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先生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标志性人物，是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六四民主运动的最重要政治符号，是许多青年人的启蒙导师。1988年4月我与方先生有过一次擦肩而过的相约，六四之后方励之夫妇被通缉，也就再也无缘相见，惊悉方先生猝然去世，不胜悲痛，谨以此文纪念方励之先生。
1989年春节，我的好友王德禄从北京回来，带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记得是正月初二，王德禄与妻子一起来到我家。坐定之后，我们照旧老套式寒暄几句，我分别问他回青之前都去了谁家，他照旧如数家珍式一一告诉我，随后我问起我最景仰的几位前辈，德禄说，再忙徐良英家我是要去的。随后我问起我一直很关注的方励之教授，一向不苟言笑的老朋友，笑吟吟地，脸色略带点神秘地说：“去过，去过。”德禄紧忙回答。“那么，我和汤老的问候告诉他了没有”。我顺便瞥了他一眼，意思是：你这大智若愚的脑袋，怕是给忘了吧。“说过了，他很高兴，他还送你一张贺年片”。说着，他拉开公文包，拿出一张贺年卡。
这是一张并不豪华的贺卡，第一排是一行小字：“与姜福祯共勉”，随后是醒目的七个大字“民主不是赐予的”随后是他的名字的落款。收到方先生亲书贺年卡，我十分高兴，再看看“民主不是赐予的”主题题词，心中也沉甸甸地……是啊，民主不是赐予的，当局也从来不想赐予我们。而我们似乎长期以来没有思及这个问题了，甚至常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想到这里，我略感惭愧，蹙眉之际，德禄问到：“怎么！”“没怎么”我掩饰道，“或许很多人都希望共产党自我完善，相信共产党也有自我完善的力量，方先生更注重民间力量的积累和展示”。“对，你不争取，你总把你的政治诉求最小化，民主就会遥遥无期”。
德禄附和着，接着他又伸手去摸公文包。我心中想：这个王德禄，他那公文包该不是个百宝箱吧。果不其然，德禄在包里摸了一会，拿出几张A4的复印件，其中一张是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那封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信件副本，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
近祺！
方励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单薄的一封信，不仅激活了北京知识界的良知，甚至被当局认为是学运和动乱的进军号，也是方励之作为六四罪魁的主要“证据”之一。这显然被政府看成是方励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升级版。
邓小平这一方面肯定没有回应，有回应他也就不是邓小平了。可是，另一方面北京知识分子很快就回应了，次日先是科技大书记刘达表示认同，1月7日林培瑞就来到方励之家，随后方将复印件交给林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广为传播。除知识分子积极回应之外，美国等西方国家明确表示对方励之的支持，最炫目的是，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特意安排了与方励之等一些异议知识分子会面计划。
对于“公开信”事件，方励之后来回忆道：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摘自：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请看一些重大上书活动的序列：
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公开信
2月16日北岛等33名知识分子致人大常委会信
2月20日方励之等63人连署《敦促大陆民主改革宣言》
2月22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说方励之等企图形成压力集团。
2月26日王淦昌等42位科学家发表公开信（2月底台湾也卷入）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知识分子再次活跃起来，4月21日远志明包遵、远志明、王润生等人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公开信》出台。
5月16日严家琪、李泽厚、包遵信、季羡林等200多名著名知识分子的《五、一六宣言》至此知识分子上书活动达到高潮。5月24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就成立了，知识分子从上书言事，走进了轰轰烈烈地民运之中
我以为方励之的信，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贯通历史，面向未来。
魏京生是79民运的标识符号，是政治犯。据我所知，方励之、许良英等人对79民运早有关注和思考，并且也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北京有位著名作家，一度还有过写一组79民运参与者人物小传的写作计划。我的朋友王德禄对79民运有些熟悉，也经常与他们谈起这些问题。由于79民运参与者除魏京生、任琬町、刘青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众人的判决都没有见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多，相当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外都没有话语权，是个禁区。方励之有幸被当局树为“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可是他的自由化言论，也没有过涉及到对79民运的评价和定位。这次方励之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弥补了这个欠缺，把79民运，86学潮和自由化，以及后来的89民运贯通了起来。
这还是一次上升，是方励之自己“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上升，方励之不仅没有从以前的“自由化”立场上退下来，还进一步提出对“反动”化的魏京生等政治犯的赦免。这是向执政党的跛脚改革价值观提出质疑，是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唤。
从这一点上看，方励之站到了制高点上，适逢建国40周年，54运动70周年，他的行为激励了有同样民主意识和诉求的知识分子，而他们从81年到89年，已经沉默了8年多的时间，此起彼伏的“公车上书”活动，让他们的话语权得到了最好的释放机会，这就是89年初方励之引爆的知识界大上书活动的密码。
众所周之，邓小平打碎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一贯正确的坚冰。
众所周之，邓小平又树立了一个开明者、改革者的个人迷信的神像。
方励之的公开信，挑战邓小平开明者和改革者的真伪，此后的“4.26”社论和“六四”屠杀彻底粉碎了邓小平刚刚凝结的个人迷信的坚冰，直至1992年邓提出市场经济之后，这一形象才暂时得到修补。但是，10年之后“市场”经济的快车，造就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独享改革成果的现状，至此邓氏改革实际上全然破产。（2009年5月5日）
1989年春节，我的好友王德禄从北京回来，带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记得是正月初二，王德禄与妻子一起来到我家。坐定之后，我们照旧老套式寒暄几句，我分别问他回青之前都去了谁家，他照旧如数家珍式一一告诉我，随后我问起我最景仰的几位前辈，德禄说，再忙徐良英家我是要去的。随后我问起我一直很关注的方励之教授，一向不苟言笑的老朋友，笑吟吟地，脸色略带点神秘地说：“去过，去过。”德禄紧忙回答。“那么，我和汤老的问候告诉他了没有”。我顺便瞥了他一眼，意思是：你这大智若愚的脑袋，怕是给忘了吧。“说过了，他很高兴，他还送你一张贺年片”。说着，他拉开公文包，拿出一张贺年卡。
这是一张并不豪华的贺卡，第一排是一行小字：“与姜福祯共勉”，随后是醒目的七个大字“民主不是赐予的”随后是他的名字的落款。收到方先生亲书贺年卡，我十分高兴，再看看“民主不是赐予的”主题题词，心中也沉甸甸地……是啊，民主不是赐予的，当局也从来不想赐予我们。而我们似乎长期以来没有思及这个问题了，甚至常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想到这里，我略感惭愧，蹙眉之际，德禄问到：“怎么！”“没怎么”我掩饰道，“或许很多人都希望共产党自我完善，相信共产党也有自我完善的力量，方先生更注重民间力量的积累和展示”。“对，你不争取，你总把你的政治诉求最小化，民主就会遥遥无期”。
德禄附和着，接着他又伸手去摸公文包。我心中想：这个王德禄，他那公文包该不是个百宝箱吧。果不其然，德禄在包里摸了一会，拿出几张A4的复印件，其中一张是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那封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信件副本，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
近祺！
方励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单薄的一封信，不仅激活了北京知识界的良知，甚至被当局认为是学运和动乱的进军号，也是方励之作为六四罪魁的主要“证据”之一。这显然被政府看成是方励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升级版。
邓小平这一方面肯定没有回应，有回应他也就不是邓小平了。可是，另一方面北京知识分子很快就回应了，次日先是科技大书记刘达表示认同，1月7日林培瑞就来到方励之家，随后方将复印件交给林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广为传播。除知识分子积极回应之外，美国等西方国家明确表示对方励之的支持，最炫目的是，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特意安排了与方励之等一些异议知识分子会面计划。
对于“公开信”事件，方励之后来回忆道：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摘自：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请看一些重大上书活动的序列：
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公开信
2月16日北岛等33名知识分子致人大常委会信
2月20日方励之等63人连署《敦促大陆民主改革宣言》
2月22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说方励之等企图形成压力集团。
2月26日王淦昌等42位科学家发表公开信（2月底台湾也卷入）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知识分子再次活跃起来，4月21日远志明包遵、远志明、王润生等人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公开信》出台。
5月16日严家琪、李泽厚、包遵信、季羡林等200多名著名知识分子的《五、一六宣言》至此知识分子上书活动达到高潮。5月24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就成立了，知识分子从上书言事，走进了轰轰烈烈地民运之中
我以为方励之的信，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贯通历史，面向未来。
魏京生是79民运的标识符号，是政治犯。据我所知，方励之、许良英等人对79民运早有关注和思考，并且也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北京有位著名作家，一度还有过写一组79民运参与者人物小传的写作计划。我的朋友王德禄对79民运有些熟悉，也经常与他们谈起这些问题。由于79民运参与者除魏京生、任琬町、刘青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众人的判决都没有见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不多，相当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外都没有话语权，是个禁区。方励之有幸被当局树为“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可是他的自由化言论，也没有过涉及到对79民运的评价和定位。这次方励之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弥补了这个欠缺，把79民运，86学潮和自由化，以及后来的89民运贯通了起来。
这还是一次上升，是方励之自己“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上升，方励之不仅没有从以前的“自由化”立场上退下来，还进一步提出对“反动”化的魏京生等政治犯的赦免。这是向执政党的跛脚改革价值观提出质疑，是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唤。
从这一点上看，方励之站到了制高点上，适逢建国40周年，54运动70周年，他的行为激励了有同样民主意识和诉求的知识分子，而他们从81年到89年，已经沉默了8年多的时间，此起彼伏的“公车上书”活动，让他们的话语权得到了最好的释放机会，这就是89年初方励之引爆的知识界大上书活动的密码。
众所周之，邓小平打碎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一贯正确的坚冰。
众所周之，邓小平又树立了一个开明者、改革者的个人迷信的神像。
方励之的公开信，挑战邓小平开明者和改革者的真伪，此后的“4.26”社论和“六四”屠杀彻底粉碎了邓小平刚刚凝结的个人迷信的坚冰，直至1992年邓提出市场经济之后，这一形象才暂时得到修补。但是，10年之后“市场”经济的快车，造就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独享改革成果的现状，至此邓氏改革实际上全然破产。（2009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