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引言：威斯特伐利亚体制逐渐失效
现有国际政治秩序的大国主导特征以及各国民族主义政治具有全球正当性，完全基于十七世纪中期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尽管关于民族主义政治的出现还有其他学术证明，也尽管主权与人权的冲突一直是全球秩序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战略与人道的纠结，迫使全球大国要考虑战略干涉将内含于道义干涉的可能性。从“纯理论”角度讲，这也是“阿拉伯之春”发生至今又有叙利亚难题的内在逻辑。
全球化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失效之状不言自明，这也是美国传统战略主义政治家们的焦虑之一。比方说，基辛格一直希望中国的非民主政治制度不存在，而不是感受底层社会“民主宗教化”诉求，其原因就在于不愿看到大国政治失效暨勉强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边际效用。正如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边际效用递减一样，任何国际政治构架也有之。换言之，“小国政治”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不仅说明“建立在民族和文化基础上的国家被认为在其边境内拥有统治权”[1]之战略高于道义的界定失效，而且还意味着小国政治必然会对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暨非民主国家产生反向影响。恰如基辛格最近所言，“单边干涉或一个志愿者联盟的干涉全引发担心这一政策应用其领土国家的抵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2]。
一、“缅甸效应”的历史背景
然而，要说西方世界像道义干涉中东国家那样来干涉中国，至少在本世纪头三十年里不太可能。其可能的条件是中国内部发生社会崩解。关于这一项，我们不展开来研究，或将列为另外一个专题系列。而在“小国政治”兴起的全球化新格局下，也即道义影响远大于战略干涉的新条件下，中国已经受到“小国政治”的影响，以至于“小国政治”已经内化成中国社会推动民主的一种高能资源。
在地缘战略方面，缅甸之于中国，有类于波兰之于苏联，尽管其中有一些因素（如缅甸民族混战）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之于门户关系，“波兰效应”与“缅甸效应”则大致相当。在历史方面尤其如此。波兰在历史上是俄罗斯与西方大国较力的重点地理部位，而缅甸则是中国与十九世纪晚发地区大国日本较力的重点。抗日战争时，民国政府以弱势在英美大国帮助下，进军缅甸是最好的说明。民国对清代的政治继承自是帝国传统的一部分。如果不论二战时其作为同盟国应承担的战略责任，那么比之于后来冷战时期中共出兵朝鲜（亦不论阵营责任），两者均有传统帝国思想在起作用。民国政治具有较大的现代因素，而即在如此条件下，其修作前代史（即《清史稿》）仍将缅甸如越南、朝鲜、老挝一样列为属国关系，而非俄英法那样的邦交关系。
清王朝（帝国）以宗主身份对缅甸有可靠史料为证，如《清史稿》记载雍正时代其与景迈小国（现已并入中国云南，原地在今普洱附近）争向清王朝献贡的事情：“缅与景迈交閧（音“哄”，四声），景迈使至普洱求贡，乞视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柬埔寨），云贵总督鄂尔泰疑而却之。缅密遣人至车里土司，探知景迈贡被却，则大喜，扬言缅来岁亦贡。旋兴兵二万攻景迈，而贡竟不至。”[3]该事件说明缅甸非践行了其向宗主帝国的朝贡之诺，相反，还对宗主帝国的另一个藩属进行军事打击。至晚清，中缅关系由于英国势力介入，终至其摆脱了中国的藩属地位。
同样，至二十世纪中前期，缅甸民族主义意识发蒙，欲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引入日本因素。日本评论家田中正明在一份文献中，如此描述：“当时，缅甸有这样一个传说：被英国罢黜的王族的最后一个王子，不久将身着白衣乘白马从东方飘然而来。传说中将其称做雷帝。雷帝来了，解放了缅甸。”[4]后来，日本“南机关”的一位大佐率领缅甸（在日）德钦党的三十名志士返回缅甸。“民众还把日本军队看作是解放军来了，甚至端茶倒水，热情款待”。[5]
二、反传统时代的多方较力
无论是缅甸之于中华帝国（尤其清代）还是英与日，都是在大国政治下的被动选择。至缅甸军政府主动民主化之前，其“小国政治”的作用并未显现出来。在力量转移的场景之下，或与“小国政治”相平行的大国行为影响之下，传统力量仍有表现。因此，也突出了反“战略大于道义”之传统的地缘政治变化。战略与道义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其情恰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虽然法律与道德各有治域且不可混淆，但立法若不以道德为指针，必然会生出劣法、恶法。中国的立法实践已有充分说明，此处无须展开。
缅甸军政府的主动民主化当然系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面对也不再只是单一的该国军政府，而是各派利益均已端上台面。密松大坝项目停建是最直接的反映。同时，缅甸的变化也促使美国东南亚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有检讨中缅关系的分析文章说：“尽管表现上中国多年来与缅甸政府关系更加密切，但美国一直致力在缅甸民间传播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环保等理念缅甸人民全部乐于接受。而中国却最多只能提‘发展是硬道理，先后展后治理’等所谓‘中国模式’。”[6]
如果不考虑研究者的价值偏好，仅从地缘战略学上看“纯技术”问题，那么，可以这样说：由于缅甸几无事先征兆的主动民主而促成的美国在东南亚，以借助“缅甸效应”对中国开打的“观念战争”是显而易见的；“缅甸效应”合力于美国的“观念战争”对中国民主进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用中国俗语讲，叫“四两拔千斤”。缅甸军政府主动民主化给了中国朝野双方争执的最核心问题“军队国家化”一个参照：在野一方不必急于提“军队国家化”问题，以便让在朝一方有一个最后的心理底牌；在朝一方应当明白“军队国家化”是迟早之事，而借助军队可以提供的秩序要素来推进民主进程是无可避免的道义责任。
目前，“军队国家化”思潮特为中共最高决策当局所警惕，如《解放军报》在2012年6月4日发表文章，指出：“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观念，深扎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子’。”[7]次日，《人民日报》发表广州军区政委张阳的署名文章，再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话题[8]。此二者从反面证实了“军队国家化”思潮在军队内部的巨大影响。
总体上看，军内非党化思潮是国际战略动态的反映，因此以上两文均使用了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内媒体避用的“敌对势力”一词，且前者明确表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后者则强调“切实防止党员干部思想变节”，云云。
三、非传统安全的经济因素
缅甸因“小国政治”之非凡作用，站在了全球政治的路口上[9]：其一，缅甸改革将全面改观印度洋至太平洋板块的政治地理；其二，缅甸正在与西方（主要是美国）深度接触，以削弱中国对其政治影响；其三，中印关系因缅甸的变化而增加了不确定性。
国际战略学将反恐怖及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当作非传统安全项目来看待，而“非传统安全”这个敏感词汇的内涵仍有待扩展。很显然，日本对含缅甸在内的湄公河流域五国之经济援助[10]，不太可能暗含有“雷帝自东方来”的意义，但是，它也是针对中国而增加的非安全因素，毕竟缅甸军方背景的民主化领导人吴登盛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紧紧握手。此五国中的柬老泰越均是东盟成员，此后发展形式或可类比于上合组织。
日本以经援进入缅甸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为西方商业力量的进入带来了可能，因此，随对华经济竞争而来价值观较量也不期而至。有研究报告指出：缅甸在电信、金融、旅游、制造业对西方开放之后，中国（以国企为主的）在缅企业将面临十分激烈的竞争[11]。而这种竞争正是缅甸军方民主政权所乐见的，这是因为近几年“由于缅甸对其强大邻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依赖日益加深，该国军方领导人和文职领导已对此感到不安”[12]。如此以来，就出现了十分有趣的逻辑质疑：（一）是不是中国传统性的地缘战略压力导致了缅甸的制度重置呢？如果是，大国政治必然的“负产品”是什么性质的呢？（二）缅甸形成的强劲“小国政治”影响会否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给中共国内政治造成压力呢？如果不，国企为什么要急着意识形态化呢？
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充分的文献及时政资料来印证以上两大疑问（四个可能结果），但国企“没有价值（观念）”却是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正是其“没有价值”或者表现出日常的空洞爱国口号之形式，它才急于将自身意识形态化。与其利益密切的媒体进行政策检讨可以说是一个信号。政策检讨说：“缅甸民选政府的产生，令大部分中国投资者感到欣喜，也陷入了迷茫：新的游戏规则如何确立，目前仍不明朗。”[13]
中国国企由于其特殊的分利机制，损害多数国民的幸福，而饱受国内网络舆论诟病，其在海外投资的盈亏情况暨财务透明度更是饱受质疑。对于此状，它仍习惯于使用宣传术语回应。正如维稳的利益化一样，国企在海外投资也成了借助“国家利益”名义而行的特殊利益集团行为。缅甸的水坝项目停建以及输油管道受到安全威胁是较突出的问题，而较为普遍的问题则存在于在非洲、中亚等地的投资当中。
结语：国企意识形态焦虑
正如普通百姓不了解“缅甸效应”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一样，国企突然的意识形态化也令他们摸不清头绪。在军方两篇态度强硬的文章刊出之前，国资委的副主任姜志刚公开讲“西方敌对势力打着‘维权’旗号，企图煽动我国职工群众制造事端”[14]；在姜的讲话一个多月前，则有中国航空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强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两支重要力量，一支力量是人民军队，还有一支力量就是国有经济”[15]。
事实上，国有企业一直在尽可能少缴税后利润，从而加剧了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程度。由于中央财政持续紧迫，在2010年末中央政府不得已调高了央（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石化、烟草、电信、发电诸行业由原来的上缴10%改为上缴15%，但是这导致了它们更强劲的涨价冲动，以致社会通胀加剧。归根结底，庞大国企并非纯经济体制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后果。这在中国模式的输出过程中，也遭到质疑，一如前面所指到的政策检讨，即其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别。
注释：
[1]&[2]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2012年6月2日文章，“干涉叙利亚有颠覆全球秩序的危险”（作者：亨利•基辛格）；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5日译介，第10版〈参考论坛〉，“干涉叙利亚有颠覆全球秩序之虞”。
[3]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582（列传315），第一四六六一页，《属国三•缅甸》；赵撰版本：中华书局，1977年（繁体竖排，简装48本）。
[4]&[5]参见田中正明，“虚构的‘南京大屠杀’”，载于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结束》，P342-372（在P347）；中译版本：新华出版社，1997，东英译。
[6]参见《凤凰周刊》2011年第35期文章，“中国缅甸政策检讨”（记者：周宇）。
[7]原文题目：“敌对势力妄图离间党和军队的关系”。
[8]原文题目：“解放军在非战争任务中要防盲目行动”。
[9]参见《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4月16日文章，“站在全球政治十字路口的缅甸”（作者：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哈什•潘特）；同[1]报，4月19日，同版。
[10]该项援助计划表明：2015年之前日本将对湄五国“投入74亿美元经援，并另建价值280亿美元的57个基础项目。
[11]&[12]参见香港《南华早报》2012年4月19日文章，“商业开放”（作者未详）；同[1]报，4月20日，第16版〈中国大地〉。
[13]同[6]。
[14]参见中国经济网（北京）2012年5月20日文章，“警惕敌对势力借维权煽动企业职工罢工”（原为国资委网站文章，5月18日）。
[15]同[11]4月11日文章，“推动国企私有化是‘外国阴谋’”（记者：吴国义）；同[1]报，4月12日，第15版〈观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