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笔者先后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和英国《经济学家》周刊驻京记者艾远征（Gady Epstein）先生，畅谈了自己从事中华民国历史研究的一些心得。畅谈之后回想一下，觉得自己的这些心得，最应该讲给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本国人士听一听。作为所谓的九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名党员，笔者也刚好拥有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参政议政的公民权力。尽管以《习近平应该怎么办》为标题，公开讲出本文中的这样话语，对于笔者来说可能面临着一场牢狱之灾。
笔者认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全面动荡的末世时期。按照中国传统儒学以“莫须有”的天道天命天理天意为根本依据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像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薄熙来那样打着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为人民服务之类“存天理，灭人欲”式绝对真理的神圣旗号，穷凶极恶地从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暴力的乱臣贼子野心家，在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或者说是依法治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大陆中国，是注定会层出不穷地不断涌现的。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关心大陆中国未来走向的外国朋友，都没有必要对于大陆中国即将出现的社会动荡，表现出过度的恐惧和 焦虑。道理很简单，1912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已经为当下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预备了三种优质资源。
第一种优质资源，是民国初年现代议会政党的良性建设试验。1912年8月25日，原本是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在宋教仁的主持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联合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从而成功实现了革命政党向现代议会政党的成功转型，暂时缓解了民国初年层出不穷的政制纷争。1913年3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权为民所赋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活动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等人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新落成的众议院举行开幕典礼，参、众两院到会议员共682人，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及中外来宾列席会议。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委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来祝贺。假如没有国民党内部孙中山一派人，利用宋教仁之死挑起发动国内战争，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曲折，大陆地区的民主宪政制度，也是应该早于台湾地区而成功实现的。
第二种优质资源，是以陈炯明、赵恒惕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所从事的联省自治的良性建设实验。毛泽东当年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曾经不遗余力地参与过湖南省的联省自治运动。
第三种优质资源，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的能够与欧美现代文明社会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大同博爱的普世性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正常接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
在这三种优质资源中，最没有政制风险也最具有建设性的，是第三种的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学术研究和自由讨论。只要以习近平为最高首脑的新一届中共执政当局，有开放言禁、解除新闻管制的胆魄和胸怀，经过十年左右的充分自由的研究讨论，不经过权为民所赋的正当合法的授权程序，便可以随时用于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为人民服务的公天下、抢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的中国传统儒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野蛮落后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是完全可以被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所通行的普世性的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大同博爱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所置换替代和包容覆盖的。像 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薄熙来那样打着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为人民服务之类“存天理，灭人欲”式绝对真理的神圣旗号，穷凶极恶地从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暴力的文化土壤，将不复存在。
在这三种优质资源中，最具有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的，是联省自治——也就是以县级和省级政权为基本单位的一人一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自治和民主授权的政制改革，以及国有及民间私营工商企业跨县、跨省联合自治的行业商会——只要习近平及其新一届执政团队，愿意从县级和省级开始，逐步推行地方自治，以及工商企业的商会自治，就可以逐步像美国的联邦政府那样，把外交和军事之外的所有地方性权力和地方性责任，以量化细分的方式下放归还给地方基层政府，从而有效地分散化解大陆中国从1989年以来所积累的能量巨大的民怨风险，尤其是有效地分散化解成千上万怨民的进京上访；从而打破中共执政当局既垄断包办大一统的绝对权力，又不愿意也不能够承担整个大陆中国的绝对责任的政制僵局。
具体来讲，经过三到五年的预备期，县级政权的行政长官，是完全可以实现一人一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选举的。随着本土本地的县级议会和县长的行使职权，县委书记可以退居第二线，代表省级及中央政府执行由政治协商会议转型改制的县级参议院的领导权，在更高层面上相对消极地监督协调地方政权没有能力解决的政制性事务。在县级政府正式启动民主选举的同时，再经过三到五年的预备期，实现省级政权的地方自治。随着省级政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全面自治的逐步实现，以及从事非暴力公平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的全面开放、自由组织，中央政权的民主宪政建设，就可以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相关各方的协调互动之下，在大中国范围内有序展开。
作为太子党的一员，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胡锦涛和再前任的江泽民，拥有政制转型和路径选择的某种天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这里所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不是文明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正当法理，也不是习近平本人一再强调的权为民所赋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授权，而是中国传统儒教宣扬了几千年的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身份等级的不成文的习惯法——他在整合这三种优质资源方面，自然拥有最大份额的话语解释权。假如他在未来十年左右的任期里面，愿意并且能够像台湾地区的蒋经国那样，稳妥地推动大陆地区的政制转型，大陆中国像100多年前那样再一次爆发偶然性的辛亥革命的可能性，将会被成功化解，中国社会真正融入大同博爱的人类全球村的新纪元，将由此开始。假如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错失良机，充分整合利用上述三种优质资源，将会成为引导发动再一次偶然爆发的辛亥革命的另一个改朝换代的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
笔者认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全面动荡的末世时期。按照中国传统儒学以“莫须有”的天道天命天理天意为根本依据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像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薄熙来那样打着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为人民服务之类“存天理，灭人欲”式绝对真理的神圣旗号，穷凶极恶地从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暴力的乱臣贼子野心家，在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或者说是依法治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大陆中国，是注定会层出不穷地不断涌现的。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关心大陆中国未来走向的外国朋友，都没有必要对于大陆中国即将出现的社会动荡，表现出过度的恐惧和 焦虑。道理很简单，1912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已经为当下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预备了三种优质资源。
第一种优质资源，是民国初年现代议会政党的良性建设试验。1912年8月25日，原本是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在宋教仁的主持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联合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从而成功实现了革命政党向现代议会政党的成功转型，暂时缓解了民国初年层出不穷的政制纷争。1913年3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权为民所赋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活动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等人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新落成的众议院举行开幕典礼，参、众两院到会议员共682人，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及中外来宾列席会议。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委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来祝贺。假如没有国民党内部孙中山一派人，利用宋教仁之死挑起发动国内战争，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曲折，大陆地区的民主宪政制度，也是应该早于台湾地区而成功实现的。
第二种优质资源，是以陈炯明、赵恒惕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所从事的联省自治的良性建设实验。毛泽东当年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曾经不遗余力地参与过湖南省的联省自治运动。
第三种优质资源，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提出的能够与欧美现代文明社会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大同博爱的普世性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正常接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
在这三种优质资源中，最没有政制风险也最具有建设性的，是第三种的以人为本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学术研究和自由讨论。只要以习近平为最高首脑的新一届中共执政当局，有开放言禁、解除新闻管制的胆魄和胸怀，经过十年左右的充分自由的研究讨论，不经过权为民所赋的正当合法的授权程序，便可以随时用于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为人民服务的公天下、抢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的中国传统儒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野蛮落后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是完全可以被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所通行的普世性的以人为本、自由自主、财产私有、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大同博爱的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所置换替代和包容覆盖的。像 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薄熙来那样打着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为人民服务之类“存天理，灭人欲”式绝对真理的神圣旗号，穷凶极恶地从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暴力的文化土壤，将不复存在。
在这三种优质资源中，最具有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的，是联省自治——也就是以县级和省级政权为基本单位的一人一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自治和民主授权的政制改革，以及国有及民间私营工商企业跨县、跨省联合自治的行业商会——只要习近平及其新一届执政团队，愿意从县级和省级开始，逐步推行地方自治，以及工商企业的商会自治，就可以逐步像美国的联邦政府那样，把外交和军事之外的所有地方性权力和地方性责任，以量化细分的方式下放归还给地方基层政府，从而有效地分散化解大陆中国从1989年以来所积累的能量巨大的民怨风险，尤其是有效地分散化解成千上万怨民的进京上访；从而打破中共执政当局既垄断包办大一统的绝对权力，又不愿意也不能够承担整个大陆中国的绝对责任的政制僵局。
具体来讲，经过三到五年的预备期，县级政权的行政长官，是完全可以实现一人一票、权为民所赋的民主选举的。随着本土本地的县级议会和县长的行使职权，县委书记可以退居第二线，代表省级及中央政府执行由政治协商会议转型改制的县级参议院的领导权，在更高层面上相对消极地监督协调地方政权没有能力解决的政制性事务。在县级政府正式启动民主选举的同时，再经过三到五年的预备期，实现省级政权的地方自治。随着省级政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全面自治的逐步实现，以及从事非暴力公平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的全面开放、自由组织，中央政权的民主宪政建设，就可以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相关各方的协调互动之下，在大中国范围内有序展开。
作为太子党的一员，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胡锦涛和再前任的江泽民，拥有政制转型和路径选择的某种天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这里所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不是文明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正当法理，也不是习近平本人一再强调的权为民所赋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授权，而是中国传统儒教宣扬了几千年的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身份等级的不成文的习惯法——他在整合这三种优质资源方面，自然拥有最大份额的话语解释权。假如他在未来十年左右的任期里面，愿意并且能够像台湾地区的蒋经国那样，稳妥地推动大陆地区的政制转型，大陆中国像100多年前那样再一次爆发偶然性的辛亥革命的可能性，将会被成功化解，中国社会真正融入大同博爱的人类全球村的新纪元，将由此开始。假如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错失良机，充分整合利用上述三种优质资源，将会成为引导发动再一次偶然爆发的辛亥革命的另一个改朝换代的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
