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前一阶段不断散布的“政改”、“民主”、“普世价值”的谣言如昙花一现，转瞬间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异乎寻常的严厉，让一个正直善良、刚正不阿的公民陈光诚被迫出走，让一个主张“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异议人士秦永敏的一场婚礼变为无奈。中共一方面对世界宣称自己是个“法治国家”，不容外来干涉；另一方面却又突破人伦底线，对人家的婚礼大加干预，其理由又是那么堂而皇之，说什么“没过剥权期”。一个常识：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选举权、被选举权及接受采访，发表文章，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可是这些法律的制定者及维护者却将其扩大到人身自由权。这种下位法（公安部制定的行政规章）公开挑战上位法（刑法）的违法行为非但无人问责，无人追究，反而成为镇压的利器，用这一利器肆无忌惮的打压异己。
专制思维有一个显著地特征：固化秩序。固化语言、逻辑、道德、法律、价值的秩序，从而实现统治权力的稳定运行——稳定作为固化的成果是至关重要的指标，没有稳定，所谓的固化就是自欺欺人。于是，专制思维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稳定为借口铲除一切“不稳定因素”，哪怕这种不稳定因素是潜在的或仅仅是意识上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专制思维者总会草木皆兵，因为他们把一切正常的行为，正常的表达都看作是对秩序的挑战——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挑战，誓死捍卫。
固化秩序的思维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存在，其社会危害性无从谈起，就像对真理的绝对性认识一样，不过是一种超现实的个人意念。但是，这种思维一旦与权力联姻就后患无穷，专制的思维与绝对的权力就会联手扼杀他们想要扼杀的一切——哪怕是一场欢庆的喜宴。这样的喜宴在他们看来是破坏稳定的萌芽，需要按照他们的意志，严格的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婚宴都敢破坏、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陈光诚安全了吗？自由了吗？这件事出来后，最初有人认为陈光诚自由了，逃出了“地方势力的魔爪”，后来不再谈“自由了”，改叫“安全了”。其实是否安全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陈光诚是否可以见到他想见的所有人，他在医院，是否他的朋友可以自由探望？如果可以与陈光诚自由的想见，他的安全性就是可见的，在地方之所以我们认为陈光诚不安全，就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不可以与陈光诚自由的想见，他就不过是逃脱了“地方魔爪”而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中央魔爪”之中，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其隐秘性更强，安全性无法确定。
地方对陈光诚的做法绝不是地方的任意行为，否则地方早就让他消失了，就像“躲猫猫”、“监视器失灵”，总能找到理由，而根本不用管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对陈光诚的判决及其后的软禁都有背后的黑手，这样的事应当不是什么秘密。再则，如果陈光诚真的因为到了“中央的魔爪”中就安全了，我无论如何想不出他要选择去美国“学习”的更充分的理由。美国郑重的担保实际上更能说明陈光诚的安全性存疑。
退一步，即便陈光诚自由了，安全了，即便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共妥协了，放陈光诚一马，又能怎样？其他异见人士，维权人士是否也自由了，也安全了？美国是否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施加更大压力或者中共是否从此改邪归正对人民做出更多妥协？陈光诚的事件仅是一个个案，充其量是中美政客的一宗交易，不具有普遍性，一方面民运人士缺乏陈光诚的勇气与坚韧，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不会对任何被打压的人都给予同样的待遇。美国人做事也是有原则的，他们做什么，怎么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自己做什么，怎么做，利比亚人民不造反，战斧式导弹也不会落到利比亚政府军的地盘。
陈光诚的出走与秦永敏的婚宴再一次揭露了中共的虚伪，这种揭露已经足够多，一次又一次，还需要多少次的揭露？多少次的牺牲与无奈才能让思考着清醒起来？人们似乎麻木了，麻木到去关注，去争论那些无足轻重的，有些“矛盾”的“细节”，不断的在揣度谁在扯谎。可能根本就没人在扯谎，说法不一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一种隐秘的、见不到光的、异常强大的、无法证明的，无法抗拒的威胁在左右着事态的发展与结局。这种威胁在陈光诚的问题上只可能来自于大权在握的人。
专制思维的显著特征是固化秩序，追求稳定。这似乎有些极端。质疑者会说，民主制度下也有这样的特征，莫非致力于固化民主秩序的人也是专制思维？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区别需加以强调：专制思维是将秩序当作优于或高于一切其它价值的价值，这一价值在与其它价值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秩序。而民主社会，秩序是可以破坏的，在自由与秩序发生冲突时，破坏秩序也是一种权利。专制的秩序是少数权力者力图维系的，不容动摇，不容置疑，而民主的秩序是多数的选择，可以根据多数意愿的改变而改变。专制的秩序是依据专制者的需要或意愿随意设置的，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个个角落，民主社会的秩序是法的秩序，权利义务明确，任何人都没有随意设置，超越的特权。
专制思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仅仅是手段。看到大棒，我们无比愤怒，看到橄榄枝也需要格外防范。中共的独裁统治毋容置疑，其合法性荡然无存，已经无需再多的证明。当我们说共产党是一个犯罪集团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再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罪犯。很多人搞不清这一逻辑关系，一听到犯罪集团就反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赵紫阳、胡耀邦、温家宝是罪犯吗？对一个集合概念做个别对象式反问，没有什么是可以扯得清的。
专制下的秩序、稳定正在现实地侵害着包括陈光诚、秦永敏、姚立法、冯正虎、江天勇、古川在内的很多人的自由。获得自由必须首先考虑如何打破这一秩序与稳定，而不是维系这一秩序与稳定。这既是不同于专制的思维方式，也是一个常识，旧的秩序与权威不打破，新的秩序与权威就无法确立。
有一种划分：共产党内分血债派与非血债派，专制保守派与民主自由派。依据这一划分，一些人建议坚定的支持非血债派和民主自由派。我以为，这一划分缺乏事实依据，对此不宜急于表态。急于表态非但不利于被支持者反而会被极早的赶出局，想帮忙是件好事，可是要帮了个倒忙，就乐不起来。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例证。
有一种说法：形势趋紧是暂时的，是为了十八大权力的顺利交割，交割完成后，形势会大为改观。对这样的假定，本人并不乐观，因为没有乐观的理由。权力顺利交割的最简单办法是取悦于民而不是相反。
专制思维有一个显著地特征：固化秩序。固化语言、逻辑、道德、法律、价值的秩序，从而实现统治权力的稳定运行——稳定作为固化的成果是至关重要的指标，没有稳定，所谓的固化就是自欺欺人。于是，专制思维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稳定为借口铲除一切“不稳定因素”，哪怕这种不稳定因素是潜在的或仅仅是意识上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专制思维者总会草木皆兵，因为他们把一切正常的行为，正常的表达都看作是对秩序的挑战——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挑战，誓死捍卫。
固化秩序的思维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存在，其社会危害性无从谈起，就像对真理的绝对性认识一样，不过是一种超现实的个人意念。但是，这种思维一旦与权力联姻就后患无穷，专制的思维与绝对的权力就会联手扼杀他们想要扼杀的一切——哪怕是一场欢庆的喜宴。这样的喜宴在他们看来是破坏稳定的萌芽，需要按照他们的意志，严格的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婚宴都敢破坏、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陈光诚安全了吗？自由了吗？这件事出来后，最初有人认为陈光诚自由了，逃出了“地方势力的魔爪”，后来不再谈“自由了”，改叫“安全了”。其实是否安全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陈光诚是否可以见到他想见的所有人，他在医院，是否他的朋友可以自由探望？如果可以与陈光诚自由的想见，他的安全性就是可见的，在地方之所以我们认为陈光诚不安全，就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不可以与陈光诚自由的想见，他就不过是逃脱了“地方魔爪”而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中央魔爪”之中，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其隐秘性更强，安全性无法确定。
地方对陈光诚的做法绝不是地方的任意行为，否则地方早就让他消失了，就像“躲猫猫”、“监视器失灵”，总能找到理由，而根本不用管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对陈光诚的判决及其后的软禁都有背后的黑手，这样的事应当不是什么秘密。再则，如果陈光诚真的因为到了“中央的魔爪”中就安全了，我无论如何想不出他要选择去美国“学习”的更充分的理由。美国郑重的担保实际上更能说明陈光诚的安全性存疑。
退一步，即便陈光诚自由了，安全了，即便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共妥协了，放陈光诚一马，又能怎样？其他异见人士，维权人士是否也自由了，也安全了？美国是否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施加更大压力或者中共是否从此改邪归正对人民做出更多妥协？陈光诚的事件仅是一个个案，充其量是中美政客的一宗交易，不具有普遍性，一方面民运人士缺乏陈光诚的勇气与坚韧，另一方面美国人也不会对任何被打压的人都给予同样的待遇。美国人做事也是有原则的，他们做什么，怎么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自己做什么，怎么做，利比亚人民不造反，战斧式导弹也不会落到利比亚政府军的地盘。
陈光诚的出走与秦永敏的婚宴再一次揭露了中共的虚伪，这种揭露已经足够多，一次又一次，还需要多少次的揭露？多少次的牺牲与无奈才能让思考着清醒起来？人们似乎麻木了，麻木到去关注，去争论那些无足轻重的，有些“矛盾”的“细节”，不断的在揣度谁在扯谎。可能根本就没人在扯谎，说法不一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一种隐秘的、见不到光的、异常强大的、无法证明的，无法抗拒的威胁在左右着事态的发展与结局。这种威胁在陈光诚的问题上只可能来自于大权在握的人。
专制思维的显著特征是固化秩序，追求稳定。这似乎有些极端。质疑者会说，民主制度下也有这样的特征，莫非致力于固化民主秩序的人也是专制思维？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区别需加以强调：专制思维是将秩序当作优于或高于一切其它价值的价值，这一价值在与其它价值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秩序。而民主社会，秩序是可以破坏的，在自由与秩序发生冲突时，破坏秩序也是一种权利。专制的秩序是少数权力者力图维系的，不容动摇，不容置疑，而民主的秩序是多数的选择，可以根据多数意愿的改变而改变。专制的秩序是依据专制者的需要或意愿随意设置的，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个个角落，民主社会的秩序是法的秩序，权利义务明确，任何人都没有随意设置，超越的特权。
专制思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仅仅是手段。看到大棒，我们无比愤怒，看到橄榄枝也需要格外防范。中共的独裁统治毋容置疑，其合法性荡然无存，已经无需再多的证明。当我们说共产党是一个犯罪集团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再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罪犯。很多人搞不清这一逻辑关系，一听到犯罪集团就反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赵紫阳、胡耀邦、温家宝是罪犯吗？对一个集合概念做个别对象式反问，没有什么是可以扯得清的。
专制下的秩序、稳定正在现实地侵害着包括陈光诚、秦永敏、姚立法、冯正虎、江天勇、古川在内的很多人的自由。获得自由必须首先考虑如何打破这一秩序与稳定，而不是维系这一秩序与稳定。这既是不同于专制的思维方式，也是一个常识，旧的秩序与权威不打破，新的秩序与权威就无法确立。
有一种划分：共产党内分血债派与非血债派，专制保守派与民主自由派。依据这一划分，一些人建议坚定的支持非血债派和民主自由派。我以为，这一划分缺乏事实依据，对此不宜急于表态。急于表态非但不利于被支持者反而会被极早的赶出局，想帮忙是件好事，可是要帮了个倒忙，就乐不起来。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例证。
有一种说法：形势趋紧是暂时的，是为了十八大权力的顺利交割，交割完成后，形势会大为改观。对这样的假定，本人并不乐观，因为没有乐观的理由。权力顺利交割的最简单办法是取悦于民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