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现璠在其《宋代太学生》一书中说：“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生学生运动的国家。最早的学生运动叫太学生运动。太学是中国古代培养政府官员的最高学府，始建于西汉的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的建议，在首都设立太学，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到了东汉时，太学里的学生高达三万多人。由于这些太学生都是年轻人，而且大多是公卿子弟，因此，对国家大事自然也就特别的关心。
一、汉代的太学生运动
西汉哀帝之时，发生了一次太学生聚众千余，阻挡丞相车马，又守阙上书请愿的“太学生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据班固《汉书•鲍宣传》记载，当时的丞相孔光负责四时巡视先帝园陵，一次孔光去皇家陵园办事，手下的随从任由车马在驰道上行走。按秦汉制，驰道专供皇帝使用，孔光车马行走驰道是僭越名分的。这事正好让司隶校尉鲍宣出巡碰上，于是让下属“从事”扣下了孔光一行的车马，并“钩止”即拘留了丞相手下的掾史。鲍宣的行为属于正常执法，但孔光是个权臣，汉哀帝在他的压力下派人到鲍宣府上去捉拿执行任务的小官（即“从事”），鲍宣不买账，认为他做得对，紧闭大门，拒绝放行。由于阻止皇帝使者，犯了“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的罪，被投入主管司法的廷尉部门的监狱。按当时的法律，“大不敬”是死罪。秉公执法要判死刑，引起当时在京的太学生的公愤。
有个叫王咸的太学生为鲍宣遭遇鸣不平，他举起一面旗帜（幡）公开号召太学生，愿意援救鲍宣的在旗下会合，太学生中立时响应，人数多达千余人。他们酝酿后采取集体行动，乘孔光上朝之时，拦住孔光的车马，为鲍宣申诉和抗议，然后到宫殿向皇帝直接上书，要求从宽处理鲍宣。太学生的集体抗议和上书，震动了朝廷。事情闹得如此之大，朝廷只好妥协，汉哀帝对鲍宣的作出了“减死一等，髡钳”的裁决。髡钳，为去发锁项的五年刑，本为死罪，太学生这一闹，即改为仅仅是剃去头发、戴上枷锁的五年刑。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的这第一这次学生运动是很成功的，它的意义在于皇帝的尊严让位于法律的尊严，此外王咸的“举幡”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象征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力量的崛起。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数千名太学生又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运动的导火线是皇帝听信宦官的谗言，流放冀州刺史朱穆。朱穆是个清官，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腐败官吏对他恨得要命，但老百姓却非常喜欢他，后来，朱穆得罪了大宦官赵忠，导致了他的下台。事情的起因是赵忠的父亲死后穿着玉衣入殓。在当时，只有皇亲国戚才有这个资格，其它人这样做就犯了僭越之罪，属于十恶不赦罪之一。朱穆亲自带人把赵忠的父亲从坟墓里挖出，陈尸示众，并且下令捉拿赵忠的家属。东汉末年宦官弄权，当时的赵忠权倾天下，朱穆此举无异是摸老虎屁股。
汉桓帝迫于宦官的压力，将朱穆抓了起来，并终生流放边地服苦役。当京城太学的学生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他们坐不住了，在一个叫刘陶的学生领导之下，数千名太学生从学校出发，一路上高喊着口号来到皇宫，要求皇上接受他们就朱穆事件所发布的请愿书。皇帝拒绝接受，但朝中的官员们开始出面支持学生，而且越来越多，随着事件的发展，数千名太学生和部分的士大夫官员甚至开始了静坐绝食的行动，首都的一些老百姓也加入了学生的行列。身为皇亲国戚的学生领袖刘陶上书皇帝，提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苦役。最后汉恒帝妥协：朱穆革职，回家养老（《后汉书•朱穆传》）。
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发起集会，“诣阙讼之”，使皇甫规得到赦免（《后汉书•皇甫规传》）。永兴元年和延熙五年的太学生运动，中国当代史学家翦伯赞称之为“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他在《秦汉史》一书中指出：“当时的太学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态，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历史”，“当时的太学，便变成了小所有者政治活动的中心。”翦伯赞还写道：“知识青年，往往出现为革命的先锋，这在中国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中国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的，便是东汉末的太学生（笔者按：应该是西汉末的太学生）（《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407—408页）。
二、宋代的“三学”生运动
原浙江大学教授、民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费巩在其《中国政理》一书中说：“有宋一代，太学生伏阙上书之风最盛。”（《费巩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367页）。伏阙上书是指拜伏于宫阙下，直接向皇帝上书奏事，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请愿。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专制统治相对较弱的时期，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是和辽、金的战争。战争迫使统治者放宽了对言论的控制，故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说。宋代太学生运动最有名的领袖是陈东。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军兵分两路南下攻宋，宋军节节败退。徽宗慌忙传位于其子赵桓，是为钦宗。钦宗同其父徽宗一样，也是位昏庸之君，在金兵兵临城下之际，战和不定，多疑善变，缺乏主见。开封军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抗击金兵。太学生陈东首先领太学生上书，要求处死祸国殃民的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等六名国贼以谢天下，震动朝廷内外。殿中侍御史崔鸥等官员及京城老百姓都表示支持。
钦宗迫于形势压力，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委以全权，指挥军队抗击金兵，保卫京城。李纲受命于危难之时，誓死保卫汴京，数次击退金兵攻城。但后来钦宗又采用李邦彥求和之议，撤掉李纲以讨好金人，陈东等太学生再次上书请用李纲及钟师道等将领。靖康元年（1126）二月五日上午，陈东率领几百名同学，到宣德门上书请愿，指斥李邦彦、张邦昌等奸臣的投降罪行，请求皇帝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罢免李邦彦等奸贼。当时，“在京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 他们都支持太学生的爱国行动。这时候，适逢李邦彦退朝，群众一见，都围了上去。愤怒的群众从地上捡起瓦片、石头，向他劈头盖脸扔去，有的拽李邦彦的头发，有的扯他衣服，有的拧他耳朵，有的还恨恨地朝他吐唾沫，李邦彦东躲西藏，找着一个机会，钻进一顶女人乘坐的小轿子，外面用黄裙作帘子，逃到启圣院躲藏起来，才逃过一劫。这次太学生示威事件还导致几十个太监死亡。在听说宣德楼前广场上禁军已与请愿群众接触而退回后，钦宗急召李纲及种师道，并授予他们官职，请愿群众方才渐渐散去。靖康元年冬天，金兵再次围攻开封，此时李纲再度被贬，陈东竭力陈述己见，但不为所用，于是只好回家省亲。到次年（1127）春天，开封陷落，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即历史上的“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后，赵构南渡，在应天府（南京）即皇帝位，史称宋高宗，后定都临安（杭州）。赵构即位后，再一次起用李纲，但李纲不久又受到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彥等的排挤，只当了七十七天宰相。李纲罢相后，陈东上书尚书省，而黄潜善、汪伯彦却隐而不报，不得已，他只好寓居神霄宫，闭门谢客。不久，陈东再次上书，请求留用李纲而罢免黄潜善、汪伯彦，并要求皇帝亲征，早日返回京师，尚书省又不报。与陈东一起上书还另一个著名的太学生欧阳澈。由于陈东和欧阳澈得罪了黄潜善和汪伯彦，黄、汪便在高宗面前挑唆并激怒皇帝，说如不将这两人杀掉，恐怕他们还要率太学生闹事。高宗听信了馋言，下令杀害了陈东和欧阳澈。
陈东死后，太学生运动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结束，而且原来的单纯的太学生运动变成了由太学生、武学生、宗学生组成的“三学”生运动，此外还有“京学生”、“府学生”、“律学生”等地方学校的学生也加入了学生运动的行列，这些学生运动已成为最重要的民间舆论力量，影响着时政。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后，不断南逃。开封府作为京城，仍由抗金名将宗泽任东京留守，但宗泽不久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抗金英雄，和敦促宋高宗抗金，以魏佑为首的“三学之士千馀人为文以哭”，“三学生”第一次开始走向联合（王曾瑜：《三学生、京学生与宋朝政治》，《燕京学报》新第29期，2010年11月）。
1142年岳飞父子被害后，程宏图和宋芑等太学生曾和主战派官员一起上书，为岳飞讼冤，但高宗不理。高宗退位后，孝宗继位。宋孝宗是南宋时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兴隆元年（1163）北伐失败，宋孝宗任浙江丽水人汤思退为相。金国元帅纥石烈士宁致书宋廷，索取海、泗、唐、邓四郡，汤思退主张割弃四郡议和，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指责宰相汤思退等三人奸邪误国，请斩之以谢天下，而用虞允文、胡铨、王十朋等主战将领以济大计。宋孝宗在舆论的压力下，只好罢了汤思退的官，汤死在回家的路上。宋孝宗当了27年皇帝后，也效法高宗当起太上皇，将帝位传给宋光宗。宋光宗与太上皇发生矛盾，不去重华宫朝拜太上皇，太学生汪安仁等218人上书，请光宗朝拜太上皇孝宗，但被压住没报。
宋宁宗时，重用权相韩侂胄。韩好大喜功，轻启边端，朝野反对他的人很多。韩与另一重臣赵汝愚发生政争，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联名上书，支持赵汝愚，并要求罢免韩的同党谏官李沐。宁宗不但不听，反而将他们发配五百里外充军，这事轰动一时，杨宏中等被称为“庆元六君子”。 开庆年间，宋理宗重用奸相丁大全，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陈宗上书要求罢免丁大全，被理宗远配边州，又发生了著名的“开庆六君子”事件，丁大全非常愤怒，下令禁止“三学”诸生议论国政。但丁大全一年以后就倒台了，这条禁令也就成了废纸。这前后“六君子”事件，在当时都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敢于公开同连皇帝都怕几分的权臣抗衡。
事实上，终南宋一代，以太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舞台上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嘉定十二年（1219年）。据《三学义举颂》记载，这年5月5日，太学生何处恬等273人相率上书，指控工部尚书胡榘及其兄胡槻和董居谊、聂子述、许俊、刘琸等人误军败国。接着，宗学生公玘等12人，武学生郭用中等72人又上书支持太学生，这是“三学”生的第二次联合行动。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宋理宗任权臣史弥远的族侄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因史弥远当了两朝27年宰相，人们已不愿史家再当宰相。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144人，武学生翁日善等67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94人，宗学生与寰等34人又一次伏阙上书，反对史嵩之为相。据《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当时太学斋廊上写着“丞相朝入，诸生夕出；诸生夕出，丞相〔朝〕入”，“三学”生和其他学生与史嵩之对立非常严重。次年，直言的侍御史刘汉弼死，太学生蔡徳润等173人又“伏阙上书，以为暴卒，朝廷终于罢免了史嵩之。
太学在宋朝被称为“无官御史台”，这说明太学生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反映了民间舆论对权势集团的监督，这是宋代专制社会的一抹绚丽的民主色彩。无论是汉朝的太学生运动，还是宋朝的“三学”生运动，都是青年学生在社会正义遭到践踏或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对历史的担当。这些学生运动毫无疑问具有民主运动的色彩，但由于中国的专制势力实在太强大，这些学生运动最终没能导致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给历史留下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