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没有涉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问题（此文原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毛当时所思考、所关注的，重中之重的是政治。
 
毛泽东说：“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者组成的。”毛还十分漂亮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9、1061页）
 
毛泽东在国家政权到手之后，上述承诺作了废，立即实现全盘公有化。就在上述一番漂亮言谈后，毛紧接着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历史很快证明，“空谈和欺骗”的，不正是毛泽东吗？
 
但是，历史作了诡奇的安排。在实现全盘公有化三十年后，共产经济走投无路。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后，中共不得不对私有经济实行开放政策。这不是共产党开明或对经济规律有了顿悟，主要是出于政权的维持。这表现在，这种对自由经济的开放是有限的，市场经济的推行也是有限的；在实行多元经济的同时，一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且作了宪法的规定。
 
有人说（如陈晓农），九十年代以来的所有制结构恰好回到了1949年之前。这有点像，但不完全是。1949年前的自由经济，本来就是合法的，也不怎么受到限制。八十年代之后出现的自由经济是官方恩赐的，是长期监禁后刚刚释放出狱的经济，在观念和政策上至今受到歧视和种种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官方仍垄断了许多经济领域。2008、2009年以来还出现“国进民退”的回潮现象呢！霸权经济、霸权政治与霸权文化联成一体，继续实行全面专政。
 
我因此认为，说八九十年代之后的经济状况（指多种经济和市场经济）回归到1949年之前，不如说回归到毛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规定了国家经济和民间经济的关系：第一，它们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第二，民间经济是受领导、受限制的经济，有关国民生计的领域，只允国家经营（官办），不准许民间介入（民办）。这些在《共同纲领》（1949）中有相应规定。第二十六条：“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十八条：“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应当说，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在理论上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恰好吻合，它虽否定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模式，在科学性上仍难以立足。
 
它的非科学性表现在哪里呢？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或者说，自古以来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单位、经济形式、经济成分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说领导，大家服从市场，服从社会需要。如果其中有一种经济是领导经济，那么它势必成为凌驾于市场之上，凌驾于各种经济形式之上的特权经济和霸权经济，违反平等竞争和平等交换的原则，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后果。第二，凭着国家权力，国家当然可以去垄断经营那些关系国民生计的领域，民间力量自然只得听之任之。但是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证明，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让国企垄断经营若干重要领域、重要行业，其后果除了出现高投入、低效益、浪费严重、垄断利润分配中的黑洞等诸多弊病之外，最令国人刺眼痛心的是孵育出了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经营的那些企业，已经成了一个个的官商结合体，成为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内部人自有化的经济堡垒。每个堡垒都有行政权力的支撑和保护。第三，政府的职责是什么？直接参与、直接经营生产也是它的本职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除了垄断经营各类国企外，各级政府都成了经济活动的直接指挥者和参与者。政府是招商投资者，是工程项目规划与发包者，是项目经营的主管者和监理者，是资源和利润的分配者，等等。造成经济生活的一片乱象。这是政府职能错位所致。政府应当将生产经营的职能剥离出来，归还给社会。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理论，经实践检验，都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这个结论是站不住的。
 
深层次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一是所有制的结构问题，一是公、私两制的价值重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理论上至今未有解决。
 
所有制问题不能只从意识形态、从政治偏好去观察、去分析。公、私两制除了属公属私表层区别外，它们还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功能。
 
公有制企业产权公有。所有者与产权分离。经营者的权、责、利不能有机统一。所有者和经营者因此都缺乏对资产和利润的关切度。这类企业缺乏天生的激励和约束基因，对外缺乏竞争力，对内出现权与利的内部人化。私有制企业的情况几乎与它相对应。对此不再重复。为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强劲持久的动力，公、私两制应以私有制为主。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已得证明。西方国家无论理论和实践上早有告示，只是因为他们姓“资”而不悉心取之。所以，不要被资和社、公和私的幼稚思维挡住我们观察外部世界。
 
另一方面，私企只以利润所偏好，以市场为风向标；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私企就不能一一满足了。对于那些国家和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所需，投资大，风险大，周期长，利润少，甚至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项目，或自然垄断部门，对私企来说就无力承担、不愿承担、不宜承担了。这个责任，国家就义不容辞了。只是由于这种情况，才需要国企，成为中流砥柱。孙中山在解释“节制资本”时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有国家经营管理之。孙中山对此情况当时就有所考虑，实为难能可贵！所以，国企不可无，亦不可滥。我们应根据上述理论，建构所有制的合理结构。国家发改委告示，对石油石化、电讯电力、金融土地、煤炭民航、钢铁冶金、烟草汽车等行业要控制于国家之手，垄断经营，保持“绝对控制力”和“较强控制力”，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几个世纪、甚至从柏拉图以来，私有制一直备受谴责，形成褒公贬私的思维模式。这是否定和一度消灭私有经济的错误认识根源。现在虽有所纠正，但在认识上是不彻底的。中国公有化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公有制经济的弊端不比私有制经济少，有的严重得让人无法忍受！大饥荒年代饿殍遍地，四千多万中国同胞死于命令经济、强制经济，此乃共产极权经济的滔天罪恶，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今天社会生活中严重的贫富分化与对立，也有公有制经济的一份“功劳”。关于公有制的种种弊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笔者的《所有制与当代中国》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三民主义中的经济思想表述于民生主义。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相比较，似难以对应。共产党人志在搞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只是个过渡阶段。要尽快跨越这个阶段，而不是去“巩固”它。即使在这个短暂的阶段中，资本主义也只允其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有控制地发展，一旦转向社会主义，就立即消灭之。当然，在共产党人中间，对资本主义的政策也是有区别的。像毛泽东这样过河拆桥，新民主主义革命初胜就立即对资本主义开刀，那可算是个别吧。可就是这个个别恰恰是个说了算的主宰者。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些比较了。民生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没有民主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只有一个政策，即“节制资本”。国家限制资本主义，但不消灭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实行和平改良的方针。孙中山把民生主义中这个“节制资本”战略性政策，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值得今人重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均富主义”。社会主义若是“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孙中山：“答《文汇报》记者”，《申报》1912年4月5日）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有独到而且是正确的理解，因此不盲从地接受马克思关于剥夺资本、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认为中国应当“发展十万大资本家”（ 见《大公报》1912年9月9日）。孙中山这一思想属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超群超智的思想，可惜没有在中国实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只放了个空炮，切实推行的是消灭一切形式的私人经济，凭借权力，人为地捏造了一个全盘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待三十年之后再畏畏缩缩地退回到孙中山“节制资本”的起点，损失何其大矣！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强调：“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1-692页）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呢？毛泽东说，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必须批判地吸收，不能“全盘西化”。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与民族特点相结合，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所谓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9-702页）
 
王若水指出，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字面上看很好听，但透过毛泽东的整体思想，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民族的”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所谓“科学的”意味着以马列主义教条为标准；所谓“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文化（贬低精英文化）。王若水还说，张闻天当时建议在这一提法中加上“民主的”，却被毛泽东否定了。（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上述引文中我们看到，毛在解释“大众的”文化时，加上了“是民主的”字样，可能是因张闻天建议之故。但是一看后句便知道，毛所说的“民主”是指为工农民众服务。这与民主概念的内涵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文化战线，“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统治的旧文化的斗争。这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新学、西学，即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种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因此作出了以下结论：“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9-691页）
 
这里。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辩明。
 
第一，毛泽东把“五四”前后作为两种文化分界。受此思想支配，1949年后的大陆史学界，也将此分界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划分的依据。其理由是“五四”之后产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在此时已经没落了，腐化了。事实上，以马列主义为依托的共产主义文化是空想、暴力和专制的文化，它一度赢得了革命青年的信仰；但凡是经过实践尝试的国家，这种文化对人类的文明都无不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因此先后被那里的人民所唾弃。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以进步、革命、怀有崇高理想的面目居世，却都产生了倒行逆施的罪恶结果。而西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文化，体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决不是像毛泽东武断地所说的，是腐朽了的文化。20世纪，一个又一个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分崩离析，而体现普世价值的西方文化越来越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并得以推行，创造了无数个自由、民主的和谐大家庭。所以，“五四”之后出现的俄化、马列化的共产主义文化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倒退，是中国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股逆流，虽然它曾以非常革命的姿态迷惑过无数的热血青年。只是以后革命和建设中遭遇挫折和走过弯路的惨痛事实，才使得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者，恍然醒悟。
第二，关于文化的“领导”问题。毛泽东酷爱“领导”，对什么东西都要戴上“领导”这顶帽子。“文化”亦不例外。对文化要加以领导，恐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发明。但是文化是否需要进行领导呢？文化的繁荣，那些经典的作品、杰出的思想的问世是领导出来的吗？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创立了诸子各家的学说，其文化成就影响深远。这种繁荣的文化景象和辉煌的文化成就，是谁领导出来的呢？恰恰是因为没有领导，没有人指手画脚，立规矩、下禁令，才创造出了这个文化奇迹。民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个文化高峰，大有先秦风貌。人文精英精彩纷呈，学者、大师灿若明星。经典性的作品，前卫性的学术成果，琳琅满目，令今人艳羡。试问，这些文化成就是谁领导的呢？答案还是，没有领导。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在文学艺术、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其成就更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璀璨的高峰。这是一个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令后人目不暇接，受益无穷。也没有听说过是哪个阶级、哪个党领导出来的。所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文化领导”一说，实在是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错误言论。1949年以后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对文化进行领导只会使文化走向衰退；越是加强领导，越是促使文化枯萎。文化的繁荣恰恰是不要领导。自由、宽容就足矣！
 
文化领导，还有一个谁去领导、用什么思想去领导的问题。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去领导，用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这是否正确呢？首先，阶级怎样去领导？还不是自称是阶级的代表去领导。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一直当作是一个指导文艺工作的无产阶级的文艺纲领。对文艺界来说，是一个必须经久常学的“经典文献”。所以，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不过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级人物以阶级的名义实施领导而已。其次，共产主义思想能领导文化吗？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远景的一种设想，一种假说。它的正确性远未被人类的实践所证明。无论马克思是一个怎样的天才预言家，他也不能拍拍胸脯说，我的理论是十分周密的，同以后人类所出现的理想社会将是完全吻合的。马克思是一位科学家，绝不会说出这种无常识、无理性的话。我们用马克思提出的那套设想、假说来指导文化发展，会将文化导向何处呢？结果只能生产出“假、大、空”、“高、大、全”的低俗作品或文化垃圾。
 
还不要忘记，毛泽东以及他的后继人对文化的领导所惯用的一套方法，那就是，一方面是对它统治下的人民进行“党文化”的灌输，使每个人的脑子格式化，失去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进行思想文化管制，严控言论，设置禁区，舆论一律，出台戒律，违者予以惩处，直到以言入罪，专政劳改。如此，每个人都套上无形的紧箍咒，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民族，还有文化创造力吗？
 
可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乃是新专制主义的文化。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似乎没有专门谈到文化问题。但是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开创共和，这本身就引起了国人思想领域中亘古未有的深刻变革，难道不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创新吗？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这次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逻辑延伸。还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下为公等思想，都是对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刷新，至今不失去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把三民主义为旗帜的文化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是已经没落了，腐化了，是企图以专制主义的文化取代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已。
 
毛泽东说：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可以使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历史的发展确实应验了毛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毛的说法也就成了被历史证明的“真理”。但这个胜利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又证明了，新民主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倒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用错误的主义否定正确的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实质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必须由共产党、共产经济和共产主义思想来领导，所以，新民主主义说到底是共产极权主义。这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结果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只有超级专制，即极权。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直至今日，有人提倡“回归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阻挠中国走向普世正道。正确的方法是向台湾学习，搞三民主义，搞立宪民主。
 
尾 语
 
回首辛亥百年（1911—2011），胸中涌起无尽感慨，千言万语难以畅诉。这个百年，国家经历了革命，战乱，浩劫，经济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政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人民经受了不堪回首的苦难，……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本来是一个可以走向和平、统一、民主、富强之路的历史机遇，结果呢，走上了一条于此相反的道路。这条道路与历史进步相背，与人民愿望相反。这是一条死路。为什么出现这个历史结局呢？深层次的根源是，“俄化”排斥了“西化”，马列主义排斥了三民主义。俄化、马列主义，是暴力、专制的文化。西化、三民主义，是民主、共和的文化。所以，国共内战血拼的结果，透视其文化内涵，是俄化战胜了西化，马列主义取代了三民主义。1949年，俄化与马列主义在大陆获得了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之后，毛泽东以人民的名义粉墨登场，建立了毛氏新王朝，这是帝制皇权制度的复辟，及其残暴、惨无人道的血腥统治由此降临，中华民族由此注定要遭受种种劫难。第一轮劫难是1950—1962年十三年，毛氏王朝以暴力推行空想、专制的社会主义。第二轮劫难是1966—1976年，毛泽东以党国为敌，孤意发动文革，制造十年浩劫。毛泽东去世之后，“毛二世”邓小平坚守毛的衣钵，于是开始了第三轮劫难。这轮劫难自1987年逼迫胡耀邦下台始，延续至今。邓小平“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血腥镇压全国规模的“六四”民主运动，罢黜两位贤明治国领袖，导致腐败肆虐，贫富对立，道德沦丧，社会断裂，环境破坏，权贵资本主义为所欲为，政府管理暴力化、黑社会化（具体叙述请见本文第一部分）。专制集权统治不结束，这种劫难就不会告终。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西化与三民主义在这个海岛上保留了荧荧火种，在内外环境十分不利的条件下生存了下来。半个世纪之后，失败者竟然成了胜利者。辛亥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诚地向生活在台湾的中华儿女祝福，也为中国能保留这样一块自由、民主、洁净的土地而略感欣慰。正如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所说的，中山先生的理想在台湾成为现实，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几十年来，把马列主义奉为唯一真理，把共产主义视为崇高理想，不要说台湾，在整个世界面前，也无知地认为，惟中国独革，惟中国最伟大，风景这边独好。然而，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当大陆与台湾之间不再互相封闭隔绝，你会发现，两岸的生活方式、道德风尚、文化素养与政治氛围，真是两重天。现在，大陆也在变化，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当人民明白了、觉悟了之后，一定会抛弃专制、奴化、落后的文化，与人类普世价值的文化相汇合，这便是中华民族统一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全文完）
2011年10月10日—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