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针对“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全球年度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发表了“中国的人权进步”的社论(以下简称《社论》)。该社论并自欺欺人地向世人展示皇帝的新装——中国人权的“进步”。《社论》开篇就胡说八道地指责“人权观察”实质上是一个从属西方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说“‘人权观察’的报告在一贯的捕风捉影和陈词滥调的主观臆断外，今年更把人权攻击的主要矛头放在政治问题上，这样的报告已经不是一份人权报告，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份以人权名义发布的政治报告。”《社论》刻意美化中国政府对人权的粗暴践踏行为，把对人权的侵犯美言为“正常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乃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常”的投票行为。
《社论》对“人权观察”得出的“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结论极为恼怒。认为“人权观察”根本不在意自己与西方国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对立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公然倡导西方国家要对中国施加压力。把“人权组织”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说的 “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这段具有普世价值观的话歪曲为 “‘人权观察’已经实质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组织，试图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谋来实现自己在人权上的政治目的。”《社论》对在《报告》中看不出中国人权状况的丝毫关切感到很委屈，却忘记了本国的监狱里还关押着大量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忘记了数百万计的访民无家可归地在寒风中奔波喊冤，忘记了无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忘记了因自家房屋被强拆而在桥洞下栖身的拆迁户，忘记了弱势群体被权贵集团肆意欺压……。
《社论》折射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二字恐惧性的条件反射心理。在中国政府看来，不管是西方国家政府而是非政府组织只要一对中国政府提人权问题就是与中国政府对立。说中国人权“每况愈下”就是在推测乃至臆造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按中国政府的逻辑，人权已经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无关，中国的人权是否取得进步是不重要的，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上不能受到批评，中国侵犯人权是在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道路，就是“正常”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合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利。《社论》无理斥责“《报告》不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审判者的地位，更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既然中国政府认定人权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容他人干预，那么为什么还极力去扶植朝鲜金氏专制统治呢？难道维护朝鲜政府的对人权的践踏也是中国政府的内政吗？
《社论》说“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社论》无视中国人权环境一直在恶化，处于下坡状态的现实，竟然恬不知耻地如此标榜自己。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11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报告，根据17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情况，评出10个新闻自由状况最好的国家，和10个新闻自由状况最差的国家。遗憾的是，中国被列在这第二个名单中，在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74位，比2010年的第171位又有后退。2011年，中国加大了对不同意见、宗教自由、政治讨论的打压、，甚至打压那些为因食品和药物污染中毒人员争取权益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异议人士因言治罪 被判处徒刑2011年有所上升，如民主与人权活动人士陈卫和陈西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被视为颠覆中共政权的文章被判处9年和10年徒刑。今日之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手机和网络的不断普及，扩大了中国公民接受信息和适当表达看法的自由度。但是，当局对异议人士言论的压制，比前几年更加严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苏联、东欧的民主变革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胜利。从现实来看，如果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优越，为什么中国的权贵们要移民到欧美和澳洲去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朝鲜、越南、古巴去留学呢？所以西方自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也不为过。至于西方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是善举行为，更是无可厚非，理应值得弘扬。
《社论》说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纯属胡说八道，犯了常识性错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世界的政治制度千差万别，谁有时间、有精力、有国际义务去甑别他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西方政治制度，然后挑出来专门进行打击？《社论》指责《报告》说 “‘人权观察’的报告在一贯的捕风捉影和陈词滥调的主观臆断……”，而自己也说《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这是不是也在捕风捉影和主观臆断呢？客观的说，“中国崩溃”恰恰是中国权贵们的现实心态的反映，裸官和忙于移民海外就是权贵们担心中国崩溃的真实写照，现在倒打一耙，臆断西方从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不是“无赖”的行为？就阿拉伯之春而言，可以肯定地说，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不需要任何人来臆断，中国国内的人权运动肯定会持续高涨，出现大规模的群体维权事件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人权问题也会出现得越来越多，当然中国政府面临的人权问题挑战的压力也会越来越重，这匹顽固的骆驼迟早会被人权运动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近年来，中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的威胁、傲慢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应提高，“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和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和质疑。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缺乏制约手段，恐惧、傲慢和焦虑构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国形象的复合性内在逻辑链，在这些心态支配下，西方一些人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状况的，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成为其无奈的政治选择。”
对《社论》进行逻辑推理，不难发现《社论》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前面指责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隐含“中国崩溃论”。接着又讥笑西方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发展感到不安和焦虑，“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这使人分不清到底是西方国家看不起中国还是害怕中国，是西方制度优越还是中国模式营养成分充足？《社论》有《人民日报》首发，操笔者理应有相当的文字功底。但此文犯如此低级错误，使人怀疑作者的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孩时吃多了毒奶粉，是不是流脑疫苗受害者，抑或在周其凤旗下的北京大学“大才子”中文系孔庆东教授下读研究生时吃多了地沟油？
“13亿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不断增强的社会制度下”有学者说：凡是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犯之国，一定是有大问题之国； 凡是定颠覆罪之国，一定是有理由颠覆之国；凡是害怕和反对宣传自由民主之国，一定是非自由民主之国……因政治观点与政府相左的民主人士在中国获刑的案件时有发生，如最近，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浙江的朱虞夫，因发表了一首针砭时弊、批评当局的诗篇被关押。在2012年元月31日，朱虞夫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送上审判台，检察官在法庭上援引朱虞夫的一首诗中“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要证据。
一个住高档别墅、开特权车、吃特供产品、坐豪华办公楼、公款吃喝超万亿、比赛包二奶、出门前呼后拥、讲空话、妻子儿女送往国外、财产不透明、不受监督问责、权力不受约束、整天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权贵集团，动辄就以强拆剥夺百姓住宅地和财产权、以黑监狱和精神病院对付访民、以劳动教养处置独立参加人大代表竞选的公民，其统治下的13亿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的社会制度下吗？答案不言自明。
《社论》对“人权观察”得出的“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的结论极为恼怒。认为“人权观察”根本不在意自己与西方国家政府在表象上保持对立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公然倡导西方国家要对中国施加压力。把“人权组织”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说的 “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市场，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经济上与西方作对，尤其是当西方国家都保持一致立场时；因此，欧洲不应该惧怕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应该加强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这段具有普世价值观的话歪曲为 “‘人权观察’已经实质上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组织，试图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谋来实现自己在人权上的政治目的。”《社论》对在《报告》中看不出中国人权状况的丝毫关切感到很委屈，却忘记了本国的监狱里还关押着大量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忘记了数百万计的访民无家可归地在寒风中奔波喊冤，忘记了无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忘记了因自家房屋被强拆而在桥洞下栖身的拆迁户，忘记了弱势群体被权贵集团肆意欺压……。
《社论》折射出中国政府对“人权”二字恐惧性的条件反射心理。在中国政府看来，不管是西方国家政府而是非政府组织只要一对中国政府提人权问题就是与中国政府对立。说中国人权“每况愈下”就是在推测乃至臆造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按中国政府的逻辑，人权已经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无关，中国的人权是否取得进步是不重要的，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上不能受到批评，中国侵犯人权是在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道路，就是“正常”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合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利。《社论》无理斥责“《报告》不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审判者的地位，更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既然中国政府认定人权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容他人干预，那么为什么还极力去扶植朝鲜金氏专制统治呢？难道维护朝鲜政府的对人权的践踏也是中国政府的内政吗？
《社论》说“近年来中国的人权进步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在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人权状况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权发展道路，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社论》无视中国人权环境一直在恶化，处于下坡状态的现实，竟然恬不知耻地如此标榜自己。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11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报告，根据17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情况，评出10个新闻自由状况最好的国家，和10个新闻自由状况最差的国家。遗憾的是，中国被列在这第二个名单中，在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74位，比2010年的第171位又有后退。2011年，中国加大了对不同意见、宗教自由、政治讨论的打压、，甚至打压那些为因食品和药物污染中毒人员争取权益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异议人士因言治罪 被判处徒刑2011年有所上升，如民主与人权活动人士陈卫和陈西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被视为颠覆中共政权的文章被判处9年和10年徒刑。今日之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手机和网络的不断普及，扩大了中国公民接受信息和适当表达看法的自由度。但是，当局对异议人士言论的压制，比前几年更加严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苏联、东欧的民主变革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胜利。从现实来看，如果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优越，为什么中国的权贵们要移民到欧美和澳洲去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朝鲜、越南、古巴去留学呢？所以西方自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也不为过。至于西方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是善举行为，更是无可厚非，理应值得弘扬。
《社论》说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纯属胡说八道，犯了常识性错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世界的政治制度千差万别，谁有时间、有精力、有国际义务去甑别他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西方政治制度，然后挑出来专门进行打击？《社论》指责《报告》说 “‘人权观察’的报告在一贯的捕风捉影和陈词滥调的主观臆断……”，而自己也说《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这是不是也在捕风捉影和主观臆断呢？客观的说，“中国崩溃”恰恰是中国权贵们的现实心态的反映，裸官和忙于移民海外就是权贵们担心中国崩溃的真实写照，现在倒打一耙，臆断西方从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不是“无赖”的行为？就阿拉伯之春而言，可以肯定地说，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不需要任何人来臆断，中国国内的人权运动肯定会持续高涨，出现大规模的群体维权事件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人权问题也会出现得越来越多，当然中国政府面临的人权问题挑战的压力也会越来越重，这匹顽固的骆驼迟早会被人权运动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近年来，中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的威胁、傲慢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应提高，“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和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和质疑。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缺乏制约手段，恐惧、傲慢和焦虑构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国形象的复合性内在逻辑链，在这些心态支配下，西方一些人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状况的，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成为其无奈的政治选择。”
对《社论》进行逻辑推理，不难发现《社论》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前面指责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隐含“中国崩溃论”。接着又讥笑西方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发展感到不安和焦虑，“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这使人分不清到底是西方国家看不起中国还是害怕中国，是西方制度优越还是中国模式营养成分充足？《社论》有《人民日报》首发，操笔者理应有相当的文字功底。但此文犯如此低级错误，使人怀疑作者的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孩时吃多了毒奶粉，是不是流脑疫苗受害者，抑或在周其凤旗下的北京大学“大才子”中文系孔庆东教授下读研究生时吃多了地沟油？
“13亿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不断增强的社会制度下”有学者说：凡是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犯之国，一定是有大问题之国； 凡是定颠覆罪之国，一定是有理由颠覆之国；凡是害怕和反对宣传自由民主之国，一定是非自由民主之国……因政治观点与政府相左的民主人士在中国获刑的案件时有发生，如最近，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浙江的朱虞夫，因发表了一首针砭时弊、批评当局的诗篇被关押。在2012年元月31日，朱虞夫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送上审判台，检察官在法庭上援引朱虞夫的一首诗中“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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