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2012年4月6号，方励之先生在美国走完他76年的人生旅程，驾鹤西去。他走了，但他的名字永远和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启蒙及民主运动连在了一起。他那时的思想、言论被记录在了历史上，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二十年的经济狂歌和二十年的腐败猛进，使新生一代逐渐淡却了先贤们的追求和对社会、历史的责任，如同“被”掉进油罐的老鼠一样，贪婪地吮吸着权力和财富的腐臭，却不觉间越陷越深，掉入低人权、高风险的黑洞，不能再回头。方先生当年的言论在今日仍有启蒙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七十年代的民主墙、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一代去了一代又来，前仆后继。人的健忘和重新启蒙固然是时代的悲剧，民主的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却又可谓民族的幸事。

“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这是方先生许多关于民主的言论中很重要的一句话。之所以重要，是相对于现在——人们沉浸在“增量式民主”的幻想、将民主的希望寄托于执政者的一点点改变的当下。民主从来不是当政者自上而下赐予的恩典，而是人们自下而上争取来的权利。遍观中外，民主而能未有任何抗争、从上而下展开的，实在鲜见。远的如西欧数百年的抗争、美国的独立战争，近的如同处东亚的韩国、台湾，藉由抗争而形成与当政者的博弈态势，并进而在博弈中上下妥协，达成民主合意，这是普遍的民主化进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将东亚的民主化路径分为三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妥协。自上而下的典型是台湾，自下而上的典型是菲律宾，上下妥协的典型是韩国。在这里，亨廷顿所言的上下都是相对概念，即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并不意味着没有自下而上的抗争，只是自上而下的力量处于比较优势，在更大的抗争到来之前先采取了民主化措施。比如台湾的民主化，好像蒋经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起决定性作用，但改革前的民间抗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改革决策的主要因素。这些抗争有国民党统治台湾以来的2.28事件、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组党事件等。

没有底层的抗争，独裁者会以为自己的统治天经地义，有了底层的抗争，当政者才会有思考，特别是在统治合法性薄弱的时候，底层的抗争会促使统治者正视自身的状况，并可能进而从民意当中重建合法性基础。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韩国的民主化。韩国在1948年建国时，设计的国家政体是民主共和制。但因其基础薄弱和战争的威胁，很快便转变成了专制独裁制，尤其是60年代朴正熙军事政变成功后更是建立了高度独裁的军人政权。在朴正熙被暗杀后，军人政权又在全斗焕和卢泰愚的手中持续了几年。从进入独裁以来，韩国民间的反抗和对民主的追求从来没有间断过。4.19革命、光州起义、6月抗争等来自于底层的抗争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是迫使独裁统治者正视自己的统治非法性、并进而从民意中重建合法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发生在1987年的6月抗争，是压垮独裁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1987年6月底，卢泰愚发表6.29宣言，标志着韩国开始了正式的民主建设。

民主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抗争追求到的，这在民主国家是常识，但在中国却被视为是危害稳定大局的歪理邪说。包括一些专门研究民主化理论的学者在内的的主流们，扯起稳定大旗、高唱增量民主，给人的感觉是民主就要实现：仿佛经济一发展，中产阶级一出现，下一步就是民主了。百姓们要做的只是低头顺服、听话。这里不妨将这些言论梳理一下。

第一，市场经济将会自然催生民主政治。相信这一观点不仅仅是当政者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诠释，而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学人的共同看法。 但是，从西方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政治形成的历史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但并不是搞了市场经济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民主政治。现代政治学对数百个国家的实证调查分析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直线连接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密切相联，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而中国主流们的民主理论所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是以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为基础的平等的契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民主，是经济活动的民主方式和民主秩序。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这样的经济民主必然会要求政治民主，并且也一定会上升为政治民主。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基础。”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是单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已经被许多实证分析所击破。因为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宗教、文化可能对上层建筑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力。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不是同步产生的。欧美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先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后有“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意识的启蒙，再通过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在工业革命的滚滚巨轮带动下，通过革命或改良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并逐步形成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种适宜的土壤。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民主的政治意识，政治大革命和社会改良以及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等等都是连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希图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地催生民主政治，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环节。而若没有这些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形成的“中间环节”，人们只会陷入市场经济自然催生民主政治的无尽的等待中。

另外，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吗？关于这一点中国政府给自己的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凡词一旦加上社会主义的前缀，就与该词原本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寻租的市场经济。政权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扮演的绝不仅仅是裁判员的角色，它实际的角色是通过政权的力量来与民争利的经济垄断集团。政府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既是裁判员又是分利者，这就如同狼与羊争夺食物一样，羊如果想在竞争中分得一杯羹，其唯一的选择就是与狼合作。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经济实体若想有些发展就必须得和政府合作，通过行贿、分利等方式建立与政权的联系，然后在政权的罩应下取得些经济利益。同样，政权如果想搬倒某个合法的经济实体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样的市场经济还是原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吗？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运作的经济实体还有其主体地位吗？那么由这样的所谓的经济主体去推动政治的民主化岂不是笑话吗？
　　
第二，建设民主政治，需要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且采取由边缘逐渐向中心推进、由基层逐渐向上层推进、由局部逐渐向全局推进的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叫起来了，一直到现在，政治体制不知产生什么变化。倒是机构改革年年都有，却越改越膨胀，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实行的最大的民主实践恐怕要数基层民主建设了。这个基层民主在农村体现为村民自治，在城市则体现为居委会自治。首先要说的是，这些基层组织，无论是村委会还是居委会在法律意义上都不是政权组织，而是群众性组织，因此关涉村委会与居委会的所谓民主建设并不能算成是中共政权民主建设的成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基层民主建设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反而是充满了问题。中央政权通过其基层政权组织、通过基层党支部、通过黑恶势力完全控制了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及运作过程。

有许多人看到基层选举的表象便盲目乐观起来，认为这是草根民主，开启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且这样的草根民主势必会影响其上一层的基层政权组织，促使中国政权打开一个缺口，推行从下至上的民主化进程。这样的看法因为过于盲目甚至连中共都愿意点几下头。因为这样的民主发展路线正是中共设计的一个陷阱。
从边缘向中心，由下层向上层，由局部向全局推进民主的隐含前提是有一个掌管中心，掌管上层，掌管全局的绝对权威存在。试想有这样的绝对权威存在，还能称的上民主吗？并且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的权威会在必要的时候会放弃自己的权力？中共会为了民主放弃自己的权力吗？中共提出由边缘逐渐向中心推进、由基层逐渐向上层推进、由局部逐渐向全局推进的目的无非是让追求民主的人们不要把中共的中央政权当成攻击的靶子，而是目光向下，去批判那些基层政权。      

民主化进程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就是自下而上的底层抗争。这一持续不断的民间抗争才是民主化实实在在的背后推动力。方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将这样原本的常识讲了出来，结果就启动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二十多年过去了，“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这一论断仍然没有变成人们普遍认知的常识。在排斥民间抗争的语境下谈论民主转型，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意淫。

谨以此文深切悼念不朽的方励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