩寒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第一，我警惕的，只是自命为“哈维尔”的“洪秀全”。如果真能出个“哈维尔”，我也不反对，只是不作指望。第二，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的，必定是文人，不会是其他，请不要胡乱对号入座。第三，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还有谁被韩寒气炸了肺，我愿诚恳地表示幸灾乐祸！
当然，还有几句话，也得说清楚。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
另外，为了不让脑残犯糊涂，五毛钻空子，我还愿意耐心说明：一，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
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
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台湾作家、评论人士张铁志发表文章：韩寒的对和错
早听有人说韩寒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他果然不负这期待，开始谈起了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些宏大命题，并引起了广泛争议。他的三篇博客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的逻辑与论证并不清晰，确实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观点。
韩寒的主要命题是“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韩寒还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天鹅绒革命，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例如，错车时不开远光灯。
韩寒是对的：革命确实可能带来新的独裁者，也未必能带来民主。
但韩寒也是错的，不能从革命可能的不良后果就否定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之后的新政权是否是真正的民主，要看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力量是否强大。例如，埃及革命之后确实没立即出现美丽的民主，但民众继续在广场上为他们的理想抗争。
韩寒是对的，他说，现在中国人的不满都是关于个人利益，而不是普遍的自由或正义问题。
但韩寒是错的。因为他说中国人对私利的重视使得人民没有力量，“最关键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但一来，韩寒低估了民众素质，从大连到乌坎、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民众已经证明他们有自我组织的能力与素质。
二来，即使这些抗争就是关于个人利益，但今天他们可以为个人利益与权利受到侵害而团结起来，即使范围只是一个农村或一个城市，但谁能否定若下一次出现规模更大的问题或腐败时，他们不会团结起来可以给予政府压力。
三来，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的确，时代往往是青年所改变的，看看今年从埃及到华尔街的抗议与革命行动吧。所以，生活在互联网中的这一代可能正是当前改变中国的主力，而不是未来。
韩寒是对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他对民众素质对于未来中国民主品质的担心也是正当的，“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
但韩寒是自我矛盾的。正是因为民主的复杂，所以现在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民主，不论是人民参选、是民众抗争、是成立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的自我组织，这其实就构成了公民社会。人民的素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的，并且可以给予执政者压力。而在一个全能主义社会下，民众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或权力，去壮大公民社会，而不要自我预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总之，韩寒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识到“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另一方面他又悲观地认为“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
无论如何，韩寒应该知道，并不是他写一篇文章《要自由》，自由就会自己降临。如果你先自己缴械了，那么执政者是不会把东西送给你的。
▲流亡海外的著名学者何清涟发表文章：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
中国必须实行民主，而且越早越好，这点已渐成国民共识。但如何实现，即国民愿意付出多大成本来达成民主政治，却莫衷一是。原因也简单，各阶层都有自身的利益考虑。
感谢韩寒。有关革命、民主与自由的讨论，终因他的三篇博文而在中国互联网上闪亮登场。与中国80年代思想启蒙时期讨论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以及90年代后反思六四引发的“告别革命”思潮不同，这次讨论并非概念对决，没有陷入理论迷宫，讨论者的立论几乎都是对现实的一种直接回应。
是韩寒“蜕变”还是大众原本就误读了韩寒
在此先廓清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的关系。三者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三论在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斯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渠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斯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斯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
可能的前景与唯一可行的国家避险策略
国人期待（或者曾经期待）的“改良”一途，至今看不到希望。早在2008年，我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中谈到，中国政府早已经堕变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这种政治的特点是政府有如一架正在按惯性运作的巨大机器，每个成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集团内部的部分清醒者虽然意识到危机逼近，也知道根源在哪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机器的惯性运作。从去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数次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讲话，但对现实政治毫无影响，就是因为他个人没有能力阻止这架机器的疯狂运作。正因为看不到这种改良的希望，中国的精英及中产阶层才热衷移民，将其作为个人及家庭必备的避险策略。
这种以自我服务为目标的自利型政治统治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目前大概也只有冬烘才相信“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化”这一假设。观诸历史，革命的爆发得依赖三个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人心思变且对变革路径的看法大体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势力”）的持续推动并在关键时刻强力介入。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残酷的前景恐怕是在革命到来之前，这种“溃而不崩”之局，已经将社会重建的资源消耗殆尽，掉入“失败国家”行列。
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失去权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时间表允许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国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只要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社会成为暴力温床（不止是革命，包括刑事犯罪的暴力蔓延）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也会温和得多。
▲作家、知名博客评论人士杨恒均发表文章：革命，还是改良？这不是一个问题！
关于民主素质论，民主与自由之关系等，仅过去两年我就写了几十万字，已经讲透彻了，大家可以顺着后面的链接去看看。我今天主要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实现民主？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是要暴力，还是温和？虽然我已就这个问题论述过多次，也给人主张温和改良的印象，但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的用词与表述，就应该清楚，我从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些网友看出来了，不以为然，认为我在和稀泥，殊不知，这正是我这些年研究民主、传播与追求民主最有收获的部分。
毫无疑问，我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温和的改良，波澜不惊，和平过渡到民主自由的政体。我甚至描述了一个让人热泪盈眶的前景：某一天，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你——起床后看新闻才发现，执政党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与低层民众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民主制度。听到这个消息，你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挎上背包，像往常一样出门，等候公共汽车，上班去。就在你等车时，一位街道办事处的同志过来通知你：别忘了下个星期要选举市长哦（也许是总统，你没有全听懂）。你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哦”，继续去上班，下班，做饭，做爱……但慢慢地，你发现，一切都在变化，贪污腐败因为选举而大幅度减少，市长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总统得经常出来向你解释他为什么要征税，他的老婆与孩子干什么工作……你继续上班、做饭、做爱，有时间，还依然会逛逛老杨头的博客，但你已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就他妈的这么简单！
这个前景并不是梦，是我来往世界各地感受到的中国和世界的唯一区别。这些年我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接受了全球化，唯独在民主一事上，能拖就拖！简单的统计显示，过去50年地球上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其中有绝大多数的民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民主的时代。我希望这样的场景在中国重演，但我却依然不会也不能对革命与改良来一个泾渭分明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没有立场，更不是因为我墙头草、没有理想，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搞不清这两者的概念与关系，而是民主政治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一个铁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民主的到来，都不是靠单一的革命或者改良能够实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主国家——英、美、法，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与战争，这是不争的事实。常常有中国学者拿英国的民主化来贬低法国大革命，认为温和比激烈好，但他们忘记了英国革命把国王都杀掉了，前后死的人并不少，而且，现在的英国民主就一定比法国的强？这可能是连英国人都不敢承认的吧？
除了这三个原生民主国家之外，后来民主的到来，不是伴随战争，就是依靠政变与颠覆，都少不了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这些都不是秘密，大家翻看一本大学历史课本，就都清楚了。1949年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宣传过分宣扬革命，伤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与身体，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革命在世界民主化中的作用啊。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的民主化，血腥味越来越少，革命开始褪色，这也是一个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民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优势，民主价值变成普世价值，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自然很多人就不愿意去阻挡历史潮流，成为历史罪人。而且，民众也觉醒了，这个尤其重要。
我曾经和网友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网友问，你为什么反对暴力？我说，民主是每个人为自己作主，如果他们不愿意为自己作主，我为什么要去搞暴力，为他们争取民主？另外一个网友紧接着问，那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呢？我说，我不但坚决支持，而且，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也会走上革命暴力之路，去争取民主。结果，网友一起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那时候，地球上没有几个民主国家，民众几乎都不知道民主的好处，你等他们觉醒，等到猴年马月？革命吧。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也可能像两千年一样，建立另外一个独裁的制度），让他们掌握、运作与喜欢，从而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越早实现民主的国家，暴力革命的色彩越重，而后来的，包括苏联、东欧的瓦解，尤其是中国台湾的变革，几乎都成了改良的典范。可是，即便是改良的典范，就真的告别革命了吗？就拿世界上最和平、最温和的中国台湾来说，我们现在推崇蒋经国先生放松权力、从善如流，可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压力，没有从雷震时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冒死奉献，到党外人士、民进党的前仆后继，你真认为国民党会甘心放弃权力，建立一个光辉的改良的典范？如果你看看当时国民党关押了多少人，驱赶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妻离子散，甚至暗杀了多少人，你能说台湾的民主力量、党外人士与民进党当时进行的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革命”？
还有前苏联的例子，更是革命与改良的完美结合。苏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也是我们认为无论靠革命，还是改良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的专制帝国——这也恰恰是当时没有一位美国专家能够预测苏联会垮台的原因，因为每一位专家都认为革命无法摧毁一个靠革命建立并在继续革命的政权，而这个政权更不会改良，他们却忘记了：革命与改良一起进行的话，哪怕都不彻底，却可以达到单独靠革命或者改良都无法企及的目标。
正是在苏联这个大帝国里，我们看到改良派戈尔巴乔夫在以改革维护党的统治，而民主派却在关键的时刻发动群众冲上街头，进行了革命和政变——虽然最关键时刻只有大约一千多人占领红场。但你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人，共产党的书记叶利钦有胆量站到坦克上，从改良派一步登上革命派？苏联会解体吗？——看看戈尔巴乔夫这几个月的讲话，他从来没有想过实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我会告诉你，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是否真正希望实现民主？你的目标是不是实现民主？如果是，所谓革命还是改良，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可现在的问题是，对实现一个目标手段的争论，远远掩盖了对这个目标的讨论与认识。而且，让很多根本不赞同这个目标的人跳出来浑水摸鱼，闹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让我郁闷的事就是，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大目标——实现民主，我们为什么还要为如何实现来争论得反目成仇？甚至影响到对目标的认识与追求？我个人认为，有了大目标，大家各人按照自己方式方法走过去、跑过去，或者把它拉过来就行了。你可以开车不用打远光灯，并关心社会、嫉恶如仇；乌坎的民众显然一部分还没有钱买车，另外一部分即便把车灯全部关掉，土地照样拿不回来，于是他们只好采取另外的方式争取个人权利、呼吁民主。而我呢，依然每天在这里写写画画，以“提高自己和读者的民主素质”为己任……
别以为我这样选择是一种无奈，你睁眼看看当今的地球，有几个国家民主的到来，是以任何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可能会举例说曼德拉如何和平与伟大，你知道曼德拉时代的抗争，牺牲了多少黑人吗？再说，有哪一个人成功预测了第二波民主化何时开始，第三波民主何时到来吗？有哪一个民主是一帮人讨论用什么手段并得出结论后才争取到的？
当然我不反对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反感有些要争个输赢的做派。现在让我们假设争论革命还是改良的人终于分出了胜负，结果会如何呢？让我们先假设革命派赢了，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革命？在当今世界与现实中，你连自己的家门都出不了，你真有胜算？你想发动谁，又想让谁打头阵去为你争取的伟大事业牺牲？你的那些主张而不是行动只不过给当权派以镇压的借口。
其次，让我们假设改良派大获全胜，革命派都被抓起来，或者被赶走了，兄弟，你看到地球上一百多个民主国家，有哪一个是在没有一点“革命威胁”情况下自动走上民主道路的？你丫的就别天真了，好不好？
革命与改良，在中国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我到了西方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说他们已经不用再选择手段，因为目的已经达到，可这不过是一部分原因而已，他们尊重事实与实际情况，所以，有的等到你自己垮台，有的则会出兵，可谓暴力与改良兼及。在中国，这个却成了问题，非此即彼的问题。
这可能是我们民族在追求民主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当我检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发现改良派没有跑过革命派，于是革命赢了。但革命赢了后，为什么不能把改良派吸收进来，融合革命与改良的力量与智慧，重建国家？历史不能重写，但未来总可以幻想吧，为什么还是非此即彼？
受到非此即彼伤害最大的恰恰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在这种大有你死我活的争论中，我们消耗掉的是自己。更可悲的是，一些主张革命与暴力的“民主派”，我并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使用了什么“革命”手段，倒是看到他们对改良派不停地使用暴力的语言，招招致命（我个人就曾经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有些改良派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看到他们对当权者是如何改良的，倒看到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按照当权者的意愿来“改良”那些革命者。
各位，我常常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相信民主，以及追求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否则，他们为什么老把自己的主张与力量使错了地方与方向？难怪，最后有人得出了不言而喻的结论：哈，你们看看这帮谈论民主的家伙，看起来，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嘛。至少维持现状的话，你们就不会为革命还是改良而争得死去活来、势不两立了！
好在还有人搞得清楚，至少杨恒均搞得清楚，他的读者也应该搞清楚：我们义无反顾的追求一个公正、法治与民主的中国，我们理性温和，希望上下协力，共同让民主到来，让中国崛起，但如果总有一小撮利益集团誓死捍卫反人类与反中华民族利益的不民主制度，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我们一定会让他灭亡！
我的发言完了，如果还有不明白，求你看一下我过去一年多写的几十万字有关民主的论述，好不好？
▲著名媒体人、作家笑蜀发表文章：革命需要啄木鸟——兼论韩寒《谈革命》
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韩寒有权批评一切，既有权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批评体制，也有权不留情地批评社会，批评革命。批评的对错是一回事，但批评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革命，无非出于一种革命崇拜。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传统革命情结，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
革命应该是向着自由的革命，即革命的目标，应该是以自由立国。所谓立宪，宪者何谓？限制权力保障自由是也。革命乃革暴政之命，暴政何以必须扑灭？也仅因为其侵犯自由是也。所以，自由之于革命，如睛之于龙。无睛之龙不是真正的龙，那不过是龙尸；不向着自由的所谓革命，叫政变，叫叛乱，叫暴乱，叫改朝换代，都可以，就是不能叫做革命。
但自由不只是革命的目标，不只是龙之睛，它更应该是革命的灵魂，而贯穿于革命的全过程，贯穿于所有的革命手段。即，革命不是别的什么，抵抗暴政保卫自由而已。不是等到革命完成才让人自由，而是革命的全过程，所有手段，都直接为着自由抵抗暴政，不只抵抗来自外部的暴政，尤其要警惕和抵抗来自内部的即革命本身的暴政。
来自革命本身的暴政，史上不绝如缕。以至革命往往成了绞肉机，成了对于自己营垒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自由的丧失。法国革命如此，俄国十月革命亦复如此。十月革命之前，卢森堡与列宁有过一场激烈的论战，革命与自由的关系，则是论战的焦点。卢森堡断言：列宁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最终结果，必然是革命的蜕变：“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而最惊心动魄的，是卢森堡如下一段预言：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布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显而易见，卢森堡不幸言中。革命的长虫一旦没有自由的灵魂驾驭，就跟其他暴力机器没有了区别，而退化到野蛮状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吃人就成了它的本能。即，所谓革命已蜕变成彻头彻尾的暴政。它比普通的暴政不过多了一样东西：所谓革命的神圣光环，因而可以高踞于图腾位置，一边享受血流成河的吃人盛筵，一边享受千万善男信女的欢呼和膜拜。
这种模式的革命，我把它称之为传统革命。传统不仅表现为暴力性质，更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气质，即反自由的精神气质。它号称为了自由：砸烂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它把自由的目的跟革命的过程、跟革命的手段割裂，把自由看做是自由进程的绊脚石。这种怪诞逻辑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名篇《反对自由主义》。
一切为了胜利，哪怕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革命对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压迫，就这样被赋予伦理上的正当性，不容质疑。质疑革命侵犯自由的卢森堡，到了斯大林时代，竟成了敏感词，谁引用她的话便是反革命。独断，排他，不择手段，不计代价，这一切跟自由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都成了天经地义。目的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反倒以不断牺牲自由为代价，以反自由的手段来推动。
但毒果怎么可能开出善之花呢？目的跟过程、目的跟手段怎么可以分开呢？也就无怪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体制往往是反自由的体制。这样的传统革命太可怕，不堪回首。固然如卢森堡所称，革命是人民最后的武器，告别革命的鼓噪过于轻佻。但，我们的确需要一场告别传统革命的革命。不告别传统革命，普世文明照耀下仍奉行反自由之传统革命，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的伦理正当性的消解，毋宁说，这本身就是侮辱革命。
新时代的革命，与传统革命最重要的分别在精神上，即它不是反自由的，而以自由为灵魂，以自由为最高尺度去丈量革命，看它的全过程、所有手段、所有细节，是否真的兑现了它所承诺的自由。而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意见市场上质疑革命的自由、批评革命的自由，乃至反革命的自由。如果革命能够充分包容质疑、批评和反对，那么还有什么病变不会被发现？还有什么异化不会被遏制？革命又怎么可能偏离自由于分毫？
这即是说，新时代的革命不是强拆，不是遇到质疑、批评和反对就势不两立，就你死我活。章太炎有骂孙中山的自由，叶德辉有骂农会的自由，辜鸿铭有留辫子的自由，尊重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自由，尊重文明社会的一切自由规则，这本身就是对不自由的传统秩序的反对，这本身就是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彻底因而最健康的革命。
回过头来说韩寒。他近日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谈革命。在我看来，这文章的本意并非反革命，而不过反映了他个人对革命的担心和忧虑，至多不过是对革命的质疑。具体观点有对有错，可批评可反对，但无论批评还是反对，都该就事论事，不能动辄上升到人格，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
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韩寒有权批评一切，既有权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批评体制，也有权不留情地批评社会，批评革命。批评的对错是一回事，但批评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革命，无非出于一种革命崇拜。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传统革命情结，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除了生命和爱，世上没别的神圣可言，革命更谈不上神圣，因为说到底，作为人民抵抗暴政最后的武器，革命不过工具而已。人哪有神化工具、自己拜倒在自己工具面前的道理？
岂止不能神化革命，反而要管理好革命。毕竟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它是武器，武器可以杀人的，因而是绝不允许失控的。不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人，必剥夺其武器。而要提升对于革命的管理能力，没别的法子，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毫不留情的监督和制约。这就是说，对待革命就应该像对待公权力那样，以防止其作恶为第一原则。在这意义上，当下最需要的是像卢森堡那样的思想家。论对革命的忠诚，论英勇献身，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但论对革命的深刻反思，更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韩寒对革命的批评，仅仅是抛砖引玉，比卢森堡差了不知几万里。他还需要成长，最好是成长为卢森堡那样的双向啄木鸟：既啄公权力之树，亦啄革命之树。只有当这样的双向啄木鸟愈来愈多，才能把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开启新时代的革命即实质意义的转型。
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自由为条件。必须充分自由地聚焦革命的全过程、革命的所有手段、革命的一切疑点，才能保证革命真正向着自由，而不再偏离乃至背叛。
▲作家、知名评论人士李承鹏发表文章：民主就是不攀亲
在一个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远光灯都不关，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车队压着双黄线走直线，大多数人素质低得来一辈子都没见过选票，少数领导素质高得来已悄悄买到船票……的末法情结国家里，我也觉得革命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还觉得，说某人没读过书就不能发表个人观点，跟说没学习过中央文件就不能谈国家大事，或者这个观点有瑕疵，就断言背后一定有境外势力，也差不多。
我反对暴力革命，理由不解释。但我觉得中国没有暴力革命，在这个菜刀都实名的国家，那些对生活忿忿不平的人其实没谁明天真要起义。偶尔上演非常6+1的，还来不及起义，便就义了。常出现在维稳派密奏折子里的暴民其实理论人数是十三亿，他们所要，不过工资高一些物价低一些，安全感多一些税收少一些，这正是国家在新闻联播里天天真诚表示的，就是传说中双赢的民主自由。这样的强弱分明，你还要说，民主和自由这些制度是相当的有害呀，你们素质低……大家很难不邪恶地想起不知是否伪托王朔所说的：一群太监在谈论，房事多伤身啊，幸好我们阉了的；一群叫化子在说钱这东西真脏，我们还是要饭的好。我举这样一个段子，可见素质实在低，但这并不影响我反对暴力革命，追求温和民主，在国家法律规定下参选。可见素质低不一定就不能搞民主。
我认为暴力革命其实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民主从来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它只是公平一点的财富分配机制，不能是发改委一张条子就涨了油价还正告这其实是重建价格机制，也不能是那个官二代十四岁大学就毕业十七岁就副科二十二岁就正处，括号里还注明享受副局级待遇。通俗来讲，民主普世论就是公司里谁干得好谁拿得多，民主素质论就是年终时却对你说，你素质这么低，少拿点，跪安吧。
我只是讲些故事。2001年我去埃及，金字塔附近可是脏乱差，骗子巨多，牵骆驼的小孩常利用你的异域情怀让你骑着骆驼，以胡夫金字塔为背景拍照，然后猛抽骆驼让它撒丫子开跑，等跑到沙漠边缘，小孩就问你要MONEY、MONEY，沙子底下还忽然钻出来一群阿拉丁般的剽悍男子，把你的兜掏光才行。大街上汽车闯红灯、交警收黑钱这些低素质，也很常见。可大家知道，十年后那里发生了什么。2003年我在美国的波特兰，那个信仰东正教的清静的城市里却有很多醉汉，有天晚上我跟同事金焱就被一个喝醉的流浪汉追赶，面目凶狠地要钱，当时我觉得美国确实乱得要垮了。第二天我在大街上又看到一群流浪汉，排着队在投票箱前面红耳赤地争论着什么，我也觉得很鄙夷，内心深深地表示支持伊拉克。可是大家知道，民主的美国没有被醉鬼和流浪汉搞垮，禁酒和收容制度严格的伊拉克垮了。
互联网这么发达，中国人办出国护照也不需要三代以上的政审，我们轻易可以知道素质低的利比亚、南非、缅甸甚至曾为我们不屑的越南都民主了。也知道民主国家其实也挺多鸡贼。罗马到处都是小偷，巴黎遍地狗屎、美国的哈雷机师们也常常不关远光灯还放着烧包级的加强低音炮……所以素质论、国民性其实是很扯的话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同宗同族原本素质也低的香港人，为什么能在狭窄的铜锣湾大道能够秩序井然；台湾这个小岛，国民党一直说“中国人劣根性都很丑陋，不能急，慢慢等吧”，忽然就民主正果了。龙应台当年确实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来抱怨中国人的民主隐忧，台湾一度海鲜垃圾成山。台湾的报界早年也报道过当地人不习惯关远光灯。可民主就是这么怪，你动起真格，大街的情形比想象得快得多。因为，制度是因，远光灯是果。
在警车有事没事都喜欢拉一下警笛表示威严，军车总以打南海的架势冲过红灯，仅仅开个经济片区会议都要封掉三条街的交通状况下，你总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是因为还不关远光灯，总拿灯光管制来说民主的事，就很不好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灯光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叫朝鲜。
那里人民穿戴整齐，那里人民上公车秩序井然，那里的人民随便在墙上写字，也会被叫去问话的，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至于东亚地区容易出现暴君，我迅速在脑中搜索了一下亚洲地图，不知道暴君指的是新加坡的李光耀，还是羞对国人就跳崖自杀的韩国卢武铉，是有点丑闻就集体辞职的日本内阁，还是顺应大势释放了昂山素姬的吴登盛将军。要知道，现在连成吉思汗的蒙古，都从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主动民主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在提高。过去见城管打人，谁都抱头鼠窜，现在连也美女也敢围住城管了。还有就是乌坎，所以不要说中国有两亿五千万不开化的人群，乌坎那些人不过是些渔民、妇孺、打工仔……剩下的我无需答，林祖銮已帮我们答。有人问，难道你看不见基层选村长的贿选，甚至杀人的。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但过去真在睡觉，现在至少是装睡，装睡就是民主基础，比叫不醒好。
才想起差点被绕进去。有时候我很无奈，只是说革命，他定义革命就是暴力，暴力就是流血；我改说那就民主吧，他就说咱们的尺寸跟那个叫民主的洋妞不合适，还是与国情互相自摸吧；你说那换改革吧，他稍微满意些，还是要交待一下必须等上面通知，而上面，在中国其实是个虚拟词。最近流行说有块叫天鹅绒布匹，在中国没消费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奇特的逻辑。因为，在一个人人追求苹果机且已把它追成了街机，坐地铁都要抱本乔布斯传而不是铁人王进喜传，更多人关心哈维尔而不是高尔基，看外国电影都要看原声而不是译制版的地方，你说祖先在我们身体内早安插好了一个独特的阀门，只接受产品，不接受思想，只知道故事，不接受民主的感染，这在制造原理上，有些说不过去。
中国人要的是自己过得爽的自由，要的是猪哼哼的权利。这有什么错吗，它跟全世界人民是一样的。勒庞这本《乌合之众》扒的是全人类劣根性的皮，不单中国人，美国人的祖先也这个蛋性。五月花号船上那102名由清教徒、工人、农民、渔民、契约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国目前的民众素质并不比那群流亡者低，为什么不能拥有民主。否则就解释不了中国人在动车、校车、汶川大地震、免费午餐、救助尘肺病时那些勇敢的身影，也解释不了那么多无关利害的人跑去那个村、那道坎去声援助阵。
中国人的自由观有一点跟世界相通，一直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不用再惧怕老婆刚怀了个孩子就冲进来一群人把她拖到人流室，肉身普及一道基本国策；不再惧怕孩子上学坐上校车的时候，也是坐上了孝车，你自己坐上了动车，就是坐上了买一送一的灵车；也不再惧怕好容易摆个烧烤摊，城管上来就把你打成肉串；更不会惧怕，你不过说了上面这些话，忽然不仅帖子不见了，而且整个的人都不见了……
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天赋权利，为什么要拒绝权利。
真正促使我想谈一谈的话题是：一人一票真的中国最大的急迫吗。我觉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误会，我愿意这样看这个逻辑：一人一票当然不是最急迫，但它是最重要。最急迫是上班打卡领工资生病了赶紧去医院，你得第一时间去做；最重要就是，你必须从现在做起，当十年前就想到十年后你的最急迫，最重要就会出来帮你。不要眼里只有最急迫，没有最重要，不要被政府GDP成功教育，活得太急，煎得太急。
有人问，说了那么多，你不就要煽动社会变革吗，可《乌合之众》里说的集体诉求呢，没有集体诉求必然失败。我答：一人一票就是集体诉求。我们也可以幻想一下，开始反贪腐，后来发现只反贪腐不行，如果在古典时代人们很可能陷入轮回的暴力革命和暴君，可互联网时代就是大家互相监视互相传播的时代，这灭了萨达姆灭了穆巴拉克灭了卡扎菲，普京也不会是永久的沙皇。所以革命的下一步必将进入权利的博弈，就是参选。你看这些国家的变革最后都落点到选举，普遍的反腐行为都集中的选举舞弊上。互联网是暴君和专制的死敌。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对你那么重要吗。这是一个误会，我认为坚持参选，比是否当选，更重要。还有一个误会，参选的样子一点不拉风，却很苦逼，我隔三差五就压低声音打电话到武侯区人大，很是怕打扰人家，咳，那个，开始没有，呵，打扰了……还常委托我妈去问居委会，因为我去问会触动大妈们的神经，我妈每次也先行默念一下台词，再打……那样子很像地下党。
如果普选，我不担心共产党当选。一人一票本身就是最大的破冰意义，根本不选，跟选一下再上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大家还是选共产党，证明这个政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信服的党，如果……再说下去就敏感词了，具体例子参见1996年台湾国民党史。至于马化腾参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每一次都有富豪参选，也没见过谁真的当选。现实操作中，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
所以就必然引出下面这个观点：“当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和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这一刻，我简直有加入党的冲动。我只有三句读后感：一、从政治学，这是正确的，从数学它却犯了一个错误，十三亿八千万减去三亿八千万，还剩下整整十亿。二、就算那八千万，好多也常常忘了自己是党员。三、从亲缘学，我觉得谁也不必急着代表我，去跟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党攀亲。
民主是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彼此有相同也有差异，我只取其一意，本文切题：民主就是不攀亲。
▲资深记者和评论人士彭晓芸发表文章：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韩寒终于不“插科打诨”了，但人们混乱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寒近日在博客连续抛出三篇文章，文风大变，板起面孔“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有人将其要旨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前二论出来的次日即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理性姿态。而微博上，褒贬不一，有的正儿八经讨论观点，有的讨论的则是韩寒这个人，白热化的争论并未严格遵循公共理性的边界，从概念到逻辑，也多有紊乱，一时间，微博像极了大集市，人声鼎沸，虽不乏深刻的洞见，却很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此类议题平素在互联网空间多有讨论，但如此密集地、大规模地同时“命题作文”，可能确实是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连网站的高层管理者也按捺不住激动地亲自见证“历史性时刻”。
当然，也有别样的声音，诸如认为这是一次商业炒作，由经纪人和书商操纵。这样的旁支确实不在议题中心，对于关切这场公共讨论的内容的人来说，“三论”抛出的幕后故事已经无关紧要，激起舆论热烈争鸣，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已然是“伟大的胜利”。至少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但如果有人说郭敬明以自己的抄袭成功地引发了文化界对抄袭这件重要的事情的热烈讨论，所以郭敬明是如何抄袭的已经无关紧要了，相信同样的一批人会站出来反对。在公共论辩当中，这样的逻辑不自洽几乎被毫无障碍地原谅。
其实，关于“革命”的话题并不新鲜，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大报纸杂志多有精彩专题。至于“民主”，俞可平的专着《民主是个好东西》早脍炙人口，而关于“自由”，更是一个日常词汇，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早由严复于百余年前翻译（严复译本当时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三样东西经由韩寒这一演绎，竟引发全民对“革命民主自由”这些宏大概念说三道四，除了韩寒的明星效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国民都关切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次，只是被点燃了积蓄已久的讨论激情，韩寒，这回可真成了“燃灯者”。
恰如人们还没有就革命、民主、自由等概念指什么达成共识就开始大谈特谈要不要的问题，人们也没有就韩寒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么，就展开功过是非论，仿佛非要辨出个输赢，进而表态支持韩寒抑或抛弃韩寒。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论辩，比缜密地表述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表达饥渴，因此，谁都怕说迟了，“这事儿都过气了”。
学者们多指出韩寒在谈论这些宏大命题时的知识缺陷，也有同为文化名人的易中天力挺韩寒，赞同韩寒对文人的不屑和不信任。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薛涌则撰文说：“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迥异的评价，折射出论说者各自对韩寒的不同定位。
易中天在博客中说：“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可见他器重的是韩寒的巨大影响力，潜台词是巨大的影响力比是否专业、学术来得重要，循此逻辑，如果姚晨、章子怡小姐愿意谈论此话题，不管谈得好不好，易中天也是非常欢迎的。这样推理没错，但得出的定位是，在这种语境之下，韩寒是一位明星，不对其作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
而薛涌等指出韩寒文章之谬误的，虽然也是基于其影响力大的既定事实，但逻辑却是，既然舆论已经把韩寒塑造为“意见领袖”，那么，韩寒不应滥用影响力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传播含混甚至错误的知识，另一位海外学者张鹤慈在微博上也说：“就是因为影响力大，才需要对其中的错认真对待，而避免误人子弟，我批评的重点不是他本人而是韩寒现象，商业化的今天，多元化是重要的突破，商业化中最能够流传的当然不是严肃的话题，而多是媚俗的东西，批评的是严肃的问题媚俗化的表达。”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侧重的要旨显然很不一样，评价谁的“着眼点”更正确恐怕流于简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原韩寒的角色以及抽离就人论人的语境，回溯一下韩寒究竟是怎么炼成的，这说的其实已经不是韩寒本身，而是社会是如何塑造韩寒的，这种塑造透露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和微妙的社会心理，几可视为解剖时代的密码。
解剖这个时代，显然比解剖韩寒本人来得重要得多。
从群己权界的角度来说，韩寒愿意成为怎样的人，是否热爱读书，本来无涉旁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者可以指出韩寒的文章暴露了他可能不爱读书的事实——至少相关议题的书看得不多，但是却不能作出价值上的判断，究竟是读书的韩寒好还是不读书的韩寒好，究竟是爱做意见领袖的韩寒好还是赛车手韩寒好，不应分出高下，否则，便溢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进入一种没有答案的循环讨论。基于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边界，公共生活意见应当对公民的个人生活保持不偏不倚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舆论不应当干涉或者对公民的个体生活选择作出价值上高下的评判，更何况，谁也不知道韩寒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是怎样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就公众认知而言，韩寒究竟是谁？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民、赛车手、畅销书作家？今天人们看见的，还是过去那个韩寒吗？
如果仔细回顾韩寒的媒体形象，大约可以这么说，早年，他是一个少年写作天才，七门功课亮红灯而在高中退学，因小说《三重门》的出版而进入公众视野，此后，如纽约客的记者鸥逸文所说的，“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因门户网站的推荐，因嬉笑怒骂的博客文章引起草根极大的共鸣，他成为博客火热的时代里，与徐静蕾并列的博客明星，就像今天微博时代的姚晨那样。
当然，微博时代的明星更难当一些，这种交互式传播的方式，导致网站虽然可能操纵粉丝的数量，却无法操纵传播的规模。博客时代，后台将文章推荐到网站首页获得点击量证明了博客依然是个编辑时代，而微博，每一个人自主的转发和评论使得受众浮出水面，读者犹如拥有了投票权，因此，微博和博客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如果那是一个真实世界的话，差异犹如威权到民主的区隔，尽管微博仍有粉丝买卖等水分，但这就像有买卖票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民主社会的本质。
但韩寒并没有跳进微博，还发表博客文章对微博表示不屑。当然，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似乎妨害安静的深度思考，但实时的互动的模式，在制度层面，已经将博客这种单线传播的陈旧模式彻底抛弃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
与唐骏的谎言相比，在透明的商业规则之下，说真话而获得商业效益乃至超额利润，是无可厚非的，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的文章为此辩护：当说真话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只能说明，说真话是一种稀缺品质，这符合市场原则，说明这个时代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教授薛涌建议韩寒要读书，许知远对鸥逸文说：“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2010年4月，基于媒体人对舆论一边倒的韩寒现象的焦虑，我们曾经在时代周报做了一组专题，专题名字叫做《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对于韩氏话语的大肆流行泛滥的隐忧，做了全方位的剖析。专题提出，韩寒长期以插科打诨的姿态调侃政治，这相当于拆房子，但是，终究还是要建房子的，我们担心，届时韩寒以及深受韩氏话语影响的读者，忘记了房子是如何建的了。
在这组专题推出之后，我写过一篇编辑手记——《青年人，读韩寒还是许知远？》，并非要将韩寒与许知远对立，非得二选一，而是基于这样的深切忧虑，同样是青年偶像、青年文化人，许知远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思考，韩寒代表了网络的草根精神，但后者的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者，这是大众媒体以及读者的一种自然选择吗？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和社会心理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也许对我们很重要。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许知远会如何看待韩寒现象，但很快，许知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庸众的胜利》，虽也流传甚广，但无论如何，不能和今天由韩寒亲自引擎的这场大争论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比之我的短文《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李铁的《韩寒什么时候会OUT》，更为犀利直接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民粹倾向的时代：“韩寒说出一些聪明话，时代神经就震颤不已，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民族的失败。”
我赞同许知远敏锐的判断。人们给予韩寒廉价的赞美，给予韩寒不可承受之重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小”，还有你不敢赞美的，还有你对自己不敢的期待，于是，韩寒，成为了这个时代包裹在政治的犬儒与市场的狂欢之下的符号。
人们并不关心真实的韩寒是怎样的，也不关心韩寒是否可能承受这样的期待，总之，他就是这样毫无商量地成为了一个带有反抗意味但又无比安全，还能寄托一点点文艺青年小资情调的时代标签。人们没有注意到，插科打诨的游戏姿态下表述的政治表情，那是戴着面具、戴着脚镣的舞蹈，谁也看不见背后真实的面孔。
韩寒终于摘下了面具，人们却惊呼：他怎么变了，他勇敢了，他堕落了……
其实，如果不出意外，韩寒并没有变，只不过是他戴着面具的时候，你没有好好识别。
至于“庸众”为何是庸众，为何识别能力不高，恐怕和媒体被资本俘虏又非要摆出一副“理想主义”的姿势相关，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于是成为了媒体及互联网争相供起的“神器”。而疯狂的崇拜者，不少是教育的受害者，在一个公民教育严重匮乏的时代，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思维也未必比韩寒健全，于是，粉丝们甘愿接受韩寒戏谑式的安抚。
某种程度上，应当承认，当韩寒用不娴熟的甚至在学者眼里蹩脚的话语谈论时代的重大命题的时候，是这个时代进步了，那个风中的少年，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奔跑而已，甚或，他本来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奔跑，但由于此前那些狂热的崇拜已然把韩寒从风中拽走，一厢情愿地以加速度对这个少年施以“大多数暴力”，硬生生地把一个贪玩的青年推上了神坛。
这篇文章，我几乎不怎么谈论韩寒的“三论”的具体观点，甚至也不想争论那些宏大议题，诸如韩寒不懂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区别，韩寒轻视了民间此起彼伏的公民行动的力量，韩寒割裂了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恰如他追求的出版自由，难道出版权益、利润和他的价值理念之间，没有内在的统一吗？为何到了民间社会这里，要钱的诉求就一定是不好的呢？韩寒恐怕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甚至觉着，不一定要强迫韩寒去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那样，我们依然在犯错，在一如既往地把时代的责任推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兴趣，为何不自己去思考呢？为什么一定要韩寒替你想，替你喊，那么，你，那些千千万万的“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正因为这种焦灼的拷问，本文不是这轮争论里面的任何一篇论辩文章，也不是任何一方的辩手，仅只做了一个还原和回放，循着这一路看来，舆论风暴并不能改变韩寒什么，甚至也不需要改变韩寒。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韩寒难道没有做一个快乐的赛车手的自由吗？韩寒一定要读书，变成另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哈维尔吗？你问过韩寒的意愿没有？你看见韩寒的自问自答当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社会期待的叛逆没有？
对了，叛逆，韩寒一直在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抗争（不管这个多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韩寒的本色。
或许韩寒一点也没有变，他一直就站立在那里，只是我们不停地变换各种眼镜在看他，可惜，他不是3D，他是真实的中国文坛“坏小子”，我们要做的，是摘下各色眼镜，重新看一眼“被现象”了的韩寒，然后，起身，和韩寒一起，既不是交叉，也不是齐步，仅仅只是平行地，学习各自走路。
▲学者、作家杨早发表文章：谁说韩寒不读书
一
先说说韩寒的观点。
韩寒的观点一点都不新，总括起来一句话“革命不如改良”。掰扯革命有暴力非暴力之别，在这个问题的语境下没什么意义。在“革命/改良”的二元对立结构里，是否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是否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就是二者的分野。
有人说，天鹅绒革命呢？是啊，还有光荣革命，也叫革命。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使用到语源学，讨论译词的变迁，我看就算了吧。既然革命已经像起义、小姐一样，在公众脑海里形成固定印象，你要干什么跟历史不一样的事，不如另外起个名字。
在中国一百来年的历史中，革命还是改良，一直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今年大家都说，你看辛亥革命挺好，没死多少人，帝制终结，共和建立，政权也转移了，国家也没有分裂。但是想想辛亥后的历史，就不太能高兴得起来。这段历史的尴尬，就在于民主试验遭遇惨败，暴力革命又贻害无穷。
转到了今天，大家一看，今天跟一百年前，好像啊。这就好比上次你打关没打过去，复活了重启了又来到这儿，怎么打？参数设置要不要变？要不要去哪儿装备个血包？这是现在最纠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向历史要什么？我们的现实比百年前有什么进步？
“中国人素质不适合民主”，一百年来不断有人说。孙中山后来搞出军政训政宪政几个时期，也是觉得中国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遍民主。有人说这是精英对民众的低估，又有人反过来说“立即民主”是对民众的高估。现在村绅自治也是热门的话题。总之讨论还在热烈中。
韩寒从生活感受出发，觉得中国人还没法适应大民主，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有人说你看香港台湾怎么就文明了？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文明进程与之前的统治秩序是有关系的。香港、台湾的社会文明程度，不能说全是殖民的结果，但也跟殖民社会的强制文明脱不了干系。以中国现在互相投毒、老人不敢扶的伦理状况，要说突然无政府了，社会能自发建立自治秩序，以最小成本穿越过渡期，我是不太敢相信。
韩寒的意思，是中国跟捷克没法比，所以天鹅绒革命不现实。这就是个观点，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这种想法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直觉。当然这样说比较泄气，不过一百年来中国经常从某某国那里汲取经验，获得曙光，到现在反倒什么都成了中国特殊国情。这也是很吊诡的事。
总之，历史如果能说成小葱拌豆腐，那指定是不可信的。可信不可爱，可爱不可信，你要是想忽悠民众，那肯定拣可爱的话说。如果大家都来说真话，那么凭感觉说话，虽然不够严谨不够学术，但不是坏事。讨论问题最好都像搞历史研究一样，分“信”“疑”“释”三派，允许人去尝试破冰，也允许人站一旁悲观怀疑——各自的片面深刻达到相对平衡。
二
韩寒的《论革命》《论民主》写得没有以前的文章好，写得有问题。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因为他以前的文字大多是反讽，是消解，或就事论事，属于常识写作，容易叫好。而这两篇因为要提出一些观点，属于建构，这就超出了常识写作的范围，再用韩寒习以为常的笔调，就容易露破绽。
我注意到这两篇文章的特别之处。以前韩寒几乎不使用“大词”，更不提及历史。这倒不意味着韩寒真不读书——一个聪明而求智的人不读书，我才不信哩。只不过一来韩寒之前讨论的话题不一定需要引入理论与历史，引入反而可能造成阅读障碍，二来韩寒娴熟的“闲话腔调”跟理论与历史之间比较互斥——因此说韩寒是“当代鲁迅”简直是鬼扯，二人的下笔就完全不同。
然而《论革命》《说民主》用到了理论与历史，笔调还是韩寒习用的问答式闲话，这几乎就注定了这两篇文章的力不从心。不过，排除各式各样的阴谋阳谋论，就韩寒个人而言，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信你去读沈从文的早期议论文字，连舌头都捋不直的感觉，到老这人也没能写好论说文，所以你也可以放言“可惜从文不读书”。可是你不能说一个人擅长什么，就只能去干什么。一盘生意我们或许应该追求效益最大化，一个人，还是有权也应该探索各种可能性。韩寒过去基本不谈书不谈历史，可能是天性厌恶引用，也可能是配合受众的策略，很成功。但一个而立之年老是重复自己，跟拒绝长大的郭敬明有何区别？
不管如何，韩寒圣诞几篇文章让人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复杂。说实话，我已经看厌了教主每出一文，粉丝皆举手赞颂附和的红卫兵式景观，更看厌了各方老年中年拼命要招安年轻一代，恨不得颁给韩寒一个中国脊梁奖的急切嘴脸。被神化或符号化的韩寒，就会变成说不得的韩寒，一点儿错误都不能犯的韩寒，也就是停止生长的韩寒。这种景象本身就既不民主，又不多元（按照桑德尔的说法，中国人如刘瑜嚷嚷的“自由”，其实应该被称为多元）。
三
我们要牢记鲁迅的判断句：专家多悖，通人多浅。常识表达而今大行其道，所以不少公众看见砖家叫兽们就烦，似乎知道常识就知道一切。而大部分所谓“意见领袖”，看似百姓的代表，社会的良心，其实他们的见识，只足以保证在某些具体个案中获得如愿以偿的启蒙效果。说白了，如果不是某党某政府的颟顸无能相配合，他们哪能凭借敢言就暴得大名？这一点又跟晚清极度相似。
当敌我分明的时候，反对总是有效的、大快人心的。但当对手一旦消失，光是敢言就很麻烦。自辛亥至五四，言论自由基本无问题，各派人马，包括在清末最受欢迎的，民初最受欢迎的，还有努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年轻一代，都在给中国开药方。深受实验主义影响的胡适觉得不对味，要求多讨论问题，少谈点主义。被李大钊等迎头痛斥，那意思也是嫌胡适之不读书：纲张才能目举，主义没讨论明白，怎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从这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糟，什么主义都不起作用。现在很多人羡慕香港、台湾的人口素质。香港有什么主义？有自由没民主的殖民地，照搬“祖家”的制度。台湾今年大选辩论，谁也不拿意识形态作文章，都在讲民生经济。只有这块土地上，才出现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老百姓打死不明白的玄妙口号。
说到底，还是不同场域的问题。在公共领域，任何问题都必须化约为公众的切身感受与常识，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一是每个人的感知（我自由吗？这个国家民主吗？），一是经得起拷问的程序正义。不读书也能要求民主，不懂法也能主张自由。
至于在知识场域，不读书确实有问题，不要说没资格发言，有时脚都伸不直。问题是公共领域原则不要加诸知识领域，事事必须常识化表达，知识领域的傲慢，也没有必要带进公共领域来。韩寒《说民主》提到文人要扮演“一颗反向墙头草”，最多也只适用于公共领域。
今天韩寒发表了第三篇《要自由》，李承鹏也发表了《民主就是不攀亲》。韩寒的前两篇文章，和李承鹏这篇很不认同的回应文章，都有点高举高打，谈到中国现实就缠夹不清。缠夹不清是对的，因为历史与现实是如此复杂残酷，一篇短文就能说明白，只有两种可能：（1）这是理论到理论的智力推演，仅限于共享背景的攻受双方；（2）这是为了忽悠民众做点什么。如罗家伦揭示的那样，发动民众，一要简单，两句话说明白，二要容易，一举手就能做到。
《要自由》的所谓“讨价还价”，要自由的动机很个人“我，和我的媒体朋友”，列举的理由很国家：“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这看上去很像清末立宪派的进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反之则两伤，顺之则两利，伏乞皇上皇太后垂察。立宪派要君主立宪，韩寒要文化自由，其实都是要改参数，看看能不能改善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可以不让中国堕入周期律的轮回。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话题。所以我说，不管读不读书，概念对不对，这种恐惧是真实的，这种要求也是真实的。
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诗人、学者叶匡政发表文章：也谈革命
最近微博上，很多人争议韩寒《谈革命》一文。对一个作家来说，在此问题上被绊跟头，并不奇怪。韩寒的观点，代表了当下一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看法。“革命”一词，由于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的伤害，让我们今天不敢轻言这个词。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一词在今天已经蒙羞，甚至生锈。
多年来，我也对革命一词也充满疑问。直到前几年，读到阿伦特对革命的论述，我才对革命的某些悲剧之源有了一些认知。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真正的动力是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催生了革命这种创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
革命失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革命的畸型，这不仅会败坏我们对革命的理解，甚至会让人们反感和排斥一切革命。革命绝不是以一种专制权力代替另一种专制权力，也不是以一个阶层的专政取代另一个阶层的专政，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间，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才是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所有的革命，在开始时都会包含着大量的自由意识，但随着它的进展，结果才慢慢显示出来，它可能创造自由，也可能带来奴役。从早年苏联等一些革命的结果看，带来的是后者。能否实现政治自由，才是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革命的进程中，如果最初的自由诉求，被其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或受制于政党利益及社会财富的增长，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当以政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退化为反对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就是对革命的最大败坏。
阿伦特有个重要观点，认为失败的革命，往往是因为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她通过分析美国革命发现，虽然在革命进程中存在着社会歧视、奴隶制等等的社会问题，但革命者仍然坚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所以为美国民众的自由奠定了宪政基础。而失败的革命，往往把解决贫困、经济争议等一些社会问题，当作革命目标，把社会问题当政治问题来解决，最终使得宪法、权利、自由等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反而被悬搁起来。
中国历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众的苦难当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对建立自由政体这类政治目标，思考得极少。因为民众并没有通过革命获得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权力的扩张，及对自由的败坏。革命要求革命者杀人，革命者就杀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谎，革命者就撒谎。于是，革命演变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镇压，而不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国历朝历代，革命总是与暴力连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却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坏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个人的命。
当下很多人所以怕谈革命，多是把现代民主革命与传统儒家所言的“革命”混淆了。“革命”一词最早出自《周易》。《周易》有“革”卦，彖辞说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思是商汤和周武王的革命，是顺乎天命而合于人心的。“革”卦是离下兑上，也就是火下泽上，表明已呈水火相对之势，或火灭，或水涸，所以要革命。“革”卦还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意思是革命的目的是促进文明，让民众喜悦，这样才是通顺和正当的。它的象辞则说，革命只有取得了三次成就，才能得到人民信任。这些观点虽质朴，但先秦时代能有这份认知，实在难得。
儒家显然是有革命精神的，中国历代也有革命的事实，但儒家所言革命，多是指改朝换代，也即顺应天命与人心的变革，对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论述极少。包括孟子和荀子，对革命也多有论述，如《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荀子》说的“诛暴国之君”以及“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人主自取之也。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都肯定了“弒君”“诛君”的合法性。近代中国的革命，虽和西学东渐有关，但实质体现的仍是儒家的革命精神，所以总以失败告终。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革命。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如阿伦特说的，革命意味着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学者、专栏作家洪振快发表文章：与韩寒谈素质与民主
韩寒很了不起。我认同张鸣先生的一个判断：就公共事务而言，中国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韩寒的新浪博客是一个奇迹，无论他说什么，每篇博文的阅读量都是数十上百万，评论数千上万条，博客的总访问数现已超过五亿。我和周围的许多朋友一样，对韩寒很欣赏、很赞赏，和易中天先生一样，力挺韩寒。
最近，韩寒的三篇博文引起了很大反响和热烈争议。那三篇关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博文，触及许多重大问题，韩寒显示出难得的成熟和系统性的思考。当然，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那样，韩寒这几篇博文的观点并无太多的新颖性。比如要改革不要革命，这是十几年前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话题，当时也引起热烈争议，但现在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已不具有新鲜性了，如果这个观点由其他人说出来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波澜，但由韩寒说出来，情况就不一样，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议论纷纷。
韩寒博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众素质与民主的关系，韩寒认为民众素质低是民主无法实现的原因。这个观点也不新鲜，但却是一个偏见。去年英年早逝的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对此曾进行深入的研究，已批驳了这种偏见。从2002年出版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到2010年出版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蔡定剑先生一直在批驳这种观点，而且不是从理论上，而是用调查的结果去批判。
按照通常的理解，农民的素质不如城市居民，但蔡定剑先生去了很多地方，搞了很多调查，结果却显示，就对民主的热情——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而言，中国的现状是农村高于城市，农民高于城市居民。按照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的逻辑，假定农民素质低，城市居民素质高，那北京、上海的居民素质应该全国领先，大学生、博士生比例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高，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北京、上海先搞民主？
就世界历史经验而言，蔡定剑先生举例说，当年逃往北美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素质未必就很好，他们都能搞出很好的民主，这就说明民主跟民众素质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
英国在17世纪、美国在18世纪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若论民众素质，似乎没有证据和理由说已进入21世纪的现在的中国差于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美国。当代中国人的素质，估计没有人会否认北大、清华师生的整体素质全国领先，那么是否可让北大、清华搞民主实验呢？如果北大、清华师生的素质都不足以搞民主，那么什么样的素质才够？
按照某些人的设想，民主与素质正相关——似乎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政治觉悟高的人民主意识更强、更看重民主权利。然而，中国的现实恰恰与之相反。
蔡定剑先生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民主选举的发端地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也没有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群体中，恰恰相反，许多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不少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问题比较多的“问题村”、“后进”村里搞起来的。这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乡村干部腐败，农民负担重，村里问题多，上级党委、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这才想到放手让村民选举，自己解决问题，但这一放手，没想到放出了真正的民主，发现“落后”的农民有高度的民主意识、民主热忱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原来他们并不愚昧落后，并不缺乏民主素质，而是人为地禁锢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束缚了他们的民主权利。
韩寒认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普通民众，“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民众只要拿到钱就满意了。这与蔡定剑先生的调查相反。很显然，韩寒受了偏见的影响，对问题缺少研究，其观点与事实不符。
韩寒无疑是天分很高的人。但正如有人所说，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易中天先生认为这很无聊，反问“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这种反问不无道理。但学术和专业精神还是需要的，毕竟社会问题很复杂，没有专精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很难有深刻的认识。无论是韩寒，还是易中天先生，恐怕都不会认为自己在民主问题上比蔡定剑先生更有发言权。
▲署名爱德华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韩寒成了反革命
在我青少年时期，反革命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一，其中的“反”就是指“反革命”。当时政权名称叫做“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它将反对的人定为“反革命”，这人不仅被万人踩，受尽人间羞辱苦难，其亲属子女也都受到牵连和歧视，人们对他就像见了瘟疫病人一样。
这才过了40多年，世道完全变了。在国家当政者眼里，反革命成了可爱的人，仅次于他们身边的“小三”。“小三”可以“三陪”，使得他们生活舒心，反革命可以“一陪（心理按摩）”，使他们政治上没有压力，前途无忧，安心过豪华尊贵的日子。
世道变了，反革命开始“高贵”起来，许多敏感的文人纷纷成了反革命，忙着演讲，写文章，抨击革命者，歌颂真正的反革命者。例如批评革命思想家鲁迅先生，谩骂共和宪政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吹捧改良派名人康有为，赞美窃国大盗袁世凯。
他们虽然忙，但心里却很踏实。一来他们感到很安全，当政者喜欢他们，主张民主革命的人即使成功了，也不会打击他们，因为这些人还主张言论自由。二来他们能得好处，至少名人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国家级保护。
就在此时，一向不频繁发表博文的韩寒，连发3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谈革命》在先，为此，我这篇文章以《谈革命》为主，顺便说《说民主》和《要自由》。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中，开篇提到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说“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
韩寒这句话中的“是的，听着有点耳熟。”是句暗语，我给他说白了是指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共产运动。韩寒说的没有错，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农民共产运动性质都差不多。
白莲教以念佛得西方净土（弥陀信仰）为根本信仰。太平天国虽然是“拜上帝教”，但天王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外国基督教徒得知给他看《圣经》，告诉他上帝只有耶稣一个儿子，其他人自称儿子要遭殃。他说《圣经》是异端，他只信奉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写的《劝世良言》。农民共产运动信仰马克思，尽管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仍然坚信不移。马克思得知说“我播的是龙种，收获是跳蚤。”。
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农民共产运动都是农民革命，他们信仰错误，不能因此说其革命行为也错了。革命农民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如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他们都是因为不革命不得活才革命的，只有通过革命来改变命运，改善生活。他们的革命行动创造了历史，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又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
蒋介石对太平天国评价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诗文钞》序），又说“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也适用于对白莲教起义和农民共产运动的评价。总之一句话，革命有理。
当然，他们的革命都有历史的局限性，用现在的价值观衡量太暴力，太血腥，太残酷，可在那时候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因为革命者面对的是靠宝剑和枪支维护的专制政权。革命者不暴力，不血腥，不残酷等于自杀。
现在的反革命们抨击农民革命最激烈的是，农民革命成功后又搞专制。这种抨击一半没道理，一半有道理。世界在300年前还没有共和宪政社会，要求中国农民革命政权建立这种社会未免太高，相当于要求他们制造出火车头一样可笑。
太平天国革命时，美国已经建成了共和宪政社会，可是天王洪秀全太自大自狂，自认为是上帝的儿子（天子主人），以民众为奴仆，不肯像美国华盛顿总统那样甘愿做上帝的仆人，以民众为兄弟姐妹，一律平等对待。结果他革命成功后过上比皇帝还奢华糜烂的生活，很快就灭亡了。据说洪秀全最终因饥饿而死。农民革命成功后有错误，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革命。
中国农民共产革命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国家实行共和宪政，毛泽东还有很多赞赏共和、宪政、民主的言论和文章，比美国总统华盛顿说的多，说的漂亮，可是做的事比中国任何一位帝王更加毒辣。他在革命成功后很快搞专制独裁，使得中国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不能因此否定农民求自由、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行动，当然也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和战友们早年为革命作出的奉献。
韩寒出生和成长在和平环境中，又在条件优越的大上海生活，没经历过苦难，自然不想革命，害怕革命，直到反对革命。尤其是他在成名之后，非常爱惜和保护孔雀般美丽的羽毛，自然不愿意再如雄鹰般展翅搏击，经历暴风骤雨。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中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旧式的民众革命与新式的民主革命混为一谈。他不提辛亥共和革命，也不提利比亚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发生见钱就抢的情况。即使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共产革命，也没有见钱就抢，抢了钱也不获为己有，而是“一切缴获要归公”。毛泽东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在于他不贪财，也不允许他下级贪财。他的问题是贪权、贪名，中国就他一人说了算，只能拥护他。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犯了另一个重要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国民众的觉悟。尽管专制文化和教育极力毒害民众思想，限制和封锁他们接受西方民主观念，但在信息时代，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观念如电的速度般在天空中传播。就说乌坎村民维权抗争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他们做的有勇气，也有智慧。我想韩寒身临其境也做不出来。民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自以为高明者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韩寒说了一句非常幼稚可笑的话，他说“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我们知道在朝鲜，只要金三世发一个指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立刻就没人敢会车再开远光灯了，因为“最高领袖”发话了，谁会车再开远光灯，等于蔑视“最高领袖”，就要遭“严打”。难道朝鲜民众比中国民众觉悟高？到了可以革命的时候了？
韩寒在《说民主》文章中说了一句非常雷人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
韩寒说这话似乎记性不好，他忘了苏联解体就是共产党内部改革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曾经是首都市委书记的叶利钦联手，使得世界最强悍的共产专制政权解体，实现了民主制度。韩寒说党就是人民，这话说对了。中国现在党员是人民，精英们常说的“党内民主”就是这个意思。那人民是什么？是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像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一般被剥夺了。
在《说民主》文章中，韩寒还说了一句非常中庸的话。他说“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按照韩寒的逻辑，利比亚反对派弱小的时候，他会站在反对派一边支持民主革命，当反对派由弱转强，卡扎菲专制势力由强转弱的时候，他开始站在卡扎菲专制势力一边反对民主革命。只有让反对派不输不赢，让卡扎菲不死不活，才有韩寒追求的一切。我真看不懂韩寒在追求什么？也许在追求玩赛车般的快感吧。
韩寒在这篇文章里又谈到国民素质低，难以建立好制度。他用了“表面素质”“素质与人性”新提法，在先有高的国民素质，还是先有好制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上打转，最后也没有明确结论。
我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不是国民本身的过错，都是专制制度用旧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害的。要想有高的国民素质，必须先使专制制度解体，用民主宪政制度取而代之。然后通过自由平等的，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新思想文化和教育引导国民，提升国民素质。
韩寒在这篇文章最后说“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如果全国人都像韩寒这样反对革命，哪里还会有革命？没有革命，哪里还会有“改良的筹码”？韩寒想把冲在前面的民主革命者当筹码，如果他在利比这样说，那里的革命派没准会向他小腿开一枪，让他知道没有革命者愿意做别人的“筹码”。
韩寒在《要自由》文章显得很无知，通篇言不及义，他似乎不知道自由真正的含义。自由是什么？就是人的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只要不违反法律，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从心而为。从心而为的生活，舒展个性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人生。
我在美国生活12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I like（我喜欢）”，或者是“I don’t like （我不喜欢）”。可是，这话在中国很少听到，都闷在心里想，不好意思说出来。比如女人找丈夫，见了面，介绍人问她的意见，她常常不好意思说。于是，这介绍人让她点头或摇头。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愿意表达，复杂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韩寒在《要自由》文章中说道“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韩寒自以为是名人，一声恳请，官方就把捆绑在文化、出版、新闻、电影身上的绳子解开了。
如果真是这样，不要说革命没必要，改革和改良也都没必要，全国的文化人都跟着韩寒下跪恳请就行了。我看到古今中外，自由都是争取来的，能和平争取到最好，实在不行，绝无希望的时候宁可使用暴力。“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近百年，可是有文学家之称的韩寒竟然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恳请”。
我曾经很喜欢韩寒，喜欢他思想独立创新。尤其喜欢他《独唱团》的名字和初始封面设计。一个裸体双手拿着一支枪，一个圆形物体挡中央。自那以后，我成了他“粉丝团”的一员。我曾多次写专题文章赞美他，当他受到李敖父子攻击的时候，我还帮他还击。那时侯，我也知道韩寒思想比较幼稚，但相信他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会越来越成熟。可万没想到他成了反革命。
我不主张革命，但绝不反对革命。如果有冤狱人的弟弟，冤死人儿子找到我，问我该不该革命？我会告诉他说，我希望社会和平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现在还有希望。如果没希望了，我会和他一起革命。如果他执意现在就去革命，我也不会阻拦反对他，因为他的处境和心情比我痛苦多了，是我无法体会的。
我不主张革命，看起来和韩寒反对革命比较接近，实际差别很大。所以，我现在郑重宣布，暂时退出韩寒的“粉丝团”。为什么要暂时呢？理由还是他年轻，思想变化快。也许有一天，他的思想像他的赛车般冲到我前面，我的思想如老式“解放牌卡车”般，再也无法追上他。现在给他下什么结论都太早，只有期待。
●海外媒体报道和评述韩寒的三篇博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011年12月26日报道：韩寒“革命”“民主”“自由”博文三部曲引发舆论激辩
中国青年作家韩寒
中国大陆年轻作家韩寒于12月23、24、26日连续发表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直接面对当下重大政治问题表态，引发众多关注。他在文章中表达的对现阶段中国民主的悲观态度，也激起了网友争论。
韩寒的博客不定期更新，通常一到两周一篇，且标志是具有韩寒个人风格的俏皮话。但最近的《谈革命》《说民主》以对答形式在圣诞节前连续出击，前者仍然保持了标志性的俏皮风格，而后者较少调侃色彩，而26日的《要自由》更以少见的庄重独白语气发表，可以看做是韩寒对相关问题较为严肃的表态。
在《谈革命》中，韩寒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即错，非带路党即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韩寒以开车为例提出一个象征性的悖论：如果问什么时候是革命的好时机，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恰恰在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
续篇《说民主》可以看作是对此前批评的回应和继续。针对中国知识界对哈维尔的缅怀，韩寒认为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三者共力才能形成捷克式的天鹅绒革命，而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暴力革命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
韩寒称自己并不认同“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的论调，他认为民主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他称自己因为参加拉力赛去过上百个的县城，和各种人聊天后发现，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
韩寒还提出两个富有争议的观点，一是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和三亿亲属关系，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二是如果革命到来，文人应当扮演“反向墙头草”的角色，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
26日的《要自由》一文，则身体力行地实践“讨价还价”争取自由的原则。韩寒“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作为交换条件，他个人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但是，如果两三年后情况没有改善，韩寒表示将在每届作协或文联开会时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此前韩寒因为对现行体制持讽刺和批判立场，被广泛视为影响最大的年轻一代自由旗手。这次他直接而坦率地表达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悲观立场，在微博上引起了激烈争议，众多媒体人、学者及网民都纷纷表态支持或批评。
此前曾经被韩寒嘲笑的《环球时报》特意发表社论力挺，截止前两篇博文发表后，主编胡锡进盛赞韩寒的言论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社论起草人之一王文也宣称，韩寒思想“蜕变”将是对自由派人士的重大打击。同时，有反对者批评韩寒此番言论是“五毛”升级版，甚至称这是韩寒“和自由主义决裂的宣言”，学者吴稼祥称，韩寒的素质论其实就是中国官方的立场，甚至嘲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在等他”，暗示韩寒被官方招安。
同时，很多人对韩寒的论点持有保留的赞同。历史学者张鸣明确表示认同韩寒的观点，认为中国很难发生天鹅绒革命，要革命的就是黄巢李闯式的。宪政学者萧瀚也认为，赞成其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对知识人批评部分，但不赞同他牺牲观点支持弱者以求各派共存的观点。
据韩寒父亲韩仁均表示，韩寒自称此举意在“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网友“幸运江底沙”形容称，韩寒的两篇博文就是投向池水的石头，那两块石头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池水涌动了，不会再是一汪死水。
尽管“革命”和“民主”话题在微博上激起论战，但除了《环球时报》发文表态，控制较严密的平面媒体上没有引发更多反响，显示出这一话题还有相当的敏感性。但是，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以前仅在部分学者和媒体中讨论的当下中国“革命和改良赛跑”话题，通过韩寒的巨大影响力由此浮出水面，进入大众、尤其是数千万粉丝的视野。
现年29岁的韩寒出生于上海，目前是职业赛车手、作家。他在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同年写作小说《三重门》，随后有多部作品问世。2010年他主编杂志《独唱团》，历经坎坷出版第一期，但第二期印刷完毕后遭到封杀。他的博客访问量显示高达5亿1千4百万次，是中国当今影响力最大的个人门户。
▲德国之声（DW）2011年12月28日报道：韩寒论“革命、民主与自由”引发争论
在中国拥有极高知名度的年轻作家韩寒最近接连发表三篇文章，讲述自己对革命、民主和自由的看法，也引起了不同的解读和回应。
韩寒之前曾经发表一篇短文，让网友把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他会一一作答，而这一系列文章就是对网友和国内外媒体的回答。短文之后的网友留言有三万多条，除了粉丝的问候之外，有人要求韩寒就校车事件等单独个案发表意见，也有人问关于其私人生活的问题，比如女儿的情况、为何拍广告等等，甚至还有人要求韩寒推荐汽车型号。但韩寒选择做出回应的，却是三个宏大的题目”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
拒绝革命 期待改革
在首先发表的”谈革命”中，韩寒表示，革命最终都会被”心狠手辣者”绑架，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革命，而是需要有力度的改革。随后的”说民主”，韩寒将革命与民主的话题继续引申，指出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过这一点，而民主是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韩寒关于革命与民主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在最后一篇”要自由”里，韩寒以”文化人”的身份呼吁当局允许自由写作，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并提出以”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中共）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作为交换条件，希望文化界和官方达成共识，”各退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韩寒同时表示，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将在每一届的作协或文联全国大会召开时前往”旁听或抗议”。
有人支持 有人批评
博客访问量超过5亿的韩寒也许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但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时评经常被大量转载和评论，有时也会引起争议，但最近这三篇系列文章所引起的争论却无疑是最为激烈的一次。韩寒文章一出，就有不少人在网络上做出回应。被认为立场较为倾向北京的《环球时报》发表系列文章支持韩寒的观点，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的文章，称赞韩寒”化蛹为蝶”，超越左右。该报主编胡锡进也发微博说韩寒”讲了大实话”。
与此同时，不少人对韩寒的观点提出激烈批评，其中攻击最为集中的一点就是所谓”素质论”，也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所以不适合民主。尽管韩寒在文章中曾表示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但也确实强调国民素质虽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民主到来后的质量。同为时评作家的长平表示，中国国民的民主素质不高确是事实，”但这是专制的结果，而非理由，就像你一直不让一个人下水，他当然就不会游泳，然后就说他不会水性，所以不配游泳，或者说要熟悉一些水性之后，再让他游泳，但如果照这样下去，这一天是等不来的。”
在韩寒文章中另一个引发激烈辩论的内容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呼唤改良，避免革命，在这一点上很多知识分子与韩寒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对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区别，却并不一致。旅居澳大利亚的民主人士张鹤慈表示：”其实革命和改革他也没分清楚，他否定天鹅绒革命，而天鹅绒革命实际上比改革的代价还小，所谓天鹅绒就是没有打碎玻璃的革命，但从社会代价上来说，也是民主软着陆的形式。”
长平也认为，韩寒对于革命和改良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重复了李泽厚”告别革命”的说法，也是对中国历史演进的一种事实描述，”但这种论述忽视了民众的权利，似乎历史都是由社会精英周密安排的，普通民众只有被安排的命运，他们的个体权利在等待改良的过程中成为理所当然的代价。”此外，刚刚发生的乌坎事件，民众成立自治组织，并与官方进行部分带有暴力性质的对抗，最终达成官方与民间的协商和妥协，类似事件是否能简单地用”革命”或”改良”来概括，值得深思。
不同声音 激辩民主
在很久之前就撰文批评韩寒”肤浅”的张鹤慈曾经遭到”韩寒迷”的围攻。对于韩寒这次的三篇文章，张鹤慈依然坚持认为韩寒”逻辑混乱”、”表达不清”，比如认为”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但张鹤慈强调，自己与其他批评韩寒的人并不一样，其他那些批评者其实”误解”韩寒了，”他们认为韩寒过去挑敏感问题说，就成为了不同政见者，作为民众领袖了，这不是韩寒的责任。韩寒有他的自由。他们过去自己心目中造就一个韩寒，一旦韩寒和他们心目中不一样，他们就生气了。其实像韩寒这样的不同声音能够出来，不管水平高低，对于中国社会多元化是一个好事，但不要搞成造神运动，捧得那么高。”
曾经长期在中国内地从事媒体工作的长平认为，韩寒过去主要针对具体事件发表评论，而这次用三篇小文章来谈三个大问题，的确留下了很多讨论的空间。但是，在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社会人物中，韩寒是少数愿意公开就此类话题发表言论的人之一，仅此一点就应该鼓励他继续表达观点，引发思考和讨论。
▲自由亚洲电台（RFA）2011年12月31日报道：韩寒自由民主革命观点同龄人是否认同？
中国80后的代表性偶像作家韩寒近日发表了《要自由》、《说民主》和《谈革命》三篇博文。韩寒在博文中说，中国不需要革命，需要改革；讲民主在中国就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迟早会到来；每个人对于自由的需求是不同的。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争鸣，有支持的观点，也有批评的声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为此邀请到中国两位韩寒的同龄人一起讨论一下中国的年轻人是认同还是批评韩寒的观点。他们一位是关注社会民生问题的湖南长沙博客小树， 另一位是曾经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民间记者第一人”的周曙光。
记者：“韩寒的三篇短文你们两人都已经看了。我首先问一下小树，结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你怎么看韩寒的观点，你认同吗？”
博客小树：“韩寒的观点我觉得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民主确实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是所谓的讨价还价就是卖家和买家有一个平等的机会，至少要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平台吧。至于说革命的话，中国到底需不需要革命这个我没有发言权。
记者：“那周曙光你怎么看？”
周曙光：“网上的很多比较知名的公共知识份子或者学者他们对韩寒进行冷嘲热讽，我看了很莫名其妙。除了这样的表达之外，有没有认真地去分析他哪儿里说对了？哪里说错了？我后来看到张铁志的一篇文章，也看到一篇杨恒均的文章，杨恒均认为改良和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只有有改革、有行动造成了这种压力，政府才会有进行改良的可能。所以无论是改良和革命都是需要争取。他还提到如果是在70年前或者是80年前，他也会去参加这种暴力革命。但现在的话他没有表达。然后张铁志的文章提到具体的一点点分歧，因为张铁志好象是政治学在读的博士吧。他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应该知识结构比韩寒更加完善。所以，我觉得这场争论的话韩寒可能真及时抛砖引玉，他不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太严谨，但是他还是把这个话题挑起来了。”
记者：“周曙光这里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在他的文章中他说道‘知识份子们预定了一个前提说中国不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体制的问题，可惜明显跟人民群众的意愿背道而驰’。那你认为中国现在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源于一个体制问题吗？”
周曙光:“是的。体制问题一党专政会对社会制度方面进行限制，但是我觉得韩寒也没有说错。对知识份子子来说体制存在很大的障碍需要改革，需要一场革命，但对于这种小老百姓来说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到目前为止看不出农民和底层的工人现在有支持革命的倾向。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情。”
记者：“那我再问一下小树，那么韩寒在文章说‘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就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而且现在提出一个文化建设。你们认为在2012年，文化、出版、电影各个方面让政府松绑，给文化领域一些自由，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小树？”
博客小树：“其实凡是一个体制的改变往往体现的就是文化。就是从文化上讲，中国媒体大家能够讨论先开启民智然后才能推动体制的一些革新。至于说2012年中国在文化体制方面会不会松绑？会不会政策走向宽松？我想也许有走向宽松的可能。但是在2012年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质变、一个很飞跃的改变的话，我觉得不大可能。
记者：“好。周曙光。”
周曙光：“如果希望有文化出版方面这种松绑，有这种倾向的话一定需要双方的配合，一方面是民间的不断冲击底线，不断地获得更多的谈判的筹码；另外一个政府方面也需要对这方面有些认知，要不然的话最后会形成对立。当我看到这三篇文章的时候，我当时有一段评论就是说与其谈革命、说民主不如谈筹码、论底线，筹码就是和对方获得谈判地位拿什么去争取你的利益？比如像乌坎的话，他们就是以这种确确实实的上街去争取到了谈判的筹码。”
记者：“那周曙光你认为韩寒说‘对自由的追求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个观点你赞成吗？”
周曙光:“我赞成因为有些人还在为了温饱，有些人却已经想去寻找个人的尊严、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去追求更多制度上的平等。”
记者：“小树，你同意韩寒这个观点吗？”
博客小树：“我也认同韩寒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人的尊严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的收入层次再低的话他追求尊严的这种心思可能是有的。”
记者：“好，我们再谈一下韩寒所说的民主。韩寒说‘天鹅绒革命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认为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和文人的领袖，但是这三者似乎在中国都不具备。这点我想先问一下小树，你对韩寒所说的这个民主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以及展望中国将来的发展适合中国的情况吗?”
博客小树：“在目前的话环境还没有成熟，将来可能要到将来再说。要说讨价还价只能有一个平等的平台，你讨价还价说不定人家强买强卖也不一定呀。”
记者：“但是这个平台什么时候才能搭成呢？”
博客小树:“这个平台目前还不成熟，可能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是说首先要在文化方面渐渐松绑，然后民智渐开，大家都可以起来讨论了然后才能不断前进。”
记者：“那周曙光，你怎么看？”
博客小树：“我完全支持韩寒这种观点， 但目前我们的观察里面看到的是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公民社会就没有能力去跟政府谈判。”
记者：“好，那我们再看韩寒说的第三个问题：谈革命。具体地说革命与中国未必是个好的选择。但是他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周曙光。”
周曙光:“在埃及、利比亚这些伊斯兰国家，他们有一种民间的力量就是宗教的力量，能够让人们还是能够相互之间声援。在中国的话社会成员之间是比较冷漠的，除了有些现任商人联系导致人们会有些相互的声援之外，很少有民间的社会力量或者是民间组织能够有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我觉得目前来说真的很难能够形成这种广场革命。”
记者：“最后我问一下，小树你对中国自由的发展，还有国人对自由的认识这个前景和现状你感到满意吗？”
记者：“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在某一个时候还是会实现的。”
记者：“那周曙光，你怎么看中国的自由的现状和未来？”
周曙光:“自由是需要更多的经济规则彻底的执行才能换来自由，大家服从一个可信任的制度的话，大家就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如果陷入混乱的话，实际上会失去更多的自由。”
记者：“那周曙光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的民主和未来？”
周曙光：“我觉得经济发展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现在很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所以我觉得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应该都有表达过要推进政治改革，但是官方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出于这个权力制约， 我觉得他们迟迟不肯放弃这个权力，所以需要民众更加积极地支持社会运动，然后争取更多的谈判地位，只有这样子社会才可能有持续的进步。”
记者：“好，那小树你怎么看中国民主的现状和未来？”
博客小树：“我的观点基本上跟曙光兄的是一致。你说悲观的话，历史的车轮总是要滚滚向前的。说乐观的话，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下子要改变过来必然要经历一番镇痛的。
周曙光：“中国的这种现状如果我们及时地来推动言论自由、推动军队国家化、推动出版自由、推动开放报禁、党禁的话… … 。”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与湖南长沙博客小树和有“中国民间记者第一人”美誉的周曙光一起讨论青年作家韩寒近日三篇博文有关自由、民主和革命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