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今年春节到两会期间，我主动流放回福州。期间我和游精佑等数人搞了三次“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第一次是3月3日到琯头青芝山拜谒中华民国国府主席：林森藏骨塔。第二次是3月5日鼓山“恢复”“三民主义”。我们在鼓山眺望台往涌泉寺不远处的一个小亭旁看到这个摩崖石刻。仅存“民主万岁”四字。其实前有“三”，中间有“义”，两个字被毁，所以我们搞行为艺术“恢”复之。
3月11日的厦门行，被《苹果日报》所报道，《苹果日报》将之与广州多名年轻人前日举牌要求胡锦涛带头公开个人财产做了一个比较，意图论证改革是可行的，而“改革已死”是不可行的。《苹果日报》报道4月1日说，广州、厦门两地最近分别有人示威，却有南辕北辙的下场。广州多名年轻人前日举牌，要求国家主席胡锦涛带头公开个人财产，不但没被驱赶，更获围观者叫好；北京学者陈永苗、游精佑与多名网友，上月 11日在福建厦门，隔海远眺台湾金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举起“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牌子。他们将这示威当成行为艺术。一度被公安带走扣查。《苹果日报》报道之后，引起多家国际媒体转载，甚至被登上中华民国脸书主页。
著名政论家陈子明在最近一期《领导者》杂志发表《从“改革”到“革政”》 。1995年，思想家李泽厚和刘再复发表了名为《告别革命》的对话录，俨然是“革命”的死亡通知书。但是到了2006年，青年思想者陈永苗写了一篇《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此后，“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说法越来越盛行。
很显然，“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成为超越“告别革命”历史高度的口号。《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著名社会活动家李伟东，把我们列为六大思潮之一，他说最右的一拨还有一批人，就是“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把中华民国请回来。
“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可以说致力于树立两个这样的评价标尺：一个衡量同类人努力的价值，标准在于其结果距离所要抵达目标的靠近程度，而不是其努力有多艰难，说真话是很难，但没屁用。其二，实际利益与行动与否成为划分官民立场标准，按照宪政的标准，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利益，而不是说了什么，才是好的。
我们所身处的大陆六十年，真是黄粱一梦，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致力于打倒的改变的，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恶毒上百倍。站在民国高度来看，我们是一群蚂蚁，身处大魁安国。蚂蚁国的改革，把自己说成人，或者像人进化。只要坚守改革，就意味着我们还是蚂蚁。所以：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改革已死
2011年10月，我到成都大邑参加由杨帆召集的辛亥百年讨论会，与会者有杨帆、李伟东、秦晖、萧功秦、徐友渔、张木生、黄纪苏、祝东力、吴伟、曹锦清、樊建川等20人左右。近代史讨论会更关心当下时局，试图“超越左右”。我回北京之后在微博写了几个观感，其中最为关注“范式变迁”，改革范式已经接近虚无。我看到，对政改的信心逐渐消失，或有或无，虚无缥缈。暴露出来的是“四五”一代的焦虑、怀疑和渴望，“我们要”不再是八十年代的“我们一定能”。
可以看到将来一种倾向：以社会为出发点，直接目的和承载中国出路之地，以社会压倒虚化秩序，从而为重建秩序预备。以正义感和常识作为基点来“超越左右”，已是行动产生共识。这样共识不再是党内路线斗争，与党内性断裂开来，狼奶吐尽；也是改良的终结，党内思想不再牵引政改。新“社会”主义灵魂和党外性在复兴。
新的范式从可预期性结果来奠定政治立场。我的“改革已死”，正是在回答到底会不会政改中诞生的，不政改，怎么办。政改用得着讨论么，根本就不用讨论，这是一个确定和自明的，干嘛要讨论？讨论能解决什么问题，政改问题不是言论自由问题，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当你有了枪支，不用讨论就实现了；当你只有嘴巴，比较有用的，就是给专制者口交。我们以“改革已死”拒绝党内民主派的绝望立场，来迫使他们背水一战，彰显在人民面前。现在中国需要的，并不是各种共识，或者方向感，而是对底层民众的帮助。不要说真话，不要主义，而要金钱道义支持。请精英支援维权运动。
我在开会中说，80\\90后想的与四五一代有很大不同。四五一代对革命老父亲，80\\90后对他们改革父亲，在叛逆中彻底地否定了前者政治方案的预设前提，也就是对目标的方法或手段反思，两阶段趋于政治成熟。80\\90后是改革为自己预备的掘墓人。三个范式终结于他们身上一并实现。我更愿意与他们坐在一起。
改革“悲剧”了，刚刚看到一点点狗屁希望，就要被专制父亲与改革母亲共生的孩子推翻了，就像资本主义自己诞生了掘墓人。后改革确实想继承改革遗产，但不久会有“从未改革”激进思潮兴，且改革之后的农民工和蚁族革命将扛着改革理想进行。后改革或者“改革已死”，是夹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海绵。
1949年之后自由右派与《西游记》关系可以描述如下：1956年之前自由右派大闹天空，遭到如来毛泽东56到78年的“五百年压在五行山下”，被唐僧邓小平释放出，保邓小平改革“西天取经”，为了改革，把一切都压在“改革”上，因此带上了“猪圈”不可自拔。可是“西天取经”如果是个历史骗局，只延续专制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框框下搞改革，本来就是个历史骗局。
关键在于我们要站在未来，来鸟瞰当下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用来资产重组。过去和现在的整体局面，已经无药可救。当取得自由一丁点进步时，这个就说明比争取自由更加重要的事情逼近了，虎口夺食的自我保存，生死问题靠近了。凡是改革的获得，就意味着失去更多的东西，凡是改革中的喜悦，就意味着更大灾难。
与其反驳他们，不如建立自己，如建构“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理念，自己建立了，他们就破落了，成了谬论。当取得貌似争取自由的这种进步的时候，说明比争取自由更加重要的事情逼近了，例如保国保命，虎口夺食的自我保存，也就生死问题靠近了。
越来越清晰，改革的言论推动，不是一种学问或者学术，而是一种希望，仅仅是一种祈雨。希望反驳没用，改革已经成为一种渴望的希望工程，目前的使命是不惜一切排除一切镇压一切的寻找改革的希望，不惜杀民众以作投名状。在绝望的沙漠中奄奄一息，濒临死亡中一丝对水的渴望，来证明自己不会死去。橄榄枝幻想与希望，并不是做。你想干什么之后，才会想“怎么办”，然后去想会碰到什么现实问题。这是行动的逻辑。共同行动产生共识，之外无共识，如本会是为了推动政改而才有各种主义路径思想。有了路，才有了走法。
退一步说，即使留点小缝隙，认为改革还有可能，那也不是说对民间诉说改革的希望，而失去大力推动改革。改革之路通了，革命自然被迫襄助，革命之路通了，改良立宪也只能被代表，如辛亥革命。孙中山对梁启超说，你的路功成，我随你，我的路功成，你随我。关键不在于共识，而在于谁先有路。革命派是改革派蜕变的。看《封神演义》，姜子牙刚下昆仑，圣人元始天尊赋予封神大任，但没有固定其政治派别，还是先去朝歌当一回改良派，然后再到西周演绎古代历史最为重要的西周革命。孙中山伊始是上书李鸿章的改革派。
革命的诉求，不外乎民生和自由，如果前革命和革命时期，把二者比较好的解决，那么革命就会是少流血或者不流血的，就可以避免革命恐惧症。
民众参与是被排斥，或者在宣传神话如小岗村邓小平要打压。改革原初意图，本来就是暧昧的，甚至在政治哲学上是死亡的，因为改革首先会用来维护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就意味着改革之死。所以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改革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已死意味着揭露改革时代几大信条是谎言：一、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二、中产阶级（包括有文化的小市民知识分子）领导推动改革；三；思想革命带来政治变革，舆论引导路线，也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终结。四、个人的知识、道德品格对于官僚集团的作用力等于零蛋，也就是道德政治的破产。
“改革已死”可以把民众抬到这样一个制高点：民众不再受改革希望的欺骗，改革当局除非能拿出实在的硬货或者强有力的政改动作，否则只能明你是玩把戏。这时候民众是站着，改革派当局就是一脸谄媚地跪着讨饶。
在1949或者1978年之后的共党政治历史，掐不出民主的水，在这里边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做无用功浪费时间。邓成，灭魏京生；赵成，也必灭大学生。
1949之后的历史，包括改革时代，封闭了现在和将来的路，窒息封闭了自由的生命，不构成任何历史启示的方向，将来只会是苦难记忆的档案馆。1949年包括1978至今的改革时代都是人性底线以下的，水平面以下，必须捏着鼻子忍受的阴沟里面。所以赞美或者感恩戴德的，都不是人，都是人形动物。
尽可能无视抹杀黑暗虚无化1949年的历史，是年轻人比较的出路。这段历史具有严重的核辐射，让他成为黑洞，是身体健康的保证。
民国当归
四五一代和改革派经得起慢悠悠的改革，胜似闲庭信步。年轻的我们并不是年老的你们，当经济危机降临，我们的身家性命需要加速度才能脱离危险。并不是上纲上线的赞美，而是从民国高度降临的苛责，才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最大心里推动力。谦卑使人进步，赞美世人沉沦。赞美改革将使全国人民溺死在改革阴沟里。
大陆是不可能民主化的。包括民国当归在内的一切努力在内，其目的在于将来动荡时不那么惨。改革已死是一个坚固的起点，以这个起点出发来构建政治立场，以前的一切悬空，就像基督教里面的新生。还有另外有个政治主体性，对台湾政治力量提出政治诉求，就像当下的革命呐喊，意义不在于其可行性，而在于塑造新秩序（返本开源）的努力。
可移民性是改革受益者的身份特征，注定改革已死。可是有一不同的是，现在绝大部分掌握资源的权贵，已经扎根于外国。在外国有根，这个对政改的可能性，影响特别大，几乎断绝了。可是当崩溃之前，即使没有希望移民的人，也都希望，或者觉得自己可以移民，那么所有的分化，其裂痕大不过夫妻吵架。所有对政改有利因素，不值一提，不会起作用。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不仅仅是极端自私残暴的，而且极为非理性的，做梦的，就像今天的改革派一样，中产阶级而一样。
我们得学习四五一代人那样基于自己受害，文革上山下乡的痛苦和改革中的希望喜悦，也就是忆苦思甜。建立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掉改革意识形态。如我的“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才对历史有反推动力，对现实有反作用力。
我们只能忆改革之苦思革命之甜，也就是乌托邦之美好，我建议说成民国当归，这样有现实的例子证据。找出一套套理论，证明改革与美好无关，中国命运承载在你们身上。建立自己，以摧毁党内性。利用他们的党内性和原罪，妖魔化他们，把他们当作五毛。也就是恢复潜在的敌我矛盾。
之所以民国，乃是民国更清楚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明天。只要是民国立场，肯定截然与1949对立。想切割的想法或者激情，可以被吸纳，只要提供民国。他们不外乎是一种想超出脱离当下的渴望。只要合适的外衣，都可以穿。
民国派的高度在于其彰显的民国宪政价值的绝对海拔，四两拨千斤，而改革派的阴沟臭气就在于其彰显改革的腐臭。在今天我宣布，改革就是宪政的敌人。民国以后至今，政治上是退步的，改革则是更大的退步。共产国是大陆的荒漠化，民主的沦陷。在荒漠中长出一棵白杨，还是春风永不度玉门关。
一个民国粉或者国粉的价值，是一个改革派的一千万倍。这个推理来自“国民党的自由是多和少，而共产党的自由是有没有”。我们对共党已经不想批判，这是一个阿猫阿狗都清楚的事情，再去批判显得很愚蠢，我们想批判的是与共党藕断丝连不清不楚的改革派。
民国派“消灭”了改革派，剥夺其灵魂内核，就如破鞋。民国蒋介石独裁无胆，虽民主无量却直选已经做到县级，今天经过三十年，选举还在村里，乌坎不外乎就是落实村民组织法，毫无民主推进迹象，而说成不得了的进步。这忽视民国视野，把倒退车当作更进一步的改革派井底青蛙的评价体系，能不能去死？穷的响当当好不容易来了五毛钱，就把自己宣布为世界级富豪。乌坎的反抗，确实曾达到这六十年农民抵抗的最高政治高度，但这仅仅是大陆的六十年，这六十年内的民主化努力，是被硫酸雾污染的，灰暗色的，并没有玫瑰色光泽的，千万不要把大陆当作中国，六十年当作中国历史的决定性。这两个将在中国历史科教书中成为耻辱的代名词。做诗的功夫在诗外：民国当归。
1949年之后，民国因素和社会遭到蹂躏，破坏、践踏和边缘化，但始终存在，可以作为反击光复的基地。于是乎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一致（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原初性），国内的公民社会重建与台湾的民主力量，作为中华民国真实的基地存在。
平潭模式对抗重庆模式
福建人民起来呼吁把福建划归台湾，是重大的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措施。邓小平有过类似的话。台湾舆论界开始有一种声音，在两岸谈判的时候，台湾对大陆提出领土管辖请求，把福建划归台湾，或者在台商聚集区成立特区，适用中华民国宪法。适用中华民国宪法并没有宪法障碍，因为大陆承认一个中国，中华民国才是其国际法上的主体。
对平潭政治特区的建立，“民国当归”的视野没有期待，而是乐观其“有”。 当然民国派关注它，是因为它有着一定“民国当归”的因素。一种居高凌下的俯视，价值与事实判断分离。看看党内民主派还有几年市场，似乎新市场在平潭和“民国当归”上。请记住，我们批判的是公知和党内民主派的改良立场，并不排斥有政改推进的措施，而且这个批判，并没有民国因素渗透进来，民国当归加进来的语境之下。正如我所说，“民国当归”的因素加入，使平潭模式变为唯一忍受，也是最后的“政改运动”。
任何政治措施，都有实际和精神两个层面，精神层面是通过背书，拉锯，精神搏斗出来的。平潭模式很难出现宪政结果我承认，但是始终有一种角力，我不会赞同赞美，但乐见其存在。平潭模式本身多大程度受制于中共官僚体制的惯性和政治的肮脏控制，目前还是未确定数，当然这是一个概率很大的结果。但是别把这个放大为唯一的规定性，即使是如此，漂浮于其表面的政改推进，因为增加了民国当归因素，而比知识分子的政改呼吁，具有正面价值。
用重庆模式压倒广东模式，然后再用平潭政治特区模式压倒重庆模式。重庆模式有着比较高的政治含义，而广东模式是个没有政治高度。只有平潭政治特区模式，才能压倒重庆模式。为了对抗重庆模式，政改派应该支持平潭政治特区模式只有平潭模式凝聚政改派才可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